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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博士生涯结束的时候

在深圳待久了，便难以适应英国的气候。Bristol的无情拒绝、英国阴冷的天气、对未来的迷茫以及7个小时的时差终于让我早早地醒了。这次英国之行，严格上来说是无聊的，除了重新锻炼了下几个月没有使用的英语，并重新呼吸了英国的新鲜空气。如果一定要说纪念，那恐怕是只有来自兰卡的博士论文确认邮件了。在经历三个月的等待之后，我的博士论文终于被审稿人认定为可以提交。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各种问题以后，我的博士生涯结束了。而这篇文章，也算是回应我可爱的外审Edward的要求，在我自己的博客上Publish这个好消息（当然，他当时其实说的是我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嘿嘿）。

是否后悔当时选择读博士的决定？
如果现在要问我是否后悔当时读博的选择，我的答案是难以回答。四年的折磨，以及最近职场的失利，实在是让我见识到了人情冷暖的国际化。我不知道学术场今天被搞成了名利场和Publication means everything的选择标准时候，前辈学者们是否在天堂（如果他们进得去的话）心寒。美国tenure制度的建立，其原因本质是为了保证学术界的公平性和学者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只是在今天，这个目的似乎已经被人淡忘，tenure制度渐渐地变成了一道门槛，一道对于博士刚毕业的初级学者而言难以逾越的天堑。这种转变，对于学界，是福是祸，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这让我很不爽，同时也开始反思我的当时的决定是否正确。

我之所以没有完全否定，其原因是我坚持自己是个做学术研究，而不是去业界front office面对客户的人。因为与大多数人相比，我是理想化的人。我有时候并不那么在乎短期收益，却更愿意为了我自己心中那个隐隐的长期目标去努力。这种策略其实曾给我带来过不小的收益。当年读专科之时，我在那里做数学题恐怕会被人当作二傻；我在图书馆里去跟人家英文系的人抢报纸，恐怕对方也会匪夷所思。只是如果没有当时打下的数学和英文基础，恐怕今天我也不会有资格来写这个文章。所以，对于这种理想化，或者外人看来有些清高的坚持，我自以为是不错的。而同样的，我也一直很天真地认为博士生的学习过程更多地是应该打基础，而不是话大量的时间去做一些短期收益很大却难以持久的论文。因为，在我看来，一旦博士毕业进入职场，我们就不会有如此大段的时间再用来系统学习某个领域的知识了。

只是，我可能太高估了兰卡的博士训练和自己的能力，同时也太低估了职场的现实程度。或许在一个可以真正接触到学术前沿的顶级商学院，比如MIT，Chicago，UCLA之类的地方，我的理想可能还有一定的空间。而在我所处的环境里，如果博士毕业没有即将发表或者至少是under review的论文，找工作的形势就会非常严峻。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逻辑。一名非顶级学校毕业，且非世界一流的学者所指导出来的博士生，其博士期间接触到的话题和领域往往也不是一流和前沿的，同时训练也未必是极其严格的。这种情况下，其成为顶级学者的概率微乎其微。所以，在未来不明朗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自然会更关注他的当前价值。而这种价值是什么呢？那就是论文。可笑的是，这个逻辑其实与我某一篇工作论文极其一致，我却从没想过把这个结论套到我自己身上。所以，严格来说，我的水平也不是那么合格的。
读博的得与失？爱与恨？
不得不否认，我的两位导师：O’Hanlon和Peasnell教授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好人。John的耐心和细致，Ken的大气和张扬，真的是让我彻底改变了一些思考的方式。国人常说功夫在诗外，修养在画外。我个人觉得读博四年最大的收获，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专业的训练，而是来自于他们所教会我的一种思考方式——从实际出发，be reasonable。而现在想想，这种思维转变可能也有个副作用：即增加了我读博士的梦想程度。英国四年读博，英语水平自然是进步了不少，尽管在导师和我好友Justin眼里，我的口语与垃圾等同，我的写作基本属于乱码级别。但现在我阅读大多数的英文资料基本已经可以达到一定的速度和效率，且理解程度足以让我使用这门外语来学习一些我所不曾接触过的领域和知识。这种成功我是很满足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学习一门语言的目标不仅仅是用来日常交流，而是更应该能通过这门语言来学习更加高深的知识，同时与使用这门语言的学者和专家进行有效的交流。可以说，如果我是在国内读博士，那英语水平基本是到不了这个水平的。只是，在现在职场不明朗的情况下，此种语言优势又有什么意义呢？空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罢了。

不得不说，跟一个生活拮据，为每日三餐发愁的人去讨论理想真的是一个耍流氓的行为。英国读博的补助虽然比不上挪威等土豪国家，也比不上高大上的欧洲大陆，其资助额度还是可以基本保障衣食无忧的，其标准还是远高于国内同行的。这个资助额度终于让我也有机会赶了下世界潮流。我可以有iPad来读论文和报章杂志，可以有Kindle在国际航班上看各种畅销书，也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智能手机和第一款单反，更终于甩掉了我08年在东京机场买的那个烂表。更重要的是，这种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和自由也让我可以去自主订阅Economist等杂志，去听听那些德国原版的古典音乐CD，更可以在闲暇之时去拿着相机到处瞎拍。其实这种work-life balance的状态真的是需要钱来支持的。我虽然不那么物质，但是却真也没有达到看破一切的高僧级别。

兰卡斯特是英国西北的一个小镇。而英伦小镇的特色就是人们都会很友好。你会看到人们那种如孩子般真诚的笑脸。这种来自于内心的彻底的放松和平静是国人遥望而不可及的。在这种地方待久了，人的内心就会慢慢平静下来，而不再如年轻时候那样好斗。同样，在这种环境里，有时候真的可以感受到人性那种最本质的善和美，也可以感受到那种follow my heart的感觉。其实，这种平静绝对是一笔人生的财富。现实来说，内心平静可以延年益寿；更重要的，这种平静往往会让人变得善良，进而有很多朋友。

只是，文化的差异，语言的劣势常常也让我感受到了异国他乡的那种孤独和无助。找工作的时候，人家一句英语不好就可以把你随便打发；聚餐时候全场哄笑而你可能却呆若木鸡而不知其味。很多久居英伦的华人回国时候喜欢充大佬，往往打扮的人模狗样，却不知其在英伦只能靠中餐馆打工和出租房产来度日。没有人会明目张胆地来说种族歧视，尤其是当你只是学生，是他们的客户时候。英国人对待客户的态度绝对是一流的。但是，一旦这个客户打算成为老板的竞争对手，那英国人的脸翻起来也会同他们的天气一样的快，而且捉摸不定。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认可各种类型的成功，唯独忽略家庭的和谐。事实上，因为读博士，我跟我老婆（之前是女友哈）分开了四五年。这在兰卡的很多秘书眼里基本是难以置信的做法。欧洲人对于家庭的重视是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的。甚至于在面试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到家人的问题，比如老婆／老公是否愿意跟着来。英国学校对于新入职的教员，其旅行补助也是往往包括配偶和子女的。这种家庭观念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我现在的价值观。事实上，过去两个月深圳的生活也证实了这一点。其实家庭的和谐，是真的可以解决很多内心的波动的。
回国就业？其实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简单
国内的环境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糟糕。食物的风险会比较高，但是价格却也便宜的离谱（跟英国比）。事实上，在北上广这些大城市，人们的收入水平跟英国是持平的，甚至于还略高。只是我们对知识的尊重程度远逊于欧美，甚至于临近的日本，所以大学的教员收入往往是“拖后腿“的。这与欧美大学的做法差距比较大。当然，市场有效的情况下，其实定价行为与产品质量也是相对一致的。但是我却遇到了一个怪事。在跟国内某985高校讨论工作的时候，其给我的评论是”研究基础薄弱“。对于这个评价，我只能是哑然失笑。与西方大学招人时候的做法不同，国内高校似乎更喜欢俯视，其选人如两百年前美国的农场主选择西非运来的黑奴一般。这种感受对于应聘者而言自然是不太好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应聘者几乎是难以得到一个人所应得得到的最基本的尊重的。所以，简单的六个字，就成了我跟他们联系最后的结论。没有任何深入解释，也没有任何的social行为。

不过我一个朋友的说法让我很是欣慰。其实国内学者也都明白领导的过度自信和事实上高校本身资源的投资不足。现在国人有钱了，出国的人多，读博士的人数也就上去了。在国外市场饱和的情况下，的确有很多人会回流。按我那朋友说法，很多国内高校非常”自信“。没有好的论文发表（或者即将发表），非美国名校毕业的博士，他们是不要的。只是后果呢？自己大多数时候是贴了冷屁股，跟人家签的协议基本也成了废纸。而对于那些他们有可能谈成，对方也愿意去的年轻毕业生，他们却是熟视无睹的。

当然，我朝的学校还是很有钱的。他们虽然没有培养自己学者的动机，却愿意在你牛起来了以后出好几倍的价格来把你弄回来。这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啥有效率的投资行为，却可以在我朝大行其道。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悲哀还是笑话？对于习惯于此的人而言，可能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这就如同一个久居湖南湖北的人而言，他们会觉得红烧肉放辣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却难以理解为什么江浙人喜欢放糖。所以对于我这种求职者而言，此种境遇也是很尴尬的。
写在最后
按理说，博士毕业是一件大事，应该值得好好庆祝。只是，说真的，我现在反而很平静。看到那个确认的邮件，我其实并无太多感受。不知道这是源于四年的磨练已经让我看淡了一切，抑或找工作已经占据了我心头大半的位置？只有在Steve和Ed宣布我答辩通过的时候，我才是真正兴奋了一把。因为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我可以回到我老婆身边去了。其实，或许现在家庭在我心中已经是最重要的东西了吧。至于未来如何走，我不知道。如果做学术，我不知道我的理想还会坚持多久。国人有句话说得好，活在当下。其实这既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无奈，也是一种基于现实的知足常乐。曾经读博前，有人告诉我要三思，我不置可否。然而今天我却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因为博士生涯会把你带入某一个领域的某一个分支的某个弄堂里。这时候无论你是往前走还是退出来重新选择一条自以为合适的道路，其风险都会非常非常大。

这篇东西，也权作我中文版的后记吧。

随笔：再论会计研究

近日论坛上朱老师的一篇关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科研考评机制的文章炒得火热。其中心大意就是这个制度对于老教授们来说不太公平。因为新的制度调低了一些所谓党报和易操控的期刊的对应级别，同时提高了一些新兴期刊的档次，如北大光华的《中国会计评论》，清华和香港合办的《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谢谢Rainer指出的错误）等。事实上，朱老师可能有所不知，这两本期刊由于一直没有刊号，且要求严格的实证，并没有进入很多学校科研处的考评范围之内。论其质量，其实这两本杂志绝不逊于会计学的几本中文顶级期刊。与其所陈述的内容相反，对大多数中青年学者而言，这次的改革反而是人心所向的。这个改革，虽然其贡献肯定不能与几十年前拨乱反正去比较，但对该学院的科研却也是一种十足的进步。只是，像朱老师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就成了改革的牺牲品。

我本无意参与这种无谓的纷争，但是这个争论愈演愈烈，在我所在的某个会计研究的QQ群里也有了一些讨论。于是，正好借今晚这个空闲（看电视也就这么看过去了），我也写点东西，也算是应景之作吧。当然，写这个东西与我最近的心境也有关系。尽管最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提交和工作论文的修改工作，同时也投出去了一些简历，我却一点都没有感到轻松。相反，我其实已经有意不再做学术。但是我却没有好的出路。说实话，我目前的阶段，正好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阶段。论科研成果，我未必比得了国内的同行；论关系，我自然也是没有国内同行的优势；论英文水平，我却不是欧洲学生和本国人的对手。如此的结局的确令人心烦意乱。不过既然如此，也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了。一切淡然处之吧。不知是否纯属巧合，今天这篇文章，与我之前的一篇关于会计研究小文章的出炉正好相隔一年。

今天这个文章，聊以作为我读博三年的一个中文版总结，同时也作为我的一个阶段见证。考虑到这毕竟是一篇博客，我就不仔细校订细节了。如果有什么错误，还请大家指正。当然，我也不按照学术惯例来写引用和参考文献。如果诸位需要更专业的资料，请直接参考JAE的文献回顾。

从实证方法开始讨论
实证方法对中国的会计学和经济学研究者而言其实是全新的东西。至少在2000年以前，能做实证的科研人员屈指可数。事实上，就我读研的母校而言，在我2007年入学之时，实证方法依然是个全新的东西。尽管我很幸运地找了当时在我学院唯一做实证的导师，大部分的同学却未必如此幸运（当然，他们也不想做研究）。实证之不被待见，有一事例便可窥见一斑。当时我母校的争论之一就是实证和规范到底哪个更重要？有大胆的老师在课堂上公开讲：实证不就是两列数据放到一起来比较么？这种研究有何贡献科研？而在一些传统会计名校，一些名教授，甚至于著名的葛家樹教授都在自己的专著《西方财务会计理论》和一些会计研究的文章里放一些”昏话“。其大意大概也是类似，他们大多实证方法需要基础数据或者数学方法验证，无法契合现实抑或缺乏应有的理论贡献。当然，初想来，这些说法的确也没有错。但是问题是，学术研究又有哪些能”百分之百契合实际“的呢？而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其实并不太了解实证。
1. 到底什么是会计研究呢？
  讲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就我自己粗浅的知识来谈谈对于研究浅显的理解。其实会计学，尤其我相对熟悉的财务会计理论而言（管理会计还是让jyo老弟来补充吧），其核心研究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会计才是最好的？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拓展开来为：我们的会计准则或者目前的会计体系，应该向着哪个方向来进行修正？按照目前网上提问通用的”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的规范来说，我们的研究其实都是在围绕着两个问题在展开：我们目前的会计准则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这些问题应该如何来修正？其修正的效果又如何？这些问题初看起来非常简单，其实则不然。以最简单的公允价值会计（mark-to-market accounting）而言，国内大多数的学者都会认为公允价值会因为市价制度的不完善而影响其公允和谨慎性，同时公允价值的频繁波动会影响其谨慎性。作为一门平时的考试，即使是顶级大学的考博试题，这样回答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若要涉及学术研究，我们就需要去思考更深入的问题：1. 市价制度的不完善处到底在何处？是否有修正的可能性或者必要？2. 这种不完善性，如果存在，如何影响会计制度的完备？3. 这种完备性的缺失可否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4. 综合考虑，与历史成本法相比，其优缺点又在哪里？5. 以上这些问题的评判机制又在哪里呢？显然，这些问题要回答是不容易的。要回答这类问题，其实有两种方法（Approaches）可以选择：规范研究（Narrative）和实证研究（Positive Approach）。在1960年代之前的美国和欧洲（以英国为例），以及2000年以前的国内研究，大多数的会计学研究都遵从规范研究的范式。这类研究方式的出发点可以涉及上述问题的1，2，3，4和部分5的讨论。其要义在于通过演绎法的逻辑和一种类似于探究的思维来进行概念辨析，进而探讨。这种探讨主要涉及各方理论解释的可能性，并且究其论点，论据和证据链来进行讨论。此种研究方式的优点不言而喻，即可以参考各方利益，但是缺点也同样明显，即无法给出一个第三方的相对客观的判断标准和结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会计学本身学科的相对封闭性，这种讨论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解释”的逻辑漩涡。于是，这路研究发展到最后就变成了因为A所以B，而同时恰恰也有可能是B而导致了A。更重要的是，这类研究往往最后会导致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但是在这个领域，国内学者是吃透了几乎所有文献的。不信，你可随便问一个厦大或人大的教授一些传统的会计问题。我相信他们就利特尔顿和佩顿的研究可以给你讲一天。
  
  事情在1960年中叶有了转机。其时芝加哥大学的Fama和合作者French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这个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认为市场中的信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股价的波动。对于强势市场而言，这种信息-股价的转换速度会极其迅速，故而没有任何套利的可能。其实这种思维是一种典型的数学学科思维：即通过严格的假设来给出最简单的表达形式，然后逐步放开其假设，继而给出更符合“实际”的解答。循此，我们首先打破市场有效性假设中的强势市场假设，即我们认为信息-股价的转换并不迅速。于是，投资者就会有信息优势和劣势。这种差异便有可能给投资者提供套利机会。但这个问题本身属金融学范畴，Fama在他的两本金融理论教材中都有论述，而此处不赘述。而若这个猜想（Conjecture）应用到会计学中，就变成：会计信息如何来影响股票价格的波动？人们是否可以利用会计信息来套利？事实上，这个想法极大转变了近几十年会计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当然，在这一环上，我们国内研究者彻底是被抛弃了。毕竟那会儿我们的教授们正在“修理地球”呢。
  
  按照Kothari在他2001年所著的《资本市场中的会计研究》一文所述，Ball and Brown (1968) 以及Beaver（1968）的文章均给出了这方面的证据。只是与国内研究者往往简单解读，仅认为这两篇文章是主要关注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所不同。事实往往与美好的祝愿相悖。这篇文章的原始动机仅是希望通过会计数据与股票价格的关系来给fama的EMH假说一个经验支持。只是他们自己都没想到这个文章居然开创了一个时代。因为这篇文章的贡献，若从另一个方面来进行解读，即是：这篇文章给出了股票价格-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证明，即会计信息对于投资者而言是“有用”的。当然，这个层面的贡献与国内解读是一致的。于是乎，一手报表，一手市场，就变成了我们现在会计类实证研究的最经典范式。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或多或少都会转到这个上面来。而这种方法，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谓实证方法的原型。只是由于学者的高傲或者学术文献的特性（毕竟目标读者基本都是内行人士），此种逻辑在当代的学术类文章中鲜有提及。
2. 当代西方会计研究的基础在哪里？
  这种将会计的研究与资本市场相关联的方法，不仅仅提高了会计研究的“可靠性”，同时也使得会计学引入基础金融，经济学的知识变得相对容易。事实上，尽管目前美国和国际准则中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对于相关要素的定义与利特尔顿和佩顿时代的定义相比并无太多的区别，其理论基础，尤其是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于资本市场的作用（Implications to capital markets）已经被更新的经济学理论重定义。我经常会推荐我的师弟师妹们去阅读William Scott的《财务会计理论》这个入门教材。在这本书中，Scott在第二章给出了完全市场下的财务报告模型。在这个严格假定下，不确定性是不存在的。此时资产负债表上所有项目的期末账面价值均等于其未来产生现金流的折现值。而此时利润表的净利润则严格等于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净资产乘以市场回报率。这个模型就说明，市场越完善，资产负债表就越重要。而若打破这个完全市场假设，我们就需要引入不确定性。此时，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项目账面价值就可能是有偏误的（Biased）。而利润表则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修正机制。而这套理论不仅仅引领了几十年的会计学和公司金融的研究，同时也给后来著名的Ohlson（1995）模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只是这个思路有悖于传统的簿记（Bookkeeping），因而初学者难免感觉费解。但是这个知识点真的很重要。因为按照这个逻辑推下来，会计问题就不再是会计本身的问题了。事实上，在此框架下，前述的5个问题变成了：1. 不同的会计方法和政策选择从多大程度上会造成会计报表的数字背离其经济实质？这里的经济实质简单理解就是公司真正的表现；2. 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放到资产负债表上去？对于这类问题，无形资产，如人力资源成本的会计处理争议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故事来源Penman于2009年所发的一篇论文）。曾记得我读本科时候，我的本科老师还把人力资源会计作为一个很新鲜的“前沿”知识来衡量。如没记错，台湾的郑丁旺教授也做过类似的工作。事实上，按照上述理论，人力资源是不需要确认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力资源本身其实是无价值的，他事实上是通过公司所持有的其他有形资产来实施的。而这种经营成果就会引起有形资产价值的更大变化。言下之意，有形资产价值的变化包括两部分：1. 本身的增值；2. 人力资源的功劳。第一部分的增值通过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即可体现，而第2部分的增值则会被反映在利润表里。若将人力资源放入资产负债表，反而会导致重复计量问题（Double Counting Problems）。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在西方讨论比较少，而在国内却会比较多。这就是研究者的视角和知识层面的差距了。
  
  顺着这个逻辑往下走，会计理论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会计信息-资本市场的联系问题。于是我们看到70年代大量的文章开始讨论信息披露问题。若有朋友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会发现此类文章1970到1980年代出奇的多。像后来写出《论信息披露》（Essay on Disclosure）这篇神作的Verrecchia的成名作基本也是属于这个时代。而1970年代末的Jensen和Meckling的大作则是把这个研究推到了极致。因为信息披露本身不仅仅提供了投资者所需要的会计信息，更是作为公司内外的桥梁而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尽管在CPA教材中信息披露的内容从来都是一笔带过，在现实世界中，它的贡献可是不低于财务会计本身的（所以，我老婆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贡献也是大大地，么么哒）。事实上，没有信息披露，就不会有这几十年所有的实证研究了。当然，敏感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了，现代的会计研究是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的。
  
  而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研究则慢慢地转回了会计报表本身。当然这个分类都是基于我自己的理解，本身是非常不靠谱的。比如利用期权定价的思想，Healy等人开始讨论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问题。他们的观点主要认为企业倾向于在利润过高的时候进行平滑，而在利润过低的时候进行技术性扭亏。这种做法在西方可以理解为一种市场迎合策略（迎合分析师的预测）。而这种操控会导致企业所披露的盈余信息含量中应计类项目（Accruals）含量的提升或者降低。于是，有人开始用这个做文章，进而发展出了国人熟知的琼斯模型（Jones Model）及其修正版本。Sloan 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里则另辟蹊径，验证了这种盈余管理行为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而他们所使用的思想则来自于Kormendi和Lipe于1987年所作的关于盈余反应系数的讨论。Sloan的研究后来被Richardson推广，进而验证了不同报表项目的持续性。在这一脉络的研究中，Basu的工作不得不提。他利用反转模型巧妙地给出了会计谨慎性的证据。尽管这个模型的偏误在后来有不同的研究者提及，甚至于Ball，Collins等几个大牛都在这个方面努力着，这都不妨碍它在2013年被美国会计学会评为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可以理解的是，在这个阶段，大家的工作还是主要是面上工作，所做的测试主要是群体性测试。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在这个点赶上来，其实还是不难的。事实上，我窃以为，我英国导师上教授就是选对了这个时点发了几篇好文章。但是按照Dechow (2010)的说法，这类研究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无法绕开：即如何区分会计处理本身和盈余操控。因为即使企业完全按照会计准则编制报表，其中不涉及任何操控行为，其数据与企业真实表现依然有差距。这是因为“会计准则本身需要平衡各方利益”。
  
  2000年以后的研究则在我看来有细化的趋势。事实上，现在顶级期刊上的论文大多篇幅比较长，而且对初学者很不友好。前面所述的基础理论在文献中几乎不会提及，而且研究对象也开始慢慢地更接近本质。与上世纪90年代的工作相比，这十年的研究工作非常细化。顶级杂志上论文所涉及的话题千差万别，以至于根本无法归纳。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会计学研究的话题往往越来越微观，比如资产证券化是担保借款还是作为销售处理（见Landsman等人的研究），金融工具会计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处理可否进行盈余管理（见Dechow等人的研究），金融危机中银行所导致的顺周期效应与银行贷款方面会计处理的问题（见Beatty，Ryan，Vyas，Bushman等系列研究）。这类研究往往需要有深入的背景支持才能很好把握研究的来龙去脉。不信的话，可参见2010年JAE的文献回顾系列。我记得2001年的版本很早就有人翻译，而2010版的中文版翻译迄今没见到。就我个人而言，2010版本的文献回顾更细节，更技术化，读起来也虐心。
对于老一辈学者的挑战
由此可见，若要真正去理解现代的会计理论，研究者需要具备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础知识。而这些知识对于目前跟我同年的研究人员而言，尚不太难。对于一些老教授，或者七八十年代上大学的研究者而言，这里就有了很大的障碍。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所受到的经济学训练并不是严格的当代经济学理论，而是基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我大天朝的宇宙整理。诚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其自己的一套逻辑，其使用使用价值，价值，剩余价值，物化劳动，第一部类，第二部类等定义和一系列特有的逻辑也构建起了一套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系统。这套理论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虽然充满着“血腥味”和“霸道”的思想，其实也能解释大部分的会计理论（具体参见易庭源教授在资本运动理论方面的研究），但是对于70年代以后的基于当代经济学理论构建起来的金融和会计理论是无力的。当然，如果有朋友精于此道，也欢迎赐教。尽管很多老学者也慢慢学会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理性期望理论“等，但是由于其根基的不同，在阐述相关理论时难免相互打架，于是造成了他们研究的困惑。而更浅显的困难则是来源于技术层面。当代的经济学和会计学研究大多仰仗大数据和计算机模拟。这类问题在西方其实并不难解决。一则他们计算机普及比较早，起码比我们早了有10年，二则西方学术界有很好的合作机制。我不会我可以找人做嘛。但是在国内这个比较难。因为大多数的科研院校，即使到今天，都只认“第一作者”。而显然，论文的第一作者只能有一个，总有人是要落空的。于是渐渐地，科研合作就沦为“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境地。若再加上之前所述，由于知识和观念的差异，年轻的科研人员未必服气老一辈科研人员的”idea“。于是问题便产生了。这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为什么岭南的改革会让朱老师如此不快，为什么老牌的财经类院校要转型如此地艰难了。毕竟很少有我这个年龄的研究者会认同会计全球化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个故事听起来也有那么点道理，还有点阴谋论的意思（参见郭道扬老师于2013年6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中《会计制度全球性变革研究》一文）。但是这类问题，或许是由于面子，或许是国人倚老卖老的特色，抑或是别的原因，大多数老一辈学者是不愿意低头的。于是冲突就来了。
对于年轻一辈学者的挑战
但是老一辈的学者大多功成名就，大浪淘沙，历史其实已经给出了大部分问题的答案。相反，我更愿意谈谈我自己对目前研究的感悟。这话可能说的有点大，毕竟我手里目前没有任何像样的成果，说出来的话估计也没人信。好在这是我聊以自慰的博文，也不用面对严苛的审稿人。
1. 我觉得最难的首先就是选题。
  与几十年前的博士相比，我们所需要知道的背景知识实在太多。可以说，现在几乎没有哪个领域的研究是在没有任何背景知识的情况下快速切入的。顶级杂志现在的写作风格往往容易给新手一个相反的印象，认为要做一个研究很简单。事实上，我从读研开始一直也是这个想法，当然最后也尝到了苦果。因为要做一个研究，首先就要有个好的idea。但是idea哪里来呢？首先就是需要对某个话题有兴趣，并且了解这个话题的方方面面。一般来说，学科越是系统，这种切入过程就越难。就我本人所做金融会计而言，用句时髦话来说，这完全就是坑，而且不是坑爹的问题，而是坑了祖宗十八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华人圈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基于公司金融类的话题，如政治关系，家族企业，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信用评价等。因为与纯会计类的研究相比，这类研究无疑是更容易上手的。但是所谓有利有弊，这类研究正是因为上手容易，所以竞争激烈。大家不但要比技术，比手段，还要比“手快”。所以，其实这类研究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如果有个给力的老板，或许选题可以帮忙。但是前提是对应圈子里的顶级学校的具有顶级水平的老板。比如在国内，几所名校的顶级教授给你的题目或许可以很快问鼎《会计研究》，《管理世界》或者《经济研究》，而国外名校的教授则可以帮你问鼎AR，JAR，JAE，JFE，JF等。且不说遇到这种老板的概率，老板也有可能因为行政或者个性等原因而远离一线学术界。但是这种教授往往喜欢倚老卖老，尤其是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如果完全照着他们的过时思路去做，绝逼是没有出路的。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这两种老板我都遇到过，而其中导致的心理落差暂且不表。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以为老外人品会更好。相比较华人，老外有时候做事情更不厚道且更没有下限，而且他们群体的方差大的吓死人。我今天这个纪念文也是拜我某位老板所赐。
2. 其次是技术问题。
  看到这个，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要说计量。事实上，计量的问题在我们的圈子里已经是不需要再重复了（暗暗鄙视某些不懂计量的老教授们下）。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是，很多我的朋友们都过分重视计量技术了。当然，如果你是做经济学，甚至于是计量经济学方法方面的研究，那怎么矫情都不为过。毕竟某一个估计方法的偏误讨论可能都是能问鼎Econometrica那种大神器的。但是对于会计学的研究而言，如果过分重视方法细节，那么就可能无法估计理论本身或者文章所研究对象本身。玩计量方法忽悠下国内的杂志还可以，但是对于那些希望问鼎国际B甚至于A刊（我这里假定A刊为ABS的4星，B刊为ABS的三星），文章本身所显示出来的作者对于该问题的了解程度和文献的贡献才是最重要的。这种重要性随着期刊级别的上升而提高。另一个问题则是语言。尽管目前我的同龄人的英语水平相比前辈已经是好了不少的。但是离实用和流畅依然有着相当的差距。试想，如果你突然有了一个idea，需要知道这个idea的来龙去脉以及国外的研究前景。显然，这时候去通读几十篇论文应该是很正常的。这前提是这个研究不涉及大量非学术类资料的阅读。比如会计准则原文，比如SEC的技术公告，比如FSB或者什么国际组织发布的公告文件。甚至于，为了真正了解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我们还需要适当去阅读WSJ，FT，Economist等专业媒体的媒体报道。没有非常好而且精准的英语阅读能力，这个根本不行。当然，我不否认有些朋友英语的确好，但是这个语言实在是让我吃够了亏。当然，除了阅读，还有写作。因为太烂的英文写作可是会直接导致拒稿的哦。
3. 然后是制度因素。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谁都无法离开科研考核制度，无论是美国的tenure-track还是英国的probation，或者国内高校的千奇百怪的制度。要说为了饭碗灌水，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有，如我前面所述老板不懂装懂一般，谁都不是圣人。但是由于国内青椒的日子过得实在是过于苦逼（真不如卖青椒的），大家不得不绞尽脑汁去赚钱，去发论文。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华人群体灌论文已经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大量的博士生训练足或者不足都被送上了战场。早期的博士因主要面对国内期刊和审稿人，问题还不太大，毕竟大家都不懂。而他们一旦走入国际赛场，要参加学术界的奥运会，训练不足那是绝逼要害死人的。就我三年的博士经验，写一个自己完全没兴趣没激情的论文那感觉犹如钝刀割肉。以至于常常有人会怀疑自己当年读博的动机。而另一个制度问题则是国内的环境。如果诸位有幸读过任何一本英文版的财务会计教材，应该都不会对欧美的会计准则制定过程陌生。以美国为例，正常的准则制定基本是：危机-准则-二次危机-二次修订。而在修订过程中，业界的经验和学术界的分析结果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也导致了在SFAS发布的时候，往往附有详细的技术性公告，其具体阐述了FASB如何权衡各方观点以达到平衡。对于研究者而言，这类信息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尤其是2007年的新准则以后，在我看来基本是大规模的翻译工作。这种翻译直接导致了我国自己的会计研究基本毫无参考价值。更何况，我们通常需要在某些研究方面保证“政治正确”。而可以预见的是，在“政治正确”的框架下，会计研究的效用或者可靠性基本是难以保证的。于是，我们的研究就变得两边不是人。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我们的研究无法提供基于欧美市场的解读；对于自己人而言，官方不但不感谢你提出问题，还有可能直接被拒稿。或许，这就是李真和陈冬华在他们的那篇散文《私奔 • 乡土 • 城邦》中所述的困惑吧。
写在最后
这篇文章其实算不得任何的学术文章，只是写出来聊以自慰。在这篇文章中，我并不打算说实证一定会优于规范文章。事实上，实证也好，规范也好，他们都只是叙事的方式而已。其真正重要的，是其背后的逻辑和感悟。其实一篇成功的文章，光靠模型是不行的，光靠说理也是不够的。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是使用规范的思路来描述文章的理论，然后利用规范的实证方法来进行验证。其实实证，尤其是经验研究，所能作的也就是这个。经验研究本身并不能推出任何理论，他只能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所以，如果作者无法做好文章的理论部分，实证做得再漂亮也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大多数学者还是有自知之明，而且是要脸的。只是国内的环境差异，导致了很多学者的眼界相对比较窄，且由于不问世事，而干脆没有对国际前沿的研究有适当的了解。国内所谓的实证和规范之争，表面上来看是一种研究方法之争，其实更多地是利益的纷争。其实对于基础比较好的年轻学者而言，要写出比较好的规范文章并不是难事，而对于很多能真正写出好的，与国际接轨的规范文章的学者而言，要做出实证也不是难事。举个例子：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和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上很少涉及大量模型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的水平并不低。尤其是后者，其脚注往往会给出大量的学术类文章的引用。而国内的问题，如文中所言，很多不懂实证的学者并不仅仅不懂实证方法，而是缺乏最基础的经济学训练。而这，问题就严重了。

然而，我有时候还是非常羡慕那些老一辈的学者。首先，且不论他们所做的研究是否过时，其实现在想来他们的孜孜不倦和踏实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年轻一辈来学习的。这种学习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老一辈学者所做研究的年代，国内与国外其实是并不那么发达的，至少在90年代以前，很多学者所能得到的英文资料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们不得不通过自己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对于60年代之前传统会计理论的理解，对于现实问题的理解来一步一步建立自己的会计理论。如果诸位读一下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文章（就是在葛家樹教授他们开始大规模翻译FASB文档前），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理论体系是不错的。其实这个才是应该有的研究过程。只是，这些老一辈学者辛苦苦苦建立起来的东西被引入的西方理论一下子冲得粉碎。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其实是很享受自己的这个研究过程的。

所以这注定了，我们或许是比较悲催的一代人。因为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大量的西方理论。至少对我而言，我的本科教育其实还是基于相对传统的中国理论的。这是我在近日来重读英文版的财务会计和财务分析教材得到的感悟。或许我们跟上一辈比，我们有了更多与世界前沿研究和学者交流的机会，我们的语言水平和技术也有了质的提高。只是，相对于欧美而言，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注定了我们的会计金融学科只能跟着别人跑，也注定了我们的研究，哪怕通过一些技巧发到很好的期刊上，也很难真正来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现今的科研评价体系和导向彻底摧毁了我们享受研究和享受教学的资格。我们一边在为了论文疲于奔命，一边也因为下滑的教学质量而受到学生的诟病。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所以，我渐渐地坦然了。或许早点离开一线科研学术界，反而是一件幸事呢。毕竟我可以更早地去享受下生活和阳光，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而且也可以善待我的学生们。（全文完）

iPad版Office试用之Word篇（多图）

Update on April 23rd, 2017: Office for iPad近年来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更新。我也把我设备从iPad 2更新到了iPad Air 2。目前我感觉，Office for iPad的可用性已经大大提高，同时也增加了对Dropbox的支持。事实上，我最近的几次会议报告PPT都是用iPad来制作的。iPad上已经允许app通过微软服务器下载相关字体，所以目前除了公式以外，其套件已经可以支持大多数正常的应用场景，如文字编辑、幻灯片制作修正等。当然，如果你非要在iPad上制作复杂的效果，那只能当我啥都没说（因为这叫自虐）。

微软几个小时前发布了iPad版本的Office套件。对于这个套件，业界可谓已经盼望了很久，也传闻了好久。因为Office套件如果可以在iPad上运行，哪怕是只有最基本的功能，都能使得iPad的可用度更上一个档次。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把iPad当游戏机的。iPad以及iOS平台上所积累的大量的专业应用本身就可以让iPad变成一个学术利器。

这次微软发布的Office for iPad分为三个不同的APP：Word, Excel和Powerpoint。这个做法跟苹果的iWork系列极为类似。不过区别在于，Office套件并不单独出售，却单独提供免费和收费功能。免费功能包括Office文档的阅读浏览，而收费版则为全功能版本，用户可以在iPad上对Office文档做一些基础的修改。而获得全功能版本的代价则是成为Office 365的订阅户。这个是不便宜的，即使是微软学生用户，价格依然高达54英镑/4年。而若是普通用户，则价格更贵。具体的价格会因地区而不同，请自行查询。由于我平时写东西用Word比较多，第一篇就从Word开始吧。

Word for iPad启动界面-同Windows版的Office 2013如出一辙

输入Office 365账号后通过网络验证便可以进入全功能界面，其中提供了大量好看的模板。而且界面布局也充分考虑了触摸屏用户。与提供给Surface的Offce版本相比，这个版本显然对触摸屏做了更好的优化，但是功能同时也弱化了很多。

由于考虑到iPad作为便携设备，更多是用于修改文档而不是全新文档的撰写，我便不测试全新文档建立工作，转而寻找现有文档。一般现有文档打开在iPad上有两种方式：即使用传统的Open In功能从其他程序转入Word，或者直接在Word中打开。而关注的重点则是在iPad修改后格式是否会变样。这点对于我等屌丝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Word for iPad与OneDrive配合很紧密。这种配合对于Office 2013的用户而言是很方便的。但是微软在这里也是很小气的，它不支持任何第三方网盘，如Google Drive，Dropbox等。至于国内网盘那就不用想了，主流APP，除非是面对中国大陆客户，否则都是不予支持的。这样大大地降低了其实用性。当然，我们完全可以使用Open In功能来规避这个问题，但是这样做也无疑会让工作效率大打折扣。

为了测试其兼容性，我故意选择了一篇学术论文，其中包括了公式，表格，编号和各种域代码。测试的目的则主要看格式是否能够正确显示，修改后个是否会大量的变化等。

01af4846d6d911868923d8e29ed3165f5404b6cc8d — 正从网盘下载文件

文档从服务器下载的速度并不快，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办公区域比较高速的网络的话。不过倍感安慰的是，文档初看起来还是不不错的。关键是他居然提供了Times New Roman字体。而在大多数iPad的APP中，这个字体并不支持。至少iWork和WPS就都没有。

: 这是一篇长文的目录，轻触条目，指针便会自动跳到文档相对应的位置。

表格的显示问题其实也是各类仿Office软件的重难点之一。事实上，很多iOS平台上的类Office软件基本都在表格的问题上栽了跟头。当然，作为Office套装的亲儿子，Word for iPad在表格的表现上自然是可圈可点。

但是等等，公式里面的希腊字母去哪里了？如Surface版的Office，iPad版本的Offce也不带公式编辑器。我不知道微软如此取舍的原因是基于技术还是商业利益考虑。但是从长期来说，没有公式编辑器的Word对于专业领域的应用绝对是大打折扣的。

而更要命的是，若文档为2010或之前格式，系统会要求调整格式。这个调整则是强制的，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用户若拒绝升级格式，文档将只能阅读而无法进行任何的修改。这点似乎是比较过分，因为我遇到了好几次2013和2010的格式不同的情况。当然，对于普通商业文档而言，这类问题可能并不是很大。

俗话说，越是怕鬼就越容易撞鬼。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我某次不知道干了什么事儿以后，公式居然都变成了红叉叉！而更严重的是，当我把Word文档回传给网盘，然后用笔记本打开的时候，所有的公式都变成了这样的叉叉。本来我还打算带着iPad当编辑工具来修改论文，现在看来得三思了。毕竟我是没那么好的耐心来把公式都重新输入一遍的。

017eb8dbf47a83eb01c275043cd41778e05172388d — 这公式难道是被枪毙了么。。。。

即使是最原始的版本，iPad版Word也还是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亮点，那就是显示所有的修改痕迹。这点真的是非常有用。因为这意味着我以后跟导师，朋友或者合作者开会讨论文章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对文章进行跟踪修改并且给出批注，而通过网络同步以后大家就能很清楚地看到。与桌面版Office不同的是，用户居然可以选择不同的显示方式：

当然，收费版与免费版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可以动手修改文档而后者不行。于是按照我平时使用iPad场景来模拟，我测试了给文档添加脚注，评论，并跟踪修改，插入图片等。总的来说，效果是很不错的。我想如果配上蓝牙键盘，在火车上利用这个Word来做一些基础文字修改工作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图片的移动略慢，这个可能是算法的问题，也有可能是iPad的性能局限。毕竟我用的是一台早已过时的iPad 2。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不错的作品。考虑到版本号仅仅是1.0，微软做出了一个大公司应该有的表率。他们几乎做成了一个可以立即上手用的产品，而不是如大多数的APP版，1.0基本是一个无法正常使用的状态。只是iPad版本的Word目前来说界面依然很粗糙，跟苹果的iWorks相比，流畅性也略差。更重要的是，这个移动版本的Word不带任何的数学公式编辑功能，这就注定了它的目标客户绝对不是专业人士，而应该更多的是面向商务客户。另外，Office 365的售价对于国内大多数用户来说也是贵了一些。

而从市场角度来说，Office for iPad的发布，对于苹果公司的三件套而言绝对是一场正面交锋。如果说Mac OS在操作系统市场上还能跟微软抢点肉吃的话，办公软件基本是微软的天下。对于商业客户和国外的大多数客户而言，Office 365的定价并不是大问题，更何况这个价格同时包括了5套桌面版Office的一年授权（学生版是2套）。对于国内的WPS而言，Office for iPad的发布在我看来应该是又一个灭顶之灾吧。

但是，无论如何，这三个程序给了我们一个用iPad来干活的理由，不是么？

规则与寻租：国人的思维困境

首先，这就是一篇拿来发泄和骂人的文章。所以如果有人不待见这篇文章，请自动绕行，You are still welcome。我没有打算把这篇文章写成学术文，更没有打算发表。所以我也不打算修正任何逻辑和语言。所以如果诸位看得不爽，请海涵。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个文章写得很浮躁，有人会觉得很愤青，甚至不符合一个博士研究生的身份。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希望在我盛怒的时候留下这个文字，以便以后告诉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们，我或者他们的父亲至少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还是有少许或对或错的思考能力，也是有少许良知的。

常言道，做人难，做好人更难。但是我要说，做一个中国人难，做一个无关系，无背景的年轻中国人更难。这个难跟你的学历无关，却跟家庭，关系，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易中天教授在某次活动中所言，我们泱泱大国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和历史，这注定了我们与西方的不同。在西方，所有的弱势群体会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在中国，除非你成为领导，否则，尊重只能在字典里看到。因为这里面涉及的，不仅仅是做人的问题，还是一种非常难以解释的思维差异。

所谓的爱国主义：搞笑？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曾与我的导师闲聊到关于中国的一些事情。他便问我，中国与英国在我看来有什么不同？我当时笑眯眯地开玩笑式回答了一句：It is here in this country that I start to understand how I am respected and how being respected feels like. (大致译文：我来到这个国家才慢慢懂得了什么叫被尊重，以及被别人尊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当然，很多人会说我这个答案过于愤青和不爱国。事实上，我老板都愣住了。我估计他原来是跟我半开玩笑，却并未曾想到我给出如此一个他无法接话的答案。于是老爷子来了句：You said you were not respected in China! （译文：你告诉我你在中国没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便笑了笑。没有再说话。因为在西方人眼里，他们永远是没有那个智商和脑子来理解天朝发生的一切的。更何况，对于他所遇到的大多数中国学生，也不太可能有人来跟他说这样的话。一则，大多数能留英的学生家境比较好；二则，这也需要胆量。

其实这种话我在国外也是不太愿意说的。更多的，在国外朋友表示中国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空气质量，户口制度或者计划生育的时候，我总是更愿意来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当然，我是说不出党报那种完全没常识和没脑子的话的，毕竟直接翻译这些原话跟告诉老外们中国人都是SB没啥区别。而且或出于尊重，或出于对我神逻辑的“敬仰”，他们总是对我的解释表示同意。可是，我们的爱国热情却一次一次地被击碎。渐渐地，我不再那么乐意解释，而更愿意使用国际通用的思考方式和理论来给出一些见解。于是慢慢地，过去看来“反华”的一些顶级媒体，比如WSJ，FT或者Economist，我慢慢地品出了他们的味道。不得不说，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反而更客观。当然，有些五毛们会说我是属于彻底被洗脑了的。但是，如果这种洗脑过程的作用是积极的，何乐而不为？

对于广大的中国人而言，火车票和铁路永远是绕不过去的坎儿。要说对于火车的记忆，那基本是没有什么好词儿的：拥挤、肮脏、疲惫的人群、昂贵而难吃的火车套餐以及千年不变的方便面味道。当然，更重要的，则是买票的艰难。在中国的火车上，几乎从一开始的买票过程，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当代社会体制下几乎所有的阴暗面：无序、贪婪、无助、惶恐、疲倦和在英国都难以见到的等级制度。我有幸坐过整晚的硬座车，也坐过大英帝国的火车。我睡过国内的硬卧，也坐过国际航班的经济舱。之所以这么去比较，因为他们都针对了各自的“低端客户”。在中国的火车上，人们都非常疲惫，或坐或卧，或大声聊天，或者打牌。我曾跟一个乐意了解中国的友人说：如果你真的打算了解中国，就不要去找那些你在英国认识的中国朋友，除非你打算了解CCTV所彰显的大国。你需要做的，就是在节假日去坐一次硬座的火车旅行。因为那些乘客才代表了中国的大多数。
其实我写这个文章的原因是：铁道部！

铁道部的12306购票网站终于又给我这个“海外赤子”以新的宣传材料。或许，我应该让我的外国好友来试一下什么是花了上千万英镑做出来的顶级网站。在这个网站上，你会看到1分钟之内所有的票全部卖完（或者用英文的Distribute（分发）更恰当）。你会遇到突然直接把你踢出去且无法重新登录，直至票全部卖完；你也会遇到系统卡壳且永远无法买到你要的票。而那些领导们只需要一个电话便可以搞定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这种在国外可以上报纸头条的新闻在中国属于人们争相考公务员并当官的重要理由之一。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更重要的是，这个小小的网站背后所折射出的，是一种人性与制度的碰撞，一种人心与冷漠的对冲，更是一种良知与愚昧的最好表达。更重要的是，与西方的铁路运营商会做好各种安排不同，在中国铁道部面前，你永远是没有权利来问why，人家更不会告诉你关于why的任何事项。因为在他们眼里，你只是个P！

之所以说这是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化的一种缩影，是因为它跟目前主流的一种观点息息相关。那就是“存在即合理”和“适者生存”。这两句话其实粗听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若细细品来，却又有着十足的问题：存在的就一定是合理的？那阿尔道夫在70年代所作的信息不对称下的柠檬市场又是个神马东西？而对待信息不对称，其实往往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增加信息披露，向大众开放各种信息；二是选择性忽略，然后开始寻租。在西方社会，大多数解决冲突的方法是第一种，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到海外最难以适应的地方：一定要讲出你所认为的不合理。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了第二种更“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私下寻租。其实相比较第一种解决方案，这种寻租行为给个人所带来的成本非常高昂，且这种成本有可能是社会性的（social）。在个人或者集体私底下寻租盛行的社会制度里，一切制度、道德、底限都是无人待见的。按照经济学来说，这种情况只能导致经济萧条和社会发展的极端落后，可是中国却是一个特例。于是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都开始叫嚣着研究中国问题。但是他们不知道，其实所谓的中国问题就是：国家行为。欧美学界给的一个词叫做centralization。
这才是重点：中西方的思维差异

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句话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满清之后无汉族，文革之后无信仰，改革之后无道德。其实这话一点都不假。我对于最后两句尤其同意。事实上，当一个人没有了信仰，他可以为所欲为；而当一个人没有了道德，恐怕他便不能称之为人。这个逻辑如果放在国家上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笑称说我们的今天其实与朝鲜的距离也就是一碗浅浅的蛋炒饭而已，但是又有谁真正地想过我们跟西方发达国家，抑或我们一直所鄙视的日本有多大的差距呢？我们过去的宣传一直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无端地鄙视或者对日本有着天生的敌对情绪，而且这种态势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严重。但是我们又有多少人真正地看到了日本在战后对于世界的贡献呢？

还是依然使用铁路的例子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微妙差距。如果西方的消费者大量地买不到火车票，他们就会质疑铁路公司的能力，或者质疑暗箱操作。这时候，铁路公司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在成本可控的情况下（注意：信息发布也是一种成本），向大众来表述自己的清白，无论是真是假。而且这种表明往往带有详细的数据和表格。一般的大众无需去读懂这些，因为报端媒体会替他们解决。如果一旦有发现披露不实并且被媒体大肆宣扬（请看英国的电话门事件和美国的斯诺登事件），那政府相关部门就会介入。这对于铁路公司而言就不是好消息了，因为他们轻则将面临巨额罚款，重则将面对司法（我们敬爱的高盛前老总貌似还没出来吧？）。而这就是保障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制度运行良好且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被“社会主义取代“的一种多重监督机制。

而我们是怎么做的呢？首先，我们的媒体会大力宣扬春运人数的增加，然后是领导们和相关部门如何如何给力，同时给排队买票的群众送几瓶水（据说很多时候还会收回去）。接着，通过大量的新闻稿在各大媒体宣扬各类抢票软件和票贩子的恶劣行径，然后派警察去抓几个小罗罗来大肆宣扬一番。但是永远不会有人来告诉你铁路票是如何分配的，比如哪些票通过哪些渠道发放给了哪些群体。因为这些数据一旦公布出来，呵呵，国将不国。类似的，铁路公司对于群众的投诉置若罔闻（哦，差点忘了，投诉电话可能早就被放空了，你打不进去的）。至于服务么？等等，什么叫服务？铁道部的大爷们和大妈们的字典里可没有服务这个词儿。而普通民众呢？大多数是敢怒不敢言，只能自己在家拍大腿说我为什么没有投胎生个好人家（比如我），或者骂网站不给力，骂铁道部不是东西。当然，如果你真的打算去质疑这些，或许周围人还会告诉你：有这个时间，还是先想想怎么买票吧！于是，各种托关系，票贩子应运而生，如野草般，星星之火，必可燎原！

媒体大力宣扬春运的人数在这里就发挥了他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大多数人的思维是很难逾越这一层的。这得感谢我们国家多年来对于社会科学教育的选择性忽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于春运而言，大量的人数的确是一个死结。可是又有谁想过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春运越来越庞大的人群呢？或许有人说这是文化的因素。但是别忘了，圣诞节期间欧洲和美国的客流量也是不小的。事实上，在当代社会，西方人在我看来比中国人更有家庭观念。至少我还没见过哪个西方报纸报道赡养老人打官司的。而更重要的，其实是中国几十年来的地区发展不均衡和计划经济制度残留的双重结果。当然，我相信很多学者和媒体工作者在这一点上比我看得要深远得多。或许其中的大多数人，或者所有人保持了沉默吧。所以，春运和铁路，只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放射点而已。但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其效果，却是深远的。
回归本行：思维与学术

而这种思维习惯和逻辑的差异，其实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是致命的。其中之一就是学术界。考虑到这只是一个吐槽文，我不打算在这里深入。为了保证文字的相对正确（当然，这都基于我有限的知识水平），我仅将讨论集中于会计学，尤其是财务会计研究范畴之内。在会计研究中，至少是在实证会计流行之前，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影响并不大。因为我们很少引用国外的同期文献（大概是1980-2000年间），也不需要去理解他们的制度差异。但是这个差异在实证研究开始以后就有了非常明显的问题。尤其是近几年来，我们会发现很多学者开始越来越重视方法和数据的处理，而文章对于学术界的理论贡献其实越来越小。究其原因就是两者的差异。与以前的所谓规范文章相比，实证文章的研究视角往往更为尖锐和深邃。这种尖锐的视角往往要求作者具有非常好的观察力和思考能力。这种思考能力可以帮助作者在一种理想状态下的均衡点和现实之间找到差异，而这种差异就是研究的来源。但是，如果研究人员没有这种能力，那么他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类似于骂12306网站的那种发泄或者找关系的寻租行为。这种寻租行为反映到俺们会计学的研究上那就是Replicate, replicate and always replicate。
写到这里吧，我累了

我决定就此停笔。原因很简单，我气消了。这文章的使命也到此结束了。晚安诸位！希望诸位奋斗在抢票一线的朋友们能够好运，也希望我的祖国能有更美好的未来！

朦胧：读《Nothing to Envy》

终于在新来的Kindle Touch上看完了这本《Nothing to Envy: Real Lives in North Korea》。这本书我9月份买的，当时亚马逊售价4.6英镑，而就在刚才，这书的价格已经跌到了1.09磅（Kindle版本）。对于一个痴迷于钱的会计系学生而言，这种消息显然是不幸的。但是好处是，我提前几个月仔细看完了这本书。或许，这也是一种守恒吧。或许今年以来我的英文水平相比较之前有了明显的进步，也或许是因为新Kindle Touch有了官方的英汉字典，我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都有了不错的提高。尽管很多人说使用英英词典更有助于学习英文，但我要说，这类词典对于阅读是不利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认识的单词大多数是名词或者形容词。而英汉词典的效率显然要高得多。当然，如果我们希望进一步去了解，那英英词典或许更好。

Nothing to envy cover _UK — Nothing to Envy的英国版封面

与我之前见过的其他书不同，芭芭拉的这本书颇有些女人味。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文字极其优美，给人以一种春风扑面的感觉。与大多数网上的各种游记不同，这本书在叙述故事的时候采用了近乎白描的写法。尽管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隐隐地嗅出一些政治味道，但是却含而不露，而是把人的思想，感情和语言放在了第一位。事实上，这种写作手法，是非常值得国内的新闻记者们去学习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从朝鲜平民的生活入手，把故事的详情娓娓道来，并有意地绕开了很多敏感区域，如对意识形态的过度批判，对于某些政府行为的过度指责，或者干脆对于某些现象不屑。或许，这也是这本书为什么能够在亚马逊上得到好评如潮的礼遇吧。正如作者所言，她所叙述的一切都尽力保证了其客观性，而不是简单的不加验证的复述。

作为一个 80后的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着先天的优势，相似的文化和经历让我们有时更容易把握一些细节。当读到Mi-ran和Jun-sang的爱情，Mrs Song对于国家体制的盲目崇拜，Dr.Kim的从医经历，Kim Hyuck的遭遇，Oak-hee的叛逆时，我并没有西方读者的那种不可理解。相反，他们的故事中所提到的很多事项，读来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感觉就类似于我跟东欧的一些朋友讨论社会主义一样。尽管往事不愿意提起，但是谈来却有一种很特别的亲近感。只是当我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朝鲜一旦开放，他们会怎么办？

按照芭芭拉的说法，这本书历时七年写成，其中跟踪采访就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是这种时间上的准备显然是有效果的。因为深入细致的采访使得本身的描写活灵活现。在Mi-ran和Jun-sang谈恋爱的描写中，我甚至可以模拟出一个少女和一个少年，在漆黑的马路上手牵着手往前走。他们没有任何走向哪里的想法，而只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着。在Jun-sang去平壤上学以后，他给Mi-ran的书信中所摘抄的语言，以及他们假期的相逢中，无不透露出爱情的魅力和清纯，尽管他们身处的国度并不自由开放。而同样的，Mrs.Song观念的转变，对于她老公Changbo的怀念，以及后来因为生计不得不放弃她的信仰而投身于“资本主义”事业时候内心的挣扎，都显示出了这本书柔情的一面。因为它是在讲“人”的故事，它不是政治书，更不是国防部发布的人权白皮书。而这本书真正打动我的，则是有三个方面：纯洁的爱情、思想的觉悟和市场经济的萌芽

Miran和Jun-sang的爱情：一场注定不可避免的悲剧

当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心中很不是滋味。因为这本书实在是让我想到了太多的东西。记得当时正是深夜。我忍不住内心的激动，给乖乖发了一条不着边际的微信：“看米兰（Mi-ran的中文翻译）和俊相（Jun-sang）的爱情，我想乖乖了”。本来我没指望她能看懂我说什么。不过事实证明我低估了她的智商。事实上，他们俩的爱情很是单纯，甚至于远高于我们学生时代的爱情。正如Mi-ran书中所言，我们花了三年来牵手，又一个三年才接吻。而当Mi-ran借着学校买玻璃的机会溜到平壤去看Jun-sang的时候，Jun-sang想给她去开一个房间。他的目的只是希望梦中的女神可以睡个好觉，而却从来不曾想到别的。但是，他们的爱情最终却没有修成正果。这既让人惋惜，却又是注定的。事实上，即使不离开朝鲜，他们的爱情也很难取得正果。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差异太大了。这么贸然下结论必然会招来善男信女们的臭鸡蛋和烂番茄。但是这却是实话。试想下，无论是我们的父辈，还是我们80后的婚姻，有多少是不考虑”等级“的呢？只是他们关注的是songbun（家庭背景），而我们更多的考虑是学历，收入和知识结构。如文中所言，Jun-sang在清津市的电影院门口发现了美丽的Mi-ran，然后被深深地吸引。显然，这个情节是极其浪漫的，但是对于恋爱和婚姻来说，这却是不够的。按照某些妹子们的观点，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其实我觉得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上下半身之间的狭长区域），那么如何把这个思考行为转换到上半身就是一门重要的学问了。而这一门学问做得好不好，则是能否从花前月下走到红地毯的关键。但是对Mi-ran和Jun-sang而言，似乎这一点比较难。

其实从书中的语言不难读到他们之间的潜在裂痕。就在Mi-ran离开朝鲜最后一次见到Jun-sang之前，她已然没有了热情。因为她觉得他们的感情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Jun-sang大学毕业找了个研究员的工作（注：后来我发现Researcher在朝鲜好像有大学老师的意思）。对于他而言，要放弃拥有的一切而回到清津，那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毕竟如果他们俩结合，那Jun-sang可能就丧失了特权阶层的身份和加入劳动党的资格。其后果？那他们的子女就会继续重复Mi-ran或者其他人的生活。因为在朝鲜，非劳动党党员几乎没有去平壤居住，上学和找一份体面工作的资格。事实上，我隐隐觉得这种看不到希望也是Mi-ran直接愿意出走中国，然后到韩国的原因之一。

其实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中国，尤其是我们的父母辈，但是版本不同。我们50年代大跃进，文革这段时间，身份也曾经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所谓”出身不好“的人，上大学，找工作，入党都是问题。当然，跟Jun-sang和Mi-ran他们相比，我们似乎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父母跨身份结婚的比比皆是。但是后果呢？事实上，这种”乱点鸳鸯谱“促成了80年代离婚潮。其原因很简单，当你发现你的枕边人根本无法去理解和交流的时候，你又如何能真正地去维持婚姻的和谐呢？网上很多文章，书店也有很多书，似乎都在教我们如何谈恋爱，如何结婚，如何白头偕老。事实上，这个事情并不难做。那就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欣赏。只是，即使对于那些写书的专家们而言，要达到这个境界也非易事。当然，我更倾向于理解为：如果他们能做的这一点，他们或许会用这个时间来陪老婆看电视，而不是来写这个破书。

至于Mi-ran到韩国后是否幸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本书大量的篇幅看，Mi-ran应该是跟芭芭拉聊得最多的一个人。不过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在所有人中，其实Mi-ran的日子是过的最好的，甚至于开上了车。正如书中所言，”Jun-sang设想过他和Mi-ran见面的种种情景，但是却没有想到他们中间的隔阂居然会是一辆车“。其实这也说明了他们在到达韩国以后地位发生了逆转。Mi-ran已经适应了韩国的生活，但是Jun-song当时却是最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都在想，Jun-sang这样离开来到韩国是否有意义？
思考者的觉醒：痛苦还是救渎？

相比较其他人逃离朝鲜，Jun-sang无疑是特殊的。他出身于日本背景家庭，所以即使在”苦难的行军“这段日子里，他都可以基本做到衣食无忧。甚至于因为有外汇的帮助，他有着很好的生活条件。按照常理而言，他绝对是最不可能离开朝鲜的。但是，他却离开了。其缘由就在于思想的开化。上大学的机会，使得他开始接触一些普通民众无法接触的书本。比如苏联解体的启示录，东欧剧变的相关著作，英美文学的作品。如Jun-sang所言，他羡慕《飘》中斯嘉丽的敢爱敢恨。更重要的是，他利用手中的外汇买了一台电视机，并开始收看韩国的电视节目。这些节目终于让他心中所有的知识体系都土崩瓦解。而他可能不会知道，做一个笼中的思考者，远比一个自然界的雕塑更为痛苦。

书中大量的文字都在描绘朝鲜的宣传体制。事实上，若假定书中描写相对真实而客观，我们就不难理解朝鲜民众的行为。如我们在Youtube的朝鲜官方账号里看到的金日成和金正日去世时民众痛苦的惨状；以及我们看到张成泽被处决之后民众热烈的声讨。我充分相信他们大部分的都是真实的感情表达。更重要的是，我记得数年前有个医疗救助小组进入朝鲜给当地居民做白内障手术。当他们撩开纱布，看到东西时。他们第一个感谢的居然不是他们的大夫，而是跑到金家父子的像前表忠心。尽管如书中所言，Dr. Kim发现”如果周围人都在哭而我没有哭，那我的处境就不太妙了“，所以其中有着一些南郭先生小姐们。如果大家不信这种表达是真实的话，那就请看下197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时候民众的表现。你会发现当时的北京和今天的平壤竟然是如此的相似。有些愤青会说这是典型的愚民政策，而我想说的是，若把我们放到那个环境里去，说不定我们哭得比死了爹妈都伤心！这就是环境的力量。

正如大师所言，”难得糊涂“也是一种境界。如果Jun-song没有看到那些著作，没有知道东欧剧变，中国改革开放和英美文学作品，或许他会过得很开心。利用他爷爷和叔叔们给的日元去外汇商店买东西，给他心爱的Mi-ran买发卡，然后老老实实地在平壤做研究。或许他不会成为Mi-ran的丈夫，却可以加入劳动党，可以在平壤安安静静过一辈子。一边吃着玉米面和蔬菜，一边大骂American Bastard（美国混蛋）。但是，事实无法逆转。他已经读懂了他所不该读的东西，他知道了外面的世界，他也从井底爬到了井沿上。一切的一切，他都已经看得太明白。或许他不能真正地明白市场经济和互联网，他却依然看透了自己的环境，彻底否定了自己从小所受的教育。这种冲击是巨大的，犹如晴天霹雳，足以击垮一个意志不太坚定的人。事实上，结果也是如此。因为Mrs. Song一直到踏入中国，看到中国的电视之时，依然不愿意相信她所看到的一切。

于是他出走了。他的出走，或许是为了投奔所谓的自由，更或许是为了Mi-ran。只是他不知道，当他还在朝鲜当大学老师的时候，Mi-ran已经是为人妇，为人母。我想Jun-song肯定对他过去的犹豫和自私后悔。可是他有更好的选择吗？显然是没有的。只是他应该是来到韩国以后打击最重的一个。他一下子从一个社会精英（大学老师在朝鲜地位应该不低）沦落到了社会最底层（书中说他一直在餐馆送外卖）。昔日那种相对惬意的生活已经荡然无存。更重要的是，他的所学在韩国毫无用处。对他而言，无论是生活还是知识层面，他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显然，这是非常难的。书最后说Jun-sang重新开始了学习，希望毕业以后可以当一个药剂师。或许，这对他而言，是目前能做的最好的结果了。

但是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因为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了一个立场和价值观的问题。书中的表达似乎更赞成Jun-sang前往韩国。因为他相当于是投奔了自由，选择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好意思，固定思维了）。而对于Jun-sang本人而言，他却承担着梦想的破灭，技术的无用和一种莫名的悲哀。更重要的是，他的出走显然也给他的家人带来灾难。在朝鲜，逃离朝鲜可是可以按照“叛国罪”论处的。别说Jun-sang的父母只是普通的官员，1997年在黄长烨逃入韩国大使馆的时候，他的家人儿女都被送进了劳改营。这种连坐制度涉及祖孙三代，大有赶尽杀绝的味道。所以我一直以为，Jun-sang应该是六个人里面最惨的一个。
市场的演化：原来这其实是一种自发行为

如果说有遗传，那我相信Mi-ran最后的幸福绝对来自于她母亲的不安分基因。当90年代初朝鲜的粮食供应出现问题，人们不得不通过货币来购买食物的时候，货币的价值终于得到了体现。而对于一个处在几十年的配给制中生活的人而言，要迈出这一步是何等的艰难。当Mi-ran的母亲想到买一个二手的冰柜，并使用各种我们匪夷所思的材料，比如玉米什么的，做出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冰激凌“的时候，作者也在暗暗地展示她和她家人相对美好的前景。土法锻造冰激凌的成功，以及迅速打开市场，使得她在Chong Jin当地的冰激凌市场站稳了脚跟。事实上，这个商业行为显然使她更容易地度过了一些危机。以至于在Mi-ran后来读师范学校，因为粮食危机而不得不周末回家的时候，他们家依然可以获得一些食物。尽管其中也有她姐姐的帮助。

Mrs. Song涉足商业则显得更为被动和无奈。与书中其他人相比，Mrs. Song绝对是个主体思想的铁杆粉丝。甚至于连Chang-bo，她老公，从国外媒体上看来的消息都不信。但是这种坚持后来也让她吃尽了苦头。由于Chang-bo的单位发不出工资，她不得不开始变卖家产，甚至于房子。在最后走投无路的时候，她终于决定放弃理想，开始生意。而她涉足的生意则是卖饼干（Cookies）。文中说道她的生意还不错，事实上，后来她在女儿被抓回来关到集中营的时候，已经有了钱去行贿，并把女儿捞出来，已经充分说明了她的财力。当然，她对于老公的去世，和没有给儿子买抗生素而抱憾终身。事实上，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人都是自私的。

市场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尽管我读的是相关专业，却也没有真正去体味过市场的作用。当朝鲜的粮食危机爆发，工资发不出来的时候，市场的自行繁衍却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帕累托改进。我不知朝鲜人是否会跟我们一样去学习马列主义中的政治经济学。如果学过，那么他们的发现和感受正好给这套所谓的”剥削理论“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因为人们对于钱和粮食的需求促使他们开始交换。或许是Dr. Kim手里的药品，或许是Mrs. Song家里的房子、电视机、衣服和衣柜，也或许是Mi-ran母亲手里的冰激凌和Mrs. Song手中的饼干。但是这些商品交换提高了流动性，其实也间接地部分解决了粮食危机。当然，人们也学会了什么叫经济。因为他们终于从直接去果园偷水果这个原始时期过渡到了开始变着法子赚钱这个高级时代。而事实上，他们所做的，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商品买卖。

如书中所提到的，人们为了赚钱，居然还开始有了卖淫活动。这就颇为匪夷所思了。要知道，在朝鲜，大部分人因为吃不饱饭，个头矮小，体力差。他们居然还有这个能力来玩女人（或者被玩），我实在是佩服有加。当然，在生存收到威胁的时候，一些伦理道德，甚至法律都是苍白无力的。朝鲜也是一个颇为重视礼教的国度。试问，若人不是被逼到绝境，谁愿意把自己卖到中国去呢？书中有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些不会偷窃，不会做生意，也不愿意出卖自己的人，终于成了苦难的行军中的第一批殉道者”。是啊，其实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地看到人性是多么的无力！

其实在各种压力下，人的潜力往往是无穷的。信仰在这时候几乎成了笑话。但是书中有一点让我记忆犹新。那就是政府的“秋后算账”。由于清津远离平壤，是一个重要的北部港口，对于平壤的一些精神的执行力度很弱。而个人自由贸易的兴起，不仅仅解决了当地的供应系统瘫痪而带来的危机，也使得当地人变得相对富裕。事实上，之所以清津地区出逃的人多，除了因为靠近图们江，其相对较好的经济条件也成了他们离开的一个重要保证。然而，他们的自救行动不但没有得到政府的夸奖和推广，反而却引来了部队的进驻和大规模的肃清。如书中言，很多当年偷电线的人直接被枪决。而且粮食贸易被进一步限制。不得不说，朝鲜真的是一个很奇葩的国度。
写在最后

看完这本书，我头脑中闪过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果朝鲜开放，朝鲜人会如何应对？金三胖的行为最近很是诡异，我真担心他还能坚持多久。不过对于这个神奇的国度，显然是不能用常理来痕量的。只是我觉得，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或许是预测朝鲜的一个很好的工具。目前学界的一个公认说法是大跃进，反右和文革其实几乎错毁了我们所固有的社会层级和文化。现在的中国人几乎依然变成了”缺乏教养“的代名词。人们为了金钱和利益可以不要一切。亲人可以出卖，亲情可以不顾，男女的爱情可以变成赤裸裸的床上交易。简而言之，钱是万能的。

朝鲜一旦开放会怎么样？我想他们的问题会更严重。按照书中访问对象所言，现在朝鲜依然实行严酷的连坐制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府官员的下马会引起所有相关人员的大清洗。玄松月因为一句”以前李雪主也是跟我们一样玩“直接导致了整个乐队解散，多人（包括她自己）享受了高级别待遇——当着家人被机关枪扫射。据路边社消息，每人享有30发子弹。而朝鲜更是遍布着”有编制“的五毛们，随时监督人们的言行。稍有不慎，直接劳改营的下场。如书中所言，所有访问对象在朝鲜的家人基本都去了劳改营。

这样的体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低到冰点。当父子间，母女间已经不能做到无话可谈，甚至于夫妻间都要有所保留的话，我很难相信在开放后这个社会形态会如何。可以预见的是，他们会比改革开放初期的我们更不要命，更不讲底线。不过与中国改革开放不同，朝鲜有着很愿意帮助他们的韩国。这或许会在他们开放的初期稳定很多。不过谁知道呢？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当朝鲜的民众真正地看到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他们会绝望，继而崩溃。一切如现今东欧对待社会主义那般极端情绪。

这书给我的冲击，不仅仅是他对于朝鲜的描述，还包括了他对我童年的冲击。我90年代初上学，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了10年。但是我们却依然是唱着红歌，戴着红领巾，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的。我不知道如果我有了孩子，我会如何去跟孩子讲这些东西。如果我告诉孩子真相，我怕学校老师会说家长不配合工作；但是如果我不跟孩子去讲明现实的东西，我会觉得我作为家长是失职的。当然，或许是我想太多了。因为等我孩子上学的那一天，我想这些教育应该已经淡化得很厉害了吧。

当然，这本书其实也有些问题。正如作者在前言所述，很多脱北者会为了迎合媒体和大众的口味，而去夸大和故意歪曲一些事实。最简单的，就是书中大量存在着的内心表述。尤其是Dr. Kim对于金氏政权的厌恶。要知道，即使是Jun-sang这样的优秀学生，也是在进入大学以后才通过书本知道了相关的知识，而Dr Kim在这方面显然渠道是很有限的。就像文革期间，我很难相信一个从来不听VOA，从来没读过哈耶克的人会想到反对他们敬爱的毛主席。要知道，即使是今天，中国人中间又有多少人西方学界对于他们的评论呢？即使在今天，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经济学家这类顶级杂志，在国内也依然属于小部分人群的谈资。只是这种倾向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政治含义，而是变成了一种小资行为罢了。

这是不得不提下我们可爱的中国游客。朝鲜官方曾经有过一个统计，大致说明每年90%的海外游客都是中国人。而中国人为什么愿意去那个国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回味下三四十年前的自己。甚至于我的父亲都跟我提过，我也应允过他等我工作了带他去朝鲜玩。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的愿意去跟导游聊一聊他们的“主体思想”，耐心地去听听他们对于一些问题的官方看法呢？纵观网上的游记，我看到的更多是他们刁难导游，大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架势。以老大哥的姿态，去问人家赚多少钱？房子医疗怎么样？对于这样的游客，如果我是导游，我也会对你不那么客气的。为什么，你没有学会尊重他们和他们的国家。

包括芭芭拉也在书中说，其实游客到朝鲜看到的基本都是假象。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且天衣无缝。事实上，若不是朝鲜政府如此要面子，90年代的苦难行军日子会好过得多。但是即使如此，芭芭拉认为其效果依然远远低于五十年代末中国的那场大饥荒。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这种牺牲个人利益来换取国家利益的行为简直就是疯狂。但是对于我们而言，或许在读到这类文字时，反而会会心一笑。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也曾是亲历者。只是对于我们而言，他们已然往事如烟。其实作为游客，如果换一种角度，带着欣赏的目的去看待这一切，是不是会更好呢？

芭芭拉作为纽约时报的当家记者，其专业水平和功力都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书中尽管涉及了大饥荒和一些非常凄惨的画面，如大量的无家可归的难民死在了车站，甚至于还有一些政府的怠慢，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在白描，绝对不添加任何过激的语言。一切评判都交给读者。从这书的内容来看，尤其是Mi-ran的那一段，我想芭芭拉应该是得到了被采访者的充分信任。因为这些家庭的苦难，爱情的夭折，对于一个姑娘而言，都是不愿意去回顾的。而这也是让我吧这书看完的原因之一。相比较TED上的那位朝鲜姑娘的“忆苦思甜”，芭芭拉的这本书要客观的多。

我坚信在短期内这本书不会有中文简体版的翻译。尽管这本书的语言本身并没有太多的难度。但是它容易使人昭昭。尽管这本书写得很客观，但是或许是作者的职业习惯，也或许是出于读者群的考虑，在最后作者讲到他们在韩国生活的时候，多少还是参入了一些美国的价值观并且写得相对主观。这些“私货”虽然比重不大，却让它读起来与书的前面部分有了完全的区别。当然，对于任何对社会学问题，政治问题有兴趣的朋友，我都建议你们读读这本书。对于学新闻的朋友而言，我觉得这本书是个不错的学习机会。尽管我们的记者们，尤其是南方报系，开始渐渐地使用这种白描手法，但对于大多数的媒体，尤其是官媒而言，他们需要学的东西还是很多很多。

最后附上这首朝鲜歌曲的视频，名字叫《We have nothing to envy in the world》（我们最幸福）。国外用户也可以点击这里直接观看。该视频来自于今日朝鲜的Youtube官方频道。
一些摘录和点评

我发现Kindle真的是个很给力的阅读器。因为所有的摘录都可以直接从亚马逊的网站上下载下来。这里是我的一些不多的摘抄。由于我看的是英文版，所以这里只能提供英文原文了。

The next time her mother-in-law—disappointed by the birth of another girl—threw the seaweed at Mrs. Song to make the soup herself. After the third girl, she stopped speaking to her.
点评：在朝鲜生男生女的待遇差距也是很大的啊，哈哈哈

Women were expected to keep the factories going, since North Korea was perpetually short of men—an estimated 20 percent of working-age men were in the armed services, the largest per capita military in the world.
点评：男人都去当兵去了，只能让女人来干活了。

The newspapers would occasionally run feature stories about heroic children who ratted out their parents. To be denounced by a neighbor for bad-mouthing the regime was nothing extraordinary.
点评：这才是最可怕的

By the end of 1998, the worst of the famine was over, not necessarily because anything had improved but, as Mrs. Song later surmised, because there were fewer mouths to feed. “Everybody who was going to die was already dead.”
点评：危机解除了，并不是因为粮食增多，而是人都死光了

How could a product of the American capitalist system write something like this? Jun-sang asked himself. Weren’t all capitalists enemies who lived by the law of the jungle—kill or be killed?
点评：这个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

忆恩师许家林教授

序言：实在是没想到，我博士尚未毕业，却要提笔来写这篇文章。它是这么早，甚至于早过了英国的秋天。有人说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然而真的是这样么？先生的离去，对于会计学院和会计学界的损失，我暂且不论，那是官方通告的事情，但是对于学生，对于我的师弟师妹，绝对是个非常大的损失。因为先生的为人处世，先生的治学风格和为人和善，都是我们这辈年轻人所缺乏的。对于年轻的你我而言，或许许老师教不了我们流行的实证方法，但是请记住，研究方法总有过时的一天，但是为人处世之道，却足可立世！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财富，做人的根本，也是真正的成功之道。

这篇小文，回顾了我和许老师的一段往事。在传统意义上，我师从王老师，并非许老师的入室弟子。但是感谢会计学院一直相对开放的风格，老师间并无太多门户之见，我也有机会”游学”于多位老师间，采众家之长，补己所不足。今许老师虽已驾鹤西去，在天堂继续从事着他所钟爱的会计研究，我却依然无法完全平静。看着电脑里仅有的几份打着”嘉陵工作室“的文档，许老师的音容相貌似乎依然在眼前浮现。

许老师走得太突然，毫无准备。他对我的茅台和红烧肉的承诺终究未能兑现；我希望他让我去参观下会计研究所并瞻仰下卢卡帕乔利的肖像终究也如浮云般消逝；当然，我对他允诺的查找英国会计名人堂相关信息的工作现在也成了无线的风筝而开始变得漫无目的；而他也终究出乎意料的没能品尝到我和我家领导的喜糖；也再也喝不到他所希望的英国凯特牌咖啡了吧。然而，先生已去，我们能做的，恐怕也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吧。唯一的遗憾是，他再也没办法在这篇关于他自己的文章下的评论框里评价一番了。

以下是一篇小文，权当回忆我和许老师的一段并不太长的交情。时间虽不长，却是让我学到了很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作为他的学生，我深感荣幸。但是作为学生，我不无法抗法自然，唯有冒着被英国老板狂K的风险，砍下本该属于博士论文写作的时间，写下这篇小文，以告慰许老师的在天之灵。这篇文章是我个人作品，并不代表许老师和中南财大的任何意见，所有文责自负。

正文部分：

这世界上，有一种心情叫承重，举得起放得下的叫举重，举得起放不下的叫负重。人生是一场与任何人无关的独自的修行，这是一条悲欣交集的道路，路的尽头一定有礼物，就看你配不配得到。—— 许家林老师的倒数第二条微博

这本该是一个平静的周一。我一如既往地在八点半开始跟我导师的见面会，然后回到办公室打开QQ和微博，开始一天工作的前奏。然而群里却突然跳出来了许老师的微博截屏，其中大量的”许老师一路走好“让我倍感吃惊。因为许老师身体一直很好，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健康问题。然而，在一圈朋友间的联系之后，我终于得知，许老师已然驾鹤西去，去往天国继续他所钟爱的会计研究了。

初识许老师
与许老师的相识，其时最早来源于他的著名博客：会计加油站。当时我还是南师大大四的学生，刚考过中南财大会计学院的入学考试和复试，正等待着最后的入学和导师双向选择。或许也是机缘巧合，我在网上闲逛，便走进了他新开的博客。当时他正在讨论会计、审计和财务管理的区别。受讨论启发，我便斗胆写了一个会计小故事，以诙谐幽默的语言来阐述这三者的区别，并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了许老师。结果没想到，这个小故事，在他疏通了文字以后，便直接发布到了博客上，成为会计哈哈镜系列文章里的一篇：学生眼中的会计。随着沟通的增多，我便渐渐开始打起了当许老师入室弟子的主意。毕竟对我一个外校生而言，导师选择本来就盲目。而许老师做事情踏实的作风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在这个时候，许老师的严谨作风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给我回复的邮件中，他写道：

谢谢你的信任。
因为每个老师指导的数量有限，有的同学复试后就开始联系，且已经协助做了部分科研工作。
若难如愿，请能理解。
但老师与学生的交流渠道永远会是畅通的。
祝你心想事成。
许家林

而与此同时，我收到了我后来导师王老师极其肯定的回复。考虑到我自身的背景和对于实证研究的兴趣，我终于决心改投王老师门下。以至于后来我看到她还跟他当面开玩笑说，不好意思啊，我终于见异思迁了。他笑笑，说，没关系啊，做实证还是更好的事儿咧。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再讨论的嘛。不过公平而论，这对我也不算坏事。毕竟在王老师的三年”赶鸭子“策略下，我学会了实证。而技术和理念相结合，方能相得益彰啊。难道不是么？不过我当年也是个”追星族“。受他的会计游击队员名号启发，我便自称”会计小八路了“，哈哈。现在想来，其实也颇为不要脸的。
与许老师的二三事
我本是一个非常急躁的人，总是希望一口吃一个胖子（事实上，我这个“贪吃”的毛病一直都改不了，我觉得估计是我妈的遗传）。曾记得一次去旁听他的课，我在教室外跟他闲聊，又聊到了那个“生活中的会计”。我当时年轻气盛，便说道：“这个嘛，我今晚回去就写上几个，到时候拿给你看看”。结果老许笑眯眯地看着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笑肯定没好事），回到：“其实何不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终身考虑的问题呢？要知道，小顾，别总想着一天就把一辈子的事情都做掉。如果你都做掉了，那你剩下的日子还干嘛咧？”然后便是一通爽朗的大笑。而这等教育可是于我而言，可是较之劈头盖脸一顿骂还要窘迫。我便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然而，这句话后来却让我非常受用。我并不是许老师的入室弟子，但是却并不妨碍我们的沟通。由于我们研究方向的不同，在学术上的沟通并不多。更多的沟通来源于课堂。当时他带我们隔壁班的《会计学理论》。因为这个事情，我郁闷了好久。但是当我看到他的学生为了搜集各种中英文资料和准备各种课堂演讲而忙的不可开交，我却又有了一点小小的兴奋。但是我的内心同时也有不甘。我觉得来了财大，不去听一下传说中的许老师的课，恐怕会成为此生所憾。

黄天不负有心人。由于假期调课原因，隔壁班比我们的进度推后了两个课时，这样我就有了机会去一睹大师的风采。为了保险起见，我之前还给他发了个邮件告知旁听事宜。结果这封邮件算是好心办了坏事。许老师一进教室，一眼就看到了角落里的我，直接对着大家来了句：”今天我们欢迎下隔壁班的嘉宾顾俊前来指导工作“，还带头鼓掌，这下子真是搞得我羞愧不已。不过呢，他有时候就是如孩子一般的可爱。

许老师上课有着一口浓重湖北方言口音的普通话。所以，我听他上课经常会有听不懂的时候，甚至于闹出一些笑话。曾记得一次上课，他说道，如果一个会计研究生不能真正懂得会计理论的来龙去脉，那以后可能”掉的大“（湖北方言：亏大了的意思）。结果，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直接来了句“掉了什么？”。结果瞬间回头率超过100%。旁边的大哥忍不住来了句：“什么掉东西，亏大了的意思啊！”。还有一次，当时正好是研二的研究方法课，他在屏幕上放了一张Watts（美国会计学家）的照片。许老师便开始抖包袱，问我们这是谁。由于当时我致力于实证研究，自然一眼就看穿了是谁。他便道：”顾俊，XXXX“。我以为他让我回答问题，而我又在开小差，便直接应到”Watts啊“。然后全班哄堂大笑，我却一脸茫然。终于，许老师用了比较缓慢的湖北普通话说道：”看来我普通话是真不行。我是让你别说啊！，哈哈哈。”好吧，原来是我砸场子了啊。

许老师酷爱整理，所有的东西都是井井有条。每次上课给我们演示照片或者其他资料时，他的移动硬盘里的多层级文件夹总是让我瞠目结舌。他所有的课件和照片都有非常严格统一的编号，我们之间来往的电子邮件和信函他都会一一存档。在给我们安排各类工作的时候，他总是事无巨细，严格的分工表格和进度安排总是让我们既爱又恨。因为他对工作量的计算实在是太准，要偷懒不容易。曾记得我研一时参与他的西方期刊整理，但是我分到的期刊资料却很少。而只有在我给出了充分证据以后，才得到了他”同意放弃“四个字的评论。其时想来，颇有不易。

而许老师也有一大爱好，那就是收藏。他会搜集与会计有关的一切东西，比如邮票，画册，连环画，小说，话剧剧本等，不一而足。出于逗逗他的心理，我便告知他我近日觅得各国会计邮票和明信片数枚，结果果然勾起了他的兴趣。其原意，我是打算先存着，待教师节抑或其他节日之时赠与他，作为一份礼物。不过，现在这些东西都砸在我自己手里，成为我自己的收藏了。不过，既然是”会计小八路”，学习并发扬“会计游击队员”的工作作风似乎也无不妥？
与许老师的私下交流
许老师其实是一个爱赶时髦的人，同时也爱学习。毫不开玩笑地说，他的Word排版水平恐怕即使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学生也没几个可以跟他过上十招的。而他所公开的各类文档和课件基本都是PDF格式，同时都带有他标志性的”嘉陵工作室“水印，并且往往有合适的权限限制。他为会计学院和中南财大所做的学术规范和排版指南，其详细程度堪称一绝。当然，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私底下也被人骂过好多次，尤其在提交硕士论文的时候。当然，这也包括我。因为那个该死的学术论文格式参考指南，我甚至于还写过一篇博客，现在读来自然是贻笑大方了。而他学会使用新浪博客，而后新浪微博，进而QQ空间，则是让我们不得不由衷地佩服了。因为你会发现，他真的很会玩。许老师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每次出去开会总是有着大量的照片。这些照片现在看来完全不属于摄影作品级别，甚至于很多照片都有偏色或者曝光的问题。但是他却乐在其中。曾经他跟我们说过，他每次旅行归来都会花一天时间来整理上千张的照片。而当他在授课之余给我们介绍照片之时，却又如数家珍，对照片的来源和当时情境娓娓道来，犹如旧地重游般。但他对于旅行的态度又是随和而放松的。一如他在博客中大谈在旅馆喝茅台和啃鸡爪的痛快，也如在跟我说美国之行丢掉行李之时轻松的心态。

而更让我吃惊的则是发生在我来英国以后。吃货的本性和英国本土厨师人神共愤的水平终于让我迅速爱上了做饭，并乐在其中。结果在某日我把红烧肘子的照片上传到QQ空间后，就收到了许老师的评论，曰一次性不要加太多水，需小火慢炖，然后慢慢点汤。当时我就晕了。虽说我也见过些市面，但也很少跟一个著名会计教授在QQ空间里讨论做饭啊。不过自此以后，我们爷俩就在QQ空间的平台上开始了各类问题的讨论。不过具有戏剧性的是，我们从未讨论过会计学的专业问题。至于他的欧克！三克油！”则是常见于我们QQ聊天的记录中。

同时，他也是个随和的人。与大多数老师对学生的严肃不同，他总是很和蔼，甚至于开玩笑。曾记得我谈恋爱时有一次告诉他并问他是否认识。结果他笑道：“这么优秀的姑娘我怎么会不认识呢？你该问我认识她时候是否认识你才对哦?!”。因为我家领导成绩不错，在他眼里是读博士的料，于是他便跟我建议让她读博士。在听我说到她暂时读博兴趣不大时，许老师着急了。便跟我说道：”你可不能不允许她（我家领导）读博士啊，否则你可是中国会计学界的罪人哦!”。言罢，我们同时哈哈大笑。看吧，弹指一挥间，家事就升级成了国事天下事，而我，则也不小心就有可能变成千古罪人啊！

与国内肉贵菜贱不同，英国的猪肉并不贵。于是我便经常做红烧肉、红烧排骨之类。在看我发了几次以后，他便开始拿红烧肉说事儿。比如：“看来你很喜吃红烧肉啊？”，“下次回来我请你吃红烧肉啊？”等等。有一次他跟我开玩笑说，“顾大才子啊（他爱用这个称呼来埋汰我），我这里有一瓶上好的茅台，啥时候回来？”。我便笑道：“许老师啊，您这可是看对人，下错碟啊，我不会喝酒啊。”他笑笑，回到：“那就吃红烧肉！”。从此以后，“红烧肉”这个词在我们间就成了吃饭的替代词，甚至于在我结婚领证特意电告他时，他直接来一句：“什么时候来武汉啊？我请你吃红烧肉啊？”。我随口客气了下，说：“许老师，我们请您吃饭吧？”。结果他来了句：“那不便宜你们了？到时，到温莎城堡，请我喝杯凯特牌咖啡如何？”。看吧，这要求可不低啊？所以，其实许老师的“胃口”也是不小的。
于我的科研
与大多数现在会计学界主流的研究所不同，许老师的研究似乎更侧重于会计教育，当然，近年来也涉及绿色GDP等话题。与大多数年老教授一般，他的研究方法属于传统的规范研究，其实即为西方所谓的探讨（Discussion）。因为此，其实在年轻老师和学生中，他的研究颇有微词，当然也包括我在内。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跟许老师几乎没有学术上的探讨。但是，说句得罪人的话，他的会计理论课在会计学院暂时无人能及。其资料的翔实，理论的梳理和规整，绝对堪称完美。但是很可惜，在国内所谓实证的流行，和大多数学生的CPA为上的方针下，他的课程并未发挥出预期的效果和得到应有的尊重。现在看来，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我当时也是实证的疯狂支持者，甚至于几乎站在我那届学生的风头浪尖。但是这种迷茫的冲动，抑或年轻的疯狂，终究让我在来到英国以后交了一笔大大的学费。因为我慢慢地领悟到，所谓的实证其实只是换了一种叙事方式，例如把散文变成了议论文般，其背后的内容和主旨并未能变换。而恰恰是这个背后的实质才决定了研究的真正价值。我曾也跟一些学术界的朋友聊过，他们几乎都是中国实证会计界的高手，但是却也遇到了没有idea等等的困难。曾记得我在申请杜伦大学的博士时，曾问过该校的一个博士生为什么要在英国做中国的研究。结果他的回复让我大跌眼镜：“因为西方的研究已经没有什么好做的了。”。而这类思考的背后是什么呢？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于自己的话题有足够而深入的了解。试想，如果我们不能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我们有何颜面说我们是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呢？而许老师给我的鼓励则是更具有喜剧效果“就写论文吧。送句话与你吧：一则流行的“2012元芳体”之莫说：今年是“莫”火年。先是《中国好声音》的莫愁火了；接着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火了。“元芳，你看这事怎么办？”“莫急啊！”“。

读博的过程自然是痛苦的，我也曾在QQ上跟许老师倒过苦水。他的一句话让我很受用。”学术，更多的别人感到不可理喻，而自己则自得其乐？啊？哈？”。若是三年前，或许我会一笑置之，但是当我真正地开始自己研究之时，这句话却如惊醒梦中人。是啊，其实他的很多研究工作就是在“自得其乐”。例如西方会计名家的简介和汇总，西方著名学术期刊汇总，甚至他跟我说今年开始带一门西方会计学术流派的课。尽管他可谓著作等身，却常调侃自己，如”是包围在自己所造的垃圾之中？哈哈。。。。“等。当然，一切对他科研工作进行肯定的行为他都是很开心的。记得在我离开武汉前，我希望可以得到他的一本签名本作为留念。结果，他和他夫人直接开着车来了学校，一下子给我带来了六七本书。由于每本书都是签名本，我也不好意思扔，于是便直接都搬回了苏州老家，陈列于客厅的书柜里。没想到，这些书竟然成了他留给我的最后的纪念！
结语
本来文章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但是在发布的最后一刻，我还是决定来写一个结语。其实许老师对我的影响，其实也包括我在英国讲台上的表现。每次站在讲台上，我总是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学生到底希望什么样的老师？这个答案对于目前的我而言尚不难回答，因为我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学生。显然，一个好老师我们希望他有渊博的学识、和蔼的态度和妙趣横生的口才。可以说，许老师在为人师这一点上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原型。事实上，尽管只是最基础的科目的助教，我却一次又一次地在课上和课下有意无意地去模仿他。或许，这就是一个榜样的作用吧。斯人已逝，祝他在天堂一切安好！

最后引用一个未具出处的挽联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文望盖荆楚，通古今，明借贷，会人会语，高风亮节永垂青。
德誉贻天地，满桃李，育贤明，师道师德，英容笑貌何处觅。

谈谈中国式逻辑：胡思乱想

今晚与好友出去小聚，顺便闲聊，边聊到了一些有关体制的话题。同时联想到昨日发生在湖南的曾成杰事件以及数月前贵阳的黎庆洪打黑，外加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刘志军案件，我发现有一个话题很有意思。那就是，中国人的性格到底是如何的？与之前的关于读博之困的讨论类似，这个话题注定会充满争议。同时，这个话题非常复杂，属于社会学范畴。所以，我只是就个人理解谈点看法，不实之处欢迎指正。

对于初到中国的外国友人而言，有一点他们是看不懂的。那就是，传统媒体的论调和网上的差异巨大。新闻联播的题材永远是祖国大步前进，红色江山一片大好。以至于曾有戏言，说某外国友人在观看一周新闻联播后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申办中国护照。然而，当我们转向普通BBS，微信和微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世界第三次工农革命就要开始了。以我父母为例，他们虽知道社会的险恶，由于只看官媒，却不知政府嘴脸。或许有人会说，在欧美也是一样，因为BBS上可以看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但是报纸上没有。但是你有见过那种完全有悖于民调的新闻报告吗？

记得刚来英国时候，我曾看不懂报纸，以至于这后来也成了我的一道招牌菜。每当有好友来问我如何了解英国社会，我都会建议他买当日《泰晤士报》，《独立报》，《每日邮报》和以清凉女子为卖点的《太阳报》各一份。曾记得我当年来英国之时，英国政府正开始经济衰退，保守党上台开始大力削减政府开支。于是泰晤士报开始表示，此等行为能够进一步压缩政府的开支，进而好钢可以用在刀刃上。而独立报却开始开喷，说此等决定如何2B，因为这涉嫌歧视。毕竟公共开支的一大部分是照顾英国社会的低保户和弱势群体。我当时看到这两份报纸就晕了。我该信谁？对于一个习惯了一切通稿的读报者，这种”一事各表“的做法我是真难以理解。

随着英文的进步，我终于在可以”懒的查字典“（看清楚，不是不用查，是懒）的情况下大概看懂Economist，也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看懂BBC的电视节目，也终于了解了一些英国人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和思维模式的理解对我是有莫大好处的。首先，我毕竟暂时生活在这个国度，不了解周围人的想法显然是不行的。尽管英国人，尤其是学校里，大多对于异族文化比较宽容。国人有句老话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了解这个”异“，对于我等，显然意义深远；而另一点，则是与我工作有关。因为专业原因，我们需要讲故事，而大多数的故事，都需要用英文的逻辑讲出来。能够从文化上去理解，哪怕是初步的，对于提升写作也是大有帮助的。

而渐渐地，我也会不知不觉使用这种逻辑来分析思考我周围的事情，我所熟悉的国度以及我过去所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我一好友称这种过程为”西化“。而在我看来，这种过程其实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习惯。曾记得两年前应党论的邀请去中大访问，席间一位老师很不友好地问道：“我的学生英文不比你差，为何拿不到Offer，甚至连面试机会都没有？”。当时我并未想多，同时也顾及党论的面子，便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但是现在想来，问题恐怕在于，我们认为优秀的学生并未一定是国外教授认可的优秀。更重要的是，从这位老师的逻辑可以看出，他的学生恐怕会比较恃才傲物而未必懂得如何去尊重所有人。如果以我现在来评判，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代表着一种中国式的逻辑。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里面谈到了国人的阶层思想。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是常见的。如我之前提到那位老师可能就从心眼里没看得起我。至于理由？很简单，毕竟他的学生师出名门，而我只是个野路子。曾记得我上专科之时，系里的本科生和老师皆看不起我们，监考时候直言“本科生不要帮助专科生”；在转本后，直接读本的看不起转本学生，甚至于曾发生调课通知不通知我们班的事情；而读研以后，老师又会看不起外校的学生云云。以至于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来了英国才知道被尊重的感觉如此好！

而让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看不起？因为这种事情社会上更多。赚钱多的看不起赚钱少的；开宝马的看不起开桑塔纳的；开桑坦纳的看不起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的看不起跑路的。同样的，住在城里拿着2000一个月的看不起农村的生意人；娶不着老婆的城里屌丝还看不起来自农村的外地媳妇；自己不学无术看不懂人家的风俗习惯直接评价别人的制度落后，却从来看不见自己的贪婪和无知；昔日的同学在当上了一个小职位以后就开始翻脸不认人并无视曾经上下铺的兄弟；有钱的看不起家里的保姆和餐馆的服务员，却不曾记得自己的父辈可能还不如他们。于是乎，我们赵大叔的《卖拐》走红全国却在美国差点被人告上法庭；周立波同学的“笑侃”也差点引起“中国南北战争”。

而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这种看不起的自负心理其实是来自于某种不自信，或者对周围某些不确定因素的恐惧而产生的一种自保策略。而这种情况在我看来，一般发生在供求完全不平等的情况下。这种供求关系包括经济地位，医疗保险，社会保障，人身安全，产品消费，教育资源等方方面面。这种资源的稀缺和分配机制不公，最终映射到了人和人之间的阶层差异。比如很多幼儿园和小学优先照顾公务员子女；北京四环内的经济适用房给公务员特供；普通病人轮不到病房和病床安排，但是医院却斥资大力修建高干病房；年轻的科研人员拿不到科研经费和足够的生活必须工资，而不学无术的教授却可以拿着科研经费到处游山玩水。于是，地位不平等带来的物质条件差异，也促进了这种相互歧视的发生。

然而，这并不正常。因为其实按照我们以前政治课所学，这部分超额收益来自于所谓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榨取。显然，我对于政治经济学这套学说从来只当笑话看。然而，即使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这也不太正常。因为它在满足了一小部分群体的同时，却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这显然有悖于福利经济学。正常的逻辑应该是，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而政府应该通过行政干预，让社会的大多数人甚至于所有的成员的生活标准和质量都得到提高。而这恰恰就是英国社会税收制度和政府运作的最基本套路。在英国，如果需要维持基本的生活，政府会买掉大部分的单。但是如果需要更好的服务，比如私人医生，有机食物，价格就会高的吓人。当然，这些显然离不开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支持。

而要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则是教育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国人的心理到达今天的状态则基本都出在了教育上。可以说，我们的教育，无论是什么学历毕业，几乎都离不开一个“骂”字。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没有被教会如何尊重人，更没有学会如何思考和感恩。当然，也没有教会一个孩子正确的思考方式。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讲理。嗓门大，脖子粗就是道理。我曾在深圳火车站看到，一个人拿了三张身份证要买9张火车票。在遭到拒绝后，他拒绝离开，大喊大叫，保安过来劝阻无效。最后还是卖给了他。其实如果在英国，这个事情恐怕不会那么美妙。因为客服可能会报警。而同样，其实这种态度在英国很容易被服务员怠慢，因为人家会觉得你没有素质。

而另一个问题则是：当你遇到不公时，应该如何表达？由于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教育思想就是要听话，要服从。一个想法太多的孩子永远不会得到领导和老师的关照。久而久之，在寻租理论的作用下，我们可能开始习惯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更不会懂得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根源。于是我们开始怨天怨地怨出身。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我周围的亲戚和朋友大多非社会精英，于是这类抱怨听得就非常多。当然，随着现在网络的普及，这种事儿就更多了。当然，有时候我会尝试告诉他们，这是制度问题。他们的答案则千篇一律，我不能改变这个政府，我只能怨我自己。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每个人都能恪守道德底线，社会还会是现在这样么？

于是我们看到，在房屋限购令出台的时候，大家都排着队去离婚；当石油要涨价的时候，的哥的姐们排着队去加油；当奶粉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排着队从香港去买奶粉；当香港奶粉开始禁售的时候，我们开始大骂香港人。其实假离婚也好，排队去香港生宝宝也好，排队加油也罢，在西方有个专门术语叫Regulatory Arbitrage。但是却没有人，当然也没有渠道去表明制度的不合理。在一个新闻需要审查，网站需要监督的国度。此种寻租行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在政策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人们便有了这样一种心态：他们边骂政府不给力，边瞅准机会进去捞一把。

从辜鸿铭先生一百年前讨论的中国人精神，到林语堂先生的《吾国与吾民》，再到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尽管核心类似，但是基础却在变化。尽管我们依然没有丢掉看到洋人时候的自卑感，但是在对待自己人的心态上，却已经没有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谦和。事实上，政府权力的滥用，教育的失误已经造成了一辈不会思考却只会投机取巧谋小利的民族。充斥社会的种种鄙视，我们或许理解为社会阶层的不同，或者是素养不够。但是，他们真的是如此简单么？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曾想撤销中国大学的文科，其用意或许也有此？

行走中国之2012年归国休假后记

终于在被老板逼着在三个小时之内跑出了192道回归并画了16张表格之后，我迎来了本周的周末。显然，由于对于学术的渐渐不敏感，我不可能在博客里写关于银行会计的任何内容。而这个话题，却在我的心中盘绕了好久。那就是为我去年圣诞节的回国之行补上一篇后记。考虑到第一年的后记已经大大地超过了时效期，这次的递延就算惯例吧。

蜗居深圳，领导转正
回国的过程不再赘述，地点几乎也是固定。蜗居深圳老婆的出租屋，每天坐在客厅里不是顺手搅衣服，就是看着论文想菜谱（吃货的本质，没办法）。终于在浑浑噩噩间做出来了我第一篇文章的新版本（现在已然放弃），同时也终于做出了我梦中红烧肉的味道（英国的肉太不给力）。当然，如果她们家的菜刀靠谱一些，我研制下什么文思豆腐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由于菜刀不顺手，我还是就此作罢。不过有一点值得欣慰，花1英镑钱便可以吃到两大碗汤粉，还有牛肉鸡蛋。要知道，这钱在我这里也只能买几个明天到期的Muffin（杯子状的小蛋糕，中文是啥？）。当然，有一件重要事情，我家领导终于在去年12月正式转为执政党，尽管我家的“全国代表大会”需要择期召开以正式加冕。但这并不影响新晋领导正式全面主持工作。而我则主要分管各类具体事务，并享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和否决权，如阿拉伯之春、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中国银行业改革等（除此以外皆为小事）。

家里领导如所有女人般，对生活的要求和环境的整洁度都有着严苛的标准。当然，对于这类标准而言，男人永远是最好的破坏者。若将来有顾小俊或者（和）顾小婷出世，我能得到两个得力助手，相比也是不错的。毕竟法不责众，在降低我法律风险同时，我还能取得“捣蛋”效益的最大化，何乐而不为？不知道为何经济学教材总是把帕累托改进讲得如此浅入深出，殊不知，此等案例，是如何通俗易懂？正所谓：一人捣蛋，铁定被揍；数人捣蛋，欢呼雀跃。如果说做学术是通往人类至高知识的阶梯，那么，把家里弄成狗窝在我看来，绝对是人生之中通往最本质欢乐境界之捷径也！

而在深圳，每日我所愿意做的（前提是我起得来），便是在早市上闲逛。如早上买菜的中年大妈般，到处走走看看，无论其卖番茄鸡蛋、青菜萝卜，还是飞禽走“兽”，内裤bra。不过我一般会买上地沟油条两根，肥皂粉大花卷两个，边吃边走。说句实话，跟永和豆浆那五块钱两根（是这个价钱？每次都是老婆给钱）的五星级油条相比，我总是感觉这种路边摊的风味才更接近我的记忆，同时口味也更纯正。正如有句老话说的好，食物的口味永远跟它周边环境成反比。所以，或许也只有在WC隔壁买到的烧鸭烧鹅才能有其独特且令人欲罢不能的香气吧？

之所以爱闲逛，还得益于深圳这座城市的特点。由于是一个移民城市，在这里你可以遇到两湖两广的人民，也可以到东北的汉子，更可以遇到西北的好汉和江浙的美女。于是这也导致只要逛遍我家楼下一条街，便胜全国千里游。因为这里除了有广东常见的肠粉和炒粉，还有湖北的鸭脖子，湖南的臭豆腐，西安的肉夹馍，新疆的羊肉串和超级大号烧饼，更有著名北京绿豆糕（我在北京俩月咋没听过？）。若要吃食，这里更有猪脚饭、猪肝粉、各色小炒、开封菜（KFC）、蓝蓝路（麦当劳）和国产KFC（德克士）。唯一的缺憾是这里居然没有咖啡馆，以至于我只能跟SB一样买杯豆浆等老婆下班。当然，为了提高SB级别，掏出iPad看点论文自然也是必须的。

终于在某个领导加班的晚上我走到市民广场。看着街边艺人的作画，听着小提琴演奏的Meditation（思乡曲还是沉思区？），赏着姑娘们的不知名舞蹈，我才对深圳留在大脑中的这个“文化沙漠”的印象有了一些变化。走进广场边的深圳书城，其内部装饰的豪华和安静的环境终于是让我找到了心中的一点共鸣。人们小声地交谈，或者轻轻翻书而绝无任何内容。与我之前到过的一般城市相比，深圳书城的规模不小，而且看得出，经营者比较有品位。一些专业展区内的书专业性比较强，这在全民不读书的年代实在是不多见的。当然，与亚马逊和京东比，这里买书显然是贵的。但是，他给了你购买之前翻阅和选择的权利。其实买书跟女人买衣服一样，在意的不就是那个挑选的过程吗？至于买回去看不看（穿不穿），此为后话也。

不过相对于英国普通居民而言，深圳居民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因为食材并不便宜，且由于监管部门的脱位，质量并不能保证。如我在英国经常会购买即将过期的鸡腿，但是在中国，这种事情我是万万不敢做的。因为在英国，食物正常在过期时并不会坏，但是国内嘛，坏了的东西可能还没过期。当然，也由于当时脑子短路，我拿了20块钱就去了家乐福。后果么，一则，我拿了几颗青菜灰溜溜回来了，二则，成了我家的笑话。
龙坪印象：宁静小镇
龙坪是我需要光顾的重要一站。这是我第二次前往该地。由于老婆需要前往上海培训，我们这次在龙坪的时间并不长。这是一个典型的湖北农村小镇，外来户极少，村上所有人都热情地打招呼，似乎都认识。当然，若我在无领导陪伴情况下在村里转上一圈，其回头率绝对爆表。倒不是因为我长得帅，却是人家会把我当贼。哈哈哈。与现代城市文明所谓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不同，这里人与人的交互极其彻底。村民未必了解国事和天下事，但是绝对对别人家的家事如数家珍。

村后的池塘

池塘边的孩子，看那眼神，哈哈哈

所谓龙坪镇，其实在我看来就是离家一公里之遥的一个小广场。对于去超市购物，小侄女自然是开心的。因为我们总是会给她买一些零食。只是这孩子很是懂事，每次都会嫌我们买得太贵。超市商品虽不能说丰富，但却也齐全，从零食到各类食材，从锅碗瓢盆到衣服袜子，从吹风机到微波炉，应有尽有。只是由于小镇处在物流和代理商的末端（武汉-黄冈-武穴-龙坪），这里的物价与民众的收入全不配比。“澳利澳”在这里绝对能卖出“奥利奥”的价格，同样飞鸽吹风机在这里与深圳的飞利浦等价。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蛋糕绝对可以卖出深圳面包房的价格，但是其实质量一般。我买了几个类似于Muffin的小蛋糕，外面是奶油。奶油的味道很奇怪，淡淡的，没有奶味。蛋糕也不甜，这可能跟当地人口味有关系吧。

而每次回到这里，我最喜欢的，就是田间地头拔回来的新鲜蔬菜。每次老婆都会觉得我大惊小怪。不过也难怪，毕竟对她而言，这个地方生活了二十多年，自然一切都是熟悉的了。而对我而言，这一切都是新奇的。白菜极其新鲜，即使用水煮也很美味。当地人普遍食辣，但家人大多照顾我这个外来户，所以普遍清淡。由于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当地人普遍喜欢汤菜。但是这种汤菜与东北乱炖不同，其色泽鲜艳，食材鲜亮，一口入口，既有食物的鲜香，也有浓浓的暖意。配上吸饱汤汁的“豆泡”和当地产的佛手山药，其味更佳。豆泡类似于江苏常见的“油豆腐”，但是形状细长，如英国常见的薯条般。此物乃冬天汤菜之绝配。

墨鱼炖排骨，我老婆最爱念叨的东西。图是网上找的

作为一个外乡人，很容易会注意到这里的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天地国亲师“的牌匾。我曾开玩笑问过我老婆，她表示从小看到大却没特意关注过。事实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偏偏他是广济文化的一个标志（武穴旧称广济）。中间的”天地国亲师“原文是”天地君亲师“，即为天地诸神，国家（君主），亲人和教师之意。右侧书”送九天东厨司命“，即民间所说的灶王爷。而左下角方为列祖列宗。据考，此信仰自明朝后期以来颇为流行。而这与广济县历史上的经济繁荣和地位是相匹配的。

农村的生活是宁静而一成不变的。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也远离繁杂的世界。在这里，你只需要享受冬天的暖阳，却不需要知道世界的变幻。由于没有国际互联网，我在龙坪无法收邮件，自然也无法登陆任何国外网站。但是对于我们久居城市的人而言，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却也不错。早饭固定是岳母亲手做的面条（这可是VIP待遇），然后便是去池塘边洗碗和洗衣服。这里生活相对传统，池塘边基本都是母亲带着未出嫁的女儿，或者婆婆带着媳妇。而我拿着D3000，反而成了人家观赏的风景。
苏州小歇：生我养我的地方
由于老婆要去上海培训，我们便没有在武汉停留。而只是给昔日的老板去了个电话，以表师生之情。当然，因此我们也“得罪”了武汉地界上的“各路豪杰”。对于我而言，上海再熟悉不过，而对于老婆而言，这是她第一次走进十里洋场。我曾打算在新天地请她吃一顿西餐，因为按照上海的标准，西餐是一种品位和身份的象征。可惜此种计划显然在我财迷老婆面前是通不过的。不过非常感谢吉同学，老五，坤哥的款待，终于让我们在上海没有穷得天天吃泡面，呵呵。人家说朋友多，走遍天下都不怕。事实上，初到外地，有个朋友哪怕见见面，喝杯咖啡，都能感觉好很多。

上海新天地，老上海的味道

而这次在苏州我们停留的并不太久。由于老婆要赶回去上班，我大概又在苏州住了十天。这十天可谓非常繁忙，我见到了昔日的老师，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然事业有成，在苏州的中小学教育学界成了一名标杆。周老师身体很是硬朗，虽然数十年未曾谋面，但是谈笑风生，风采依然不减当年。师母烧得一手好菜，令人难忘。席间与老爷子聊起我的过去，一些事情，结果一顿午饭直接成了三个小时，呵呵。而同样令我兴奋的，则是我找到了曾经六中时候的英语老师朱老师。他当时并非我的英语教师，但每日中午半小时的英语口语闲聊，三年如一日，甚至我在高三都没有中断，终为我后来的英语口语打下了基础。而另一收获，则是我找到了计算机的启蒙老师。他现在依然在老年大学从事着他所喜欢的事业。当然，他也与时俱进，从DOS转移到了Windows平台。

由于这次回苏州并非过年，在我老爸的亲自出马下，我老婆终于尝到了传说中的生煎馒头。可惜，老婆智商太高，我终于没有看到她把汤汁撒到衣服上的精彩画面。我老爸拿手的小馄饨自然也是专业级别。与大多数的小馄饨不同，我老爸做的小馄饨中空，内有少量肉馅，却可容汤汁流入。待锅中汆熟，与高汤一起倒入碗中，汤汁流入馄饨中，用调羹（苏州方言，一种搪瓷的勺子）抄起，轻吹后放入口中。汤汁的鲜味和馄饨的爽滑溶于一体，其滋味可谓快哉。以至于我老婆现在还在嘀咕说我为什么没学会。

苏州的生煎馒头，我小时候最爱

我家的特色是一旦有重大宴会，必是我老爹亲自下厨。菜色显然是苏帮菜特色，有浓油赤酱的红烧肉和蹄膀，配上绿油油的小青菜打底；也有细如发丝的土豆丝。要说这土豆丝，也是有一番讲究的。若土豆丝切得过粗，其不但不容易成熟而容易烧糊，更会有无法入味的尴尬。唯有刀工较好，切如细丝，方能在保证其成熟的同时能入味，且不烂。而至于红烧肉，我也会做。但是其难点主要在于上色和收汁。成功的红烧肉要求色泽鲜艳，肉质不老。而事实上，若无数十年的苦工，恐难以做到。
结论
与父母辈而言，我们的活动范围大得多。动则数千公里的旅行对我们的父母而言恐怕是件大事，但与我们而言则稀松平常。这种大范围的活动半径终于促成了我跟我老婆的相识相爱。若无生活圈子的打破，这种事情可谓比较少。事实上，在我高中同学乃至兄弟中，娶外地媳妇的并不多见，甚至于还可以成为BBS上的谈资。但是我想说，这种跨越自己生活圈子的交流，其实对于自己的眼界和容忍度都有着很大的好处。倘若我的岳父母到苏州，或者我的父母去龙坪，可能他们都会过得很不舒服。但是我们则不同。因为多年跨地域的生活可以帮我们迅速找到差异并适应之。以至于，在我带本科生的助教时，我学生们都私底下通过我中文和英语口音来猜我的籍贯。

但是这种跨地域生活也有一个弊端。那就是我们远离自己朋友圈子的同时，也渐渐远离了父母。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的今天，空巢老人的问题会愈发严重。或许如果我们工作稳定，生活安康，可以解决他们晚年生活之忧，也可以多少抚平一些他们对于子女的牵挂。但是，要知道，有很多问题，并不是靠电话和钱可以解决的。我最近爱上台湾的一些老歌，因为他们所唱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怀。或许，我们经历的，正是中国社会改革的一种镇痛，类似于三十年前的台湾和战后的欧美。只是，我们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罢了吧。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若不远游，何来温饱？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家事，更是国事，当然也是天下事！

文化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般称之为悖论（Paradox）。中国文化讲究“孝道”。讲究对君主要尽忠，对父母要尽孝。可是却又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于是我们有了员工管理条例，迟到早退要滚蛋；但是我们又有了新的法律，如果长时间不去看望父母要“吃开水”（谐音：吃官司）。结果原来的职业道德和家庭观之争上升到了法律之争。当然，法律规定的是一种极端情况。但是我真的无法想象一个可以弃父母妻儿于不顾的人在事业上到底能有多少成就？或许，我们现在社会上的浮躁风和做事情不负责的态度与这个有关？我在想，若是我们的教育少一些“我爱天安门”，而多一些尽孝和感恩之类的教育，是否会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更有利呢？毕竟，学生可以考试考不好，读书读不好，但是作为一个未来的教师（可能性待定），我不能容忍我的学生没有责任心。

国外真的有那么好？

最近做研究的感觉爆棚，脑子里的想法也出奇地多，这自然也影响到了我写博客的心情。而今天我则想来说一个关键性的全民话题：国外真的有那么好？这个问题的敏感度虽然比不上我之前的学术话题，但是却波及更广的人。其原因很简单，身在海外多年的人总是对自己的祖国有着那么点带着梦幻的想念，而身在国内的人往往觉得西方就是书中所称的极乐世界。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么？

前几日一位好友与我闲聊，便抱怨其在英国所遇到的一些不顺心的事儿。而令其更郁闷的是，一些明明生活在英国最底层的华人群体，却极其爱炫耀其英国生活的优越。尽管其内容到形式都为外人所不齿。当然，他们也大多对国外的缺点选择性忽略。对于常人而言，或许也就一笑了之。但是对于我这个身在学术圈的朋友而言，所谓眼睛里揉不得沙子，自然也就难受了。于是我便规劝到，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何必对这些人那么在意呢？

国外的优点
国人认为的国外生活优点，无外乎空气的纯净，人际关系的简单，单位行政效率比较高。当然，有些家底比较好的孩子会羡慕国外奢侈品价格、衣包打折等。而对于做学术的朋友而言，他们会觉得国外的制度更人性化，国外的大学数据库完备，设施齐全，科研经费充足等。所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当然，对于大多数市民，比如我父母而言，国内外的差异其实是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救助方面。只是，对于他们而言，很多时候如果不说，他们是并不会意识到这个差距的。而下面我们来随便聊聊。

首先，我想说的是，至少在英国，在大多数情况下，英国是一个诚信的国度。之所以提到这一点，因为其实这几乎是所有中西差异的根源。这类问题包括食物安全、制假贩假、政府效力等等问题。这种感受来自于方方面面，比如买衣服，手机，电脑等。与国内大多数摄影爱好者都喜欢验货或者现场交易不同，这里的所有二手器材交易几乎都通过ebay来进行。而反观国内呢？我给我家领导几次淘宝购物，几乎没有满意过。退货也是非常麻烦。于是渐渐我有了经验：可以相信ebay上的语言和描述，但是淘宝上的东西绝对是不能信的。

我们再来说说食物安全。这个问题由于奶粉问题已经在国内妇孺皆知。我不知道大家在超市里有没有买到过过期的东西，或者在饭店里吃饭是否有吃到过不洁的食物？当然，这类问题其实国外也有，但是概率却要低得多。以我学校的超市为例，这里的水果和肉类都有上架的期限。在即将到期（注意是上架结束日，不是食物过期日）前，超市会对其进行打折处理。而这显然是我等屌丝最开心的时候。神马1块钱两盒子草莓，一块五两大只鸡腿或者一大盒排骨基本出现在这个时间段。而国内呢？315晚会的曝光已经告诉了我们一切。

至于科研条件，这里的条件绝对是好的。可以这么说，我们博士研究生的条件可能比国内的副教授都好。先不说我们系有着全英国一流的数据库资源，这里小米的工作态度以及导师的职业道德都是令我们非常称赞的。在这里，你可以给导师送礼，但别指望人家会特别照顾你。因为大家其实都是按照流程走。其中的差异，即使有，也基本与你的礼物无关。在这里如果有不同的观点，你可以去争论，而不用去管对方是大牛还是老板。因为在学术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当然，这并不排除人家在你犯下低级错误后对你BS的权利（这事儿对博士生来说概率有点高）。

至于医疗。这部分是很多小留都不关心的。因为NHS其实是一个屌丝系统，其设计的目的即为保障英国居民最低的医疗保障。于是我经常听到小留们告诉我说国内的医疗多好，这里的医生有多烂，什么都不解决之类。当然，每当此时，如果心情好，我会一笑置之，如果赶上我正为论文困扰而无处发泄，我的答案就是：对不起，我的父母年收入加起来大概也就我奖学金两个月的工资，在我看来，英国的医疗还不错“。事实上，我在这里经历过很多，包括拔牙等，英国医疗工作者专业和认真的态度还是给我留下不错的印象。相比较深圳中医院那些把感冒当鼻炎还振振有词的庸医，以及永远乱的跟菜市场一样的就医环境而言，我更喜欢英国的NHS。尽管他们的效率的确不高。

而最重要的，则是社会环境。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对人的尊重。开句玩笑话说，我到英国来才知道被人尊重是什么样的感觉。由于身处小镇，安静而祥和，这里到处洋溢着一副与世无争的感觉。你不用着急上公交车去占座，这里的残疾人出行非常容易，老年人在公交车上也会得到应有的照顾。更重要的是，这里不会有人我行我素，在公交车上吃臭豆腐或者热干面。即使有人打电话，一般也会压低声音，而不会如国内很多人大着嗓门，仿佛全世界就他一个人有手机般。
国外生活的挑战
这些感觉对于新来的孩子无疑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因为他们发现这里完全可以放松心情，可以跟街上的陌生人随便聊几句。办公室里无论是前台，清洁工和保安都会跟你熟络地打招呼。知名教授与屌丝博士中午吃的东西几乎一样而不会有任何的特殊之处。但这里就一定是天堂么？

首先。这里是不能用钱来解决一切问题的。与不少国人，尤其是暴发户，眼里只有钱不同，不少英国人还是有着该有的道德和规范。人家不会说因为是你熟人就把你事情做得特别好，而把其他人的事情都无限期搁置。更不能指望我们在需要一些特殊的服务时候拿钱开道。当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钱是有好处的，你可以享受到私人医疗，私人汽车，私人的公寓等。但是，人家不会仅仅为了钱就帮你开一条新路。

同样的，这里也不是靠关系就能解决问题的地方。尽管哪里都有自己人，英国甚至劳工法规定要保证英国本国人和欧盟公民的权益，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可以为了关系打破一切的规定。关系的使用只能建立在自身能力的基础之上。同样的，在这里也不会感受到领导的权势，当然，如果一个人频频跟教授去套近乎，而对其他周围的朋友同事置若罔闻，这货绝对是出自印度，中国，香港，台湾，泰国等国家中的一个。因为已有文献表明，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几乎是关系型经济的重灾区。

当然，更重要的，在英国，你会受到歧视。这点在学校读书的本科硕士生感受并不强烈，最多也就是被清洁工刁难。当你使用英国人的方式通过正当手段解决以后，人家会对你非常客气。然而，一旦出去找工作，或者我们希望打零工，问题就严重了。且不说劳工法要求所有工作单位优先招聘英国本国人和欧盟公民，其实很多外籍的华裔配偶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地带。他们活在中国超市和餐馆打零工，或在家全职主妇。如果不是今年以来我突然跟这里的华人团体有了些接触，我似乎都不知道这群人。

英国近年来成了很多学生留学的目的地。但是千万别以为出了几十万的学费和生活费以后，英国人会对这个群体感激涕零。事实上，英国人普遍对中国留学生没有好感。尤其是在我走入一些纯英国人的团体时候，我的专业（会计与金融）经常会因为国人众多而躺枪。其实英国人的表现还是很有内涵的，一般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我旁边的英国朋友通常会补充点什么，这时候，你就会惊喜地注意到他们态度的180度大转变。也只有在这种很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地感受到：其实我们被BS了。

而至于食物之类，我实在是不想吐槽了。无论是前阶段著名的”仰望星空派“还是大街小巷的炸鸡块和Fish & Chips（鱼和土豆），都实在是跟大天朝的美食相去甚远。不过这在提升了学校和周边镇上中餐馆生意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留学生们的厨艺。正所谓，需求决定市场。但是倘若考虑在英国定居，那么如何适应当地的饮食习惯也是个大问题。正如我一位好友所言，娶一个英国太太的风险在于，你在未来的日子里恐怕得天天面对最糟糕的食物了（The risk of marrying with a lady from UK is that you will have bear such food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简而言之。国外的生活与国内相比，给我们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和自由，同时也给予了一个相对公平的人文环境。对于科研工作而言，国外的软硬件条件恐怕不是国内的高校短期可以超越的。但是，我们得看到，国外的生活其实也暗藏着很多的问题，如潜在的歧视，被边缘化的风险，生活习惯差异等等。在我看来，出身于中国社会底层，包括双职工家庭的子女在国外会过得更开心，反之，若在国内比较有背景，且家境较好的孩子，应该在国内比国外过得更开心。至于是好是坏，其实只有留待个人自行评说了。

On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30 Years

This topic comes from a lunch talk days ago with a visiting scholar from China and a colleague in our department, who is quite ignored on the Chinese issues. Though under most conditions, the discussions about China that covers the riskiness of the banking system, unfairness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bribery among the official servants and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can easily reach a consistent conclusion, this time we are facing dispersion. Such dispersion, however, can mean the ignorance of knowledge on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the realit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of course, so-called ‘face’ that is widely seen in Chinese cultures (面子：笔者注）. To avoid some unnecessary troubles, this article only summarizes the viewpoint of min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past thirty years and its related issues on the social well-beings. However, it is far from adequate for an unbiased and justified discussion as the limitation of contextualization applies. The limitation also partly explains why I write this blog in English rather than in Chinese. Because I do not want to trigger the censorship from that ancient country, though the censoring system can have little impact on my blog given its highly limited readers coverag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General
The very first question ref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past 30 years in fundamental. This is the most prestigious part of the recent Chinese history that should be discussed than any other ones. As,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China has transferred itself from a less developed country into a comparatively developed star. People becomes richer than they used to be, and the living styles has been changed a lot. The government and academicians accompanied starts to bury themselves in such results, and they assert, they have created a puzzled that to be solved by the whole economic world, namely, how and why the Chinese economy boomed in past thirty years and what can be implied? However, to my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is quite simple. That is the concentration of resources and great sacrifice on social well-beings and fairness.

The prolonged understatement of currency rate and good controls on the foreign currencies transfer for past thirty days ensures the benefit of cheap labor and limited import transactions. Given a balance sheet that the asset sides always exceeds its liability side, the firm can boom up rapidly with a fast increase on net assets. Such booming up can even accelerate when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 is controlled. Indeed, if India follows a similar way of governing, there would be a second China in Asia. However, after hundreds of years govern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their philosophy has been changed. That is, the government can be extremely hard to imitate such a method like his Chinese neighbor adopts, as is suggested by an article on Economist. The only difficulty that traps numerous economist in US and Europe is that, how can the public accept such concentration and where the public monitoring is. In general, they just cannot believe in their eyes.

Evidence can be easily shown regarding this issue if you readers want some. A good example that confirms my argument comes from the difference on size and profitability between the state-owned firms and entities of other ownership. The most profitable industries, including the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providers, electricity and water supplies, petrol and gas, mass media, publication houses, etc are all state-owned that form a chain of monopolies in reality. In fact, such controlling avoids th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public requirements on optimization, which in turn, ensures good income for the country for the investments on infrastructure. However, by doing so, it enlarg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tate-owned firms and others, and strengthens the voting power of government in the market, and eventually, induces some other issues.
The Consequence of Governmental Controlling: Social Disorders
The strengthening of voting power of governments in markets can lead to good rent-seeking motivations and can result in a widespread of corruptions. The corruption can partly be explained by a social basis on personal connections rather than that of rule-in-law principles as in US and Europe. However, I prefer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n the lack of public monitoring. Given a central role of governmen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 public monitoring can alleviate the rent-seeking motivation in this process and secure the fundamental fairness, which i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Congress in mos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However, the Congress of China failed to control this.

Such failure on monitoring results in a social fashion in China: Guanxi (Relationship) Economy. The worship on money and power eventually exceeds the merit of being honesty and diligent. Namely, if you want to be successful in China, an easy approach is to find the right person.The rent-seeking on governmental officers and the fashion of bribery in daily lives in fact promotes the popularity of entrance exams for civil servants. In a developed country, this is rare to see. An intriguing point underlying its popularity is its motivation. Because it is actually not reasonable for a great amount of graduates, holding a master’s and PhD diploma, to pursue a position that can indeed be fulfilled by a trained secretary, except for a fabulous temptation from Satan.

The offer from Satan, however, is a package comprised of various benefits: priorities on cheap housing that should be for low-incomers, special treatment on medical care system that is designed for all the public, VIP treatment for kid’s education from the schools that are established by the tax income from the public, perks and bribery that is created from the dominant role of government in market, etc. In addition, they are rewarded an outstanding pension plan that is unavailable to other public except for employees in state-owned firms and government-sponsored departments. Regarding this, there forms a mainstream of conflicts in Chinese society: the officials and privileged groups versus the rest.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privileged groups and the rest are manifested in not only the population of such exams takers, but also popularity of immigration. Students without good family background and very little hope of being employed in state-owned firms and governmental-sponsored departments tend to seek opportunities of studying overseas. The scholarship and sponsorship overseas in fact provides students from a poor family but hold very good academic recordings an outstanding chance of developing their own careers, and provides a substituting mechanism for this group that has long been overlooked.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ws the returning rate of students studying overseas with high ranking on academia is only approximately 10% in past thirty years. I suppose, the unfairness existed and fear from the privileged groups should contribute much to this result. The escaping of such excellent students, especially those with PhD degrees and good contribution to their own fields, however, withdraws the potentials of the developing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us, ruins its perspective.
The Governmental Role and Risk Control of Banks
The dominant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market, though ensures the short term profit by securing the monopoly role of state-owned firms in key industries, also leads to some potential risks in banking sectors. The banking system in China takes two layers that consist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banks. They are both charted and supervised by China’s Bank Regulatory Commission, a group that is formally independent of but implicitly holds a good relation with the central bank and government.

The banks are all highly staked by the government no matter which type the ownership is.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n banking business, banks in China in fact earns highest both fee and interest income comparing to their counter-parties in other countries. However, it is also their links to the government that their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is under challenge.There is a strong regulatory requirement that prevents the banks in China to operate risky transaction including high volume of derivatives and structured products, but their high dependence on fee income and interest spreads generally compensates this drawback.

Given the stringent auditing policy for firms in China that seeks IPO opportunity, which involves both strict benchmark on their performance and bribery implicitly acknowledged, firms in China, no matter its size, are totally bank loan dependent. That is, loan from banks performs central role in Chinese markets. Given the conclusion stated above on the central role of Chines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al decision can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banks’ loan contribution. Reasonably, firms with governmental background can have an easier access to the bank funding than others. That explains why the Ministry of Railway in China can have a 5,000 billion RMB loans with particularly low quality, but private firms with good performance can only receive funding through underground banking system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risk controls and the governmental impacts eventually raises the riskiness of banks’ asset portfolio in part, and the concentration on land business forms the other. Given the land are allocated by the government, who takes the ultimate ownership, the transfer of utility rights of lands form a central item of governmental income, not only for central government, but also for local ones.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the utility rights, eventually boosts the price of landing, enlarging the governmental income and the cost for housing companies, finally creates a high level of housing price, comparing with the GDP per person and the average income.

The governmental controlling and their pursing the profit from land leasing result in the housing bubble that is similar to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crisis in 2007. Though the existence of high demand in houses, the bubble can hardly stay long with its great dispersion from average income. Thus, assuming the depreciation of house pricing in the future, the default risk and prepayment issues can be apparent, and the value of collateral is dropping down, the capital adequacy ratio set by Basel Accords can vapor in a dramatically fast manner and soon the banks, no matter whom they are, can face a short of funding. The SHIBOR rates can boost due to such demand, and finally,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of the whole country is threatened.

I am not sure about the percentage that the loans take in banks’ asset side of the balance sheet in China but it can apparently exceeds 60%, the average of US banks. This implies a very high leverage and a good potential catalyst for death when the market depreciates. The strong power of United States eventually saved up his banking system after bailing out several of its largest banks but I do suspect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be powerful enough to pay the bill when such disaster eventually comes. If the answer is no, the proposed financial crisis raised from a crash of the banking system can then turn itself into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as what the Europeans are now suffering. Though the probability of such happening can be low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but the consequence can be disastrous.
Remarks and Contribution
Above all, though China has experienced its dramat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1980s as the starting of its open-door policy, some drawbacks remains. I assert that such drawbacks are induced by a unique social structure and can induce some unsolved issues on interest of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The conflicts, however, further leads to numerous social issues that threaten the stabilit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is article also provides an answer to a question on why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maintains a high percentage by suggesting the central role that the government play in this market.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in past thirty years in fact is a substitution of loss on social well-beings for the public by the artificial intervene on the process of alloca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resources.

This article also anticipates that such intervene can result in a reduction on risk controlling efficiency for banks and thus harm the economic system in return.This article is also consistent to the recent discussion from the media that refer to the worries from the West on China’s being the third polar of the world.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it is still too early to worry about this issue as China is still at its very early stage on development. It can only be a powerful country in reality when the internal conflicts can be reasonably solved and the fairness secured. Considering its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uniqueness of contextualization, reaching this target means a long way to go.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n academic analysis on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does not represent any official point of view from or related to Chinese government. I personally maintain all the copyrights on this article. 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 want to re-post that somewhere e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