再谈春运:火车票的社会属性

为了老婆从老家回来的返程票,我足足奋斗了大半夜。殊不知我的科研也不会有如此的心机。然而,正如俗语所言,好事多磨,我自然是连一张坐票都没有得到。现在坐在电脑前,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或许是哭笑?或许是无奈?而这种无奈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一张小小的火车票,也非散文家们所中意的乡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无奈,也是一种对于人生的迷茫。

我实在难以想象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刷票的人们会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经济学常识。在人们的私利收到严重威胁之时,所有的法律、道德和职业规范都如草芥般毫无生机。可以想象的是,每年的春运是中国人口流动数额最大的时期,而在此之前,则显然是全社会工作效率最低的时候。或许有人说,若工作环境不允许员工订购火车票,则效果是否会更好?其显然是一个幼稚的想法。因为此种行为不仅仅于提高工作效率无益,更容易激起员工本已烦躁的内心,进而导致更严重的后果。而事实上,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微观的,它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有着更深远的影响。

以前老有人说,中国人最不珍惜的就是时间。事实上,这种说法在春运之时彰显无遗。当全民都对着那个用5亿人民币做出来的本科水准的作业的时候,有谁又会去计量铁道部的垄断和非服务性意识所带给人们乃至全社会的损失呢?事实上,本该用于其他工作的时间被大量地运用到了12306的破网站上。而这种趋向性行为则最终导致了一个公共选择的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所有人在面对工作的同时却担心着自己两周以后的旅程,看到了全社会的工作效率低下,但是很多人却没有注意到潜在的问题。

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回乡的旅程不仅仅承载着我们对于故土和亲人的眷恋,也彰显出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属性,这一张小小的火车票也终于从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进化到了社会问题的高度。因为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供求关系,而是涉及到了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平效率等一系列问题。故而,仅仅依靠一个企业,乃至一个铁道部单方面解决,或者改善此类问题都是不现实的。这种不切实际主要体现在公司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博弈、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博弈等等。

而这就需要一个很好的中介力量。正常情况下,此种利益博弈只有政府方能解决。在商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政府往往扮演着第三方监督的责任。此种角色,在当今的欧美社会非常常见。只是很可惜,在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我们能看到的,不仅仅不是一个合格而中立的第三方监管,而是一个与虎谋皮、官商勾结的角色。于是我们看到了铁道部的垄断利益和他们永远不会有任何起色的服务意识。更重要的是,我们本已极其有限的科研经费和资源也源源不断的流入了垄断部门的口袋。事实上,此种行为,从表面上看,隶属于监管脱节,而真正的根源,在我看来,则是对于人的重视程度。

现代西方社会早已度过了那个残暴的圈地运动时代。他们当前所奉行的,则是一种基于相互奉献的商业和社会环境。此种环境最大的特点即为“以人为本”。此种“以人为本”与我们的以“领导”为本的文化有着天壤之别。如: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很多残疾人、在每个大楼的显眼处都有着无障碍通道标志、人们相互尊重而友好。而与此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在这张小小的火车票上看到的,只有对于人性的藐视和贪婪的欲望。如广为诟病的5亿元制造的一个漏洞百出的网站;永远难吃的火车套餐;17年未涨价却难觅踪迹的绿皮车;为了推广高铁而不惜停开广为欢迎的特快列车等。同时我们更看到了温州火车脱轨时领导和铁道部对于生命的蔑视。事实上,时至今日,次惨案的具体原因并未被大众所知晓(亦或,当前说法并无法真正说服大众)。

此种行为是危险的,因为它往往会触及社会的底层和核心结构。正如一个母亲不懂得去关爱自己的孩子,那她有怎么能期望自己的孩子在长大后来尽孝呢?一个对于权力不懂得去制约的政府和社会,其后果往往会导致公信力的积极下降和社会成员间的不信任感增加。这种增加最直接的后果则是社会结构的松散和社会阶层的明晰化。若是将时光倒退500年,此种结构分化恐难以引起严重后果。而在当今生产力高度集中,社会成员的分工合作日趋重要的今天,此种分化所带来的结果,恐怕是任何国家和组织都难以承受的。

一张火车票,寄托着我们的相思和文化。其背后却彰显着大量的社会学问题。它的存在与否,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他涉及了伦理、人性等方方面面。真的希望在某一天,当我坐上自己的火车时,也能掏出一本书,静静地阅读;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地成为一个消费者,而不是这张纸片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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