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ccounting

近日论坛上朱老师的一篇关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科研考评机制的文章炒得火热。其中心大意就是这个制度对于老教授们来说不太公平。因为新的制度调低了一些所谓党报和易操控的期刊的对应级别，同时提高了一些新兴期刊的档次，如北大光华的《中国会计评论》，清华和香港合办的《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谢谢Rainer指出的错误）等。事实上，朱老师可能有所不知，这两本期刊由于一直没有刊号，且要求严格的实证，并没有进入很多学校科研处的考评范围之内。论其质量，其实这两本杂志绝不逊于会计学的几本中文顶级期刊。与其所陈述的内容相反，对大多数中青年学者而言，这次的改革反而是人心所向的。这个改革，虽然其贡献肯定不能与几十年前拨乱反正去比较，但对该学院的科研却也是一种十足的进步。只是，像朱老师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就成了改革的牺牲品。

我本无意参与这种无谓的纷争，但是这个争论愈演愈烈，在我所在的某个会计研究的QQ群里也有了一些讨论。于是，正好借今晚这个空闲（看电视也就这么看过去了），我也写点东西，也算是应景之作吧。当然，写这个东西与我最近的心境也有关系。尽管最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提交和工作论文的修改工作，同时也投出去了一些简历，我却一点都没有感到轻松。相反，我其实已经有意不再做学术。但是我却没有好的出路。说实话，我目前的阶段，正好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阶段。论科研成果，我未必比得了国内的同行；论关系，我自然也是没有国内同行的优势；论英文水平，我却不是欧洲学生和本国人的对手。如此的结局的确令人心烦意乱。不过既然如此，也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了。一切淡然处之吧。不知是否纯属巧合，今天这篇文章，与我之前的一篇关于会计研究小文章的出炉正好相隔一年。

今天这个文章，聊以作为我读博三年的一个中文版总结，同时也作为我的一个阶段见证。考虑到这毕竟是一篇博客，我就不仔细校订细节了。如果有什么错误，还请大家指正。当然，我也不按照学术惯例来写引用和参考文献。如果诸位需要更专业的资料，请直接参考JAE的文献回顾。

1. 从实证方法开始讨论

   实证方法对中国的会计学和经济学研究者而言其实是全新的东西。至少在2000年以前，能做实证的科研人员屈指可数。事实上，就我读研的母校而言，在我2007年入学之时，实证方法依然是个全新的东西。尽管我很幸运地找了当时在我学院唯一做实证的导师，大部分的同学却未必如此幸运（当然，他们也不想做研究）。实证之不被待见，有一事例便可窥见一斑。当时我母校的争论之一就是实证和规范到底哪个更重要？有大胆的老师在课堂上公开讲：实证不就是两列数据放到一起来比较么？这种研究有何贡献科研？而在一些传统会计名校，一些名教授，甚至于著名的葛家樹教授都在自己的专著《西方财务会计理论》和一些会计研究的文章里放一些”昏话“。其大意大概也是类似，他们大多实证方法需要基础数据或者数学方法验证，无法契合现实抑或缺乏应有的理论贡献。当然，初想来，这些说法的确也没有错。但是问题是，学术研究又有哪些能”百分之百契合实际“的呢？而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其实并不太了解实证。

   1. 到底什么是会计研究呢？

      讲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就我自己粗浅的知识来谈谈对于研究浅显的理解。其实会计学，尤其我相对熟悉的财务会计理论而言（管理会计还是让jyo老弟来补充吧），其核心研究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会计才是最好的？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拓展开来为：我们的会计准则或者目前的会计体系，应该向着哪个方向来进行修正？按照目前网上提问通用的”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的规范来说，我们的研究其实都是在围绕着两个问题在展开：我们目前的会计准则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这些问题应该如何来修正？其修正的效果又如何？这些问题初看起来非常简单，其实则不然。以最简单的公允价值会计（mark-to-market accounting）而言，国内大多数的学者都会认为公允价值会因为市价制度的不完善而影响其公允和谨慎性，同时公允价值的频繁波动会影响其谨慎性。作为一门平时的考试，即使是顶级大学的考博试题，这样回答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若要涉及学术研究，我们就需要去思考更深入的问题：1. 市价制度的不完善处到底在何处？是否有修正的可能性或者必要？2. 这种不完善性，如果存在，如何影响会计制度的完备？3. 这种完备性的缺失可否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4. 综合考虑，与历史成本法相比，其优缺点又在哪里？5. 以上这些问题的评判机制又在哪里呢？显然，这些问题要回答是不容易的。要回答这类问题，其实有两种方法（Approaches）可以选择：规范研究（Narrative）和实证研究（Positive Approach）。在1960年代之前的美国和欧洲（以英国为例），以及2000年以前的国内研究，大多数的会计学研究都遵从规范研究的范式。这类研究方式的出发点可以涉及上述问题的1，2，3，4和部分5的讨论。其要义在于通过演绎法的逻辑和一种类似于探究的思维来进行概念辨析，进而探讨。这种探讨主要涉及各方理论解释的可能性，并且究其论点，论据和证据链来进行讨论。此种研究方式的优点不言而喻，即可以参考各方利益，但是缺点也同样明显，即无法给出一个第三方的相对客观的判断标准和结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会计学本身学科的相对封闭性，这种讨论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解释”的逻辑漩涡。于是，这路研究发展到最后就变成了因为A所以B，而同时恰恰也有可能是B而导致了A。更重要的是，这类研究往往最后会导致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但是在这个领域，国内学者是吃透了几乎所有文献的。不信，你可随便问一个厦大或人大的教授一些传统的会计问题。我相信他们就利特尔顿和佩顿的研究可以给你讲一天。

      事情在1960年中叶有了转机。其时芝加哥大学的Fama和合作者French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这个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认为市场中的信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股价的波动。对于强势市场而言，这种信息-股价的转换速度会极其迅速，故而没有任何套利的可能。其实这种思维是一种典型的数学学科思维：即通过严格的假设来给出最简单的表达形式，然后逐步放开其假设，继而给出更符合“实际”的解答。循此，我们首先打破市场有效性假设中的强势市场假设，即我们认为信息-股价的转换并不迅速。于是，投资者就会有信息优势和劣势。这种差异便有可能给投资者提供套利机会。但这个问题本身属金融学范畴，Fama在他的两本金融理论教材中都有论述，而此处不赘述。而若这个猜想（Conjecture）应用到会计学中，就变成：会计信息如何来影响股票价格的波动？人们是否可以利用会计信息来套利？事实上，这个想法极大转变了近几十年会计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当然，在这一环上，我们国内研究者彻底是被抛弃了。毕竟那会儿我们的教授们正在“修理地球”呢。

      按照Kothari在他2001年所著的《资本市场中的会计研究》一文所述，Ball and Brown (1968) 以及Beaver（1968）的文章均给出了这方面的证据。只是与国内研究者往往简单解读，仅认为这两篇文章是主要关注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所不同。事实往往与美好的祝愿相悖。这篇文章的原始动机仅是希望通过会计数据与股票价格的关系来给fama的EMH假说一个经验支持。只是他们自己都没想到这个文章居然开创了一个时代。因为这篇文章的贡献，若从另一个方面来进行解读，即是：这篇文章给出了股票价格-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证明，即会计信息对于投资者而言是“有用”的。当然，这个层面的贡献与国内解读是一致的。于是乎，一手报表，一手市场，就变成了我们现在会计类实证研究的最经典范式。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或多或少都会转到这个上面来。而这种方法，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谓实证方法的原型。只是由于学者的高傲或者学术文献的特性（毕竟目标读者基本都是内行人士），此种逻辑在当代的学术类文章中鲜有提及。

   2. 当代西方会计研究的基础在哪里？

      这种将会计的研究与资本市场相关联的方法，不仅仅提高了会计研究的“可靠性”，同时也使得会计学引入基础金融，经济学的知识变得相对容易。事实上，尽管目前美国和国际准则中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对于相关要素的定义与利特尔顿和佩顿时代的定义相比并无太多的区别，其理论基础，尤其是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于资本市场的作用（Implications to capital markets）已经被更新的经济学理论重定义。我经常会推荐我的师弟师妹们去阅读William Scott的《财务会计理论》这个入门教材。在这本书中，Scott在第二章给出了完全市场下的财务报告模型。在这个严格假定下，不确定性是不存在的。此时资产负债表上所有项目的期末账面价值均等于其未来产生现金流的折现值。而此时利润表的净利润则严格等于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净资产乘以市场回报率。这个模型就说明，市场越完善，资产负债表就越重要。而若打破这个完全市场假设，我们就需要引入不确定性。此时，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项目账面价值就可能是有偏误的（Biased）。而利润表则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修正机制。而这套理论不仅仅引领了几十年的会计学和公司金融的研究，同时也给后来著名的Ohlson（1995）模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只是这个思路有悖于传统的簿记（Bookkeeping），因而初学者难免感觉费解。但是这个知识点真的很重要。因为按照这个逻辑推下来，会计问题就不再是会计本身的问题了。事实上，在此框架下，前述的5个问题变成了：1. 不同的会计方法和政策选择从多大程度上会造成会计报表的数字背离其经济实质？这里的经济实质简单理解就是公司真正的表现；2. 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放到资产负债表上去？对于这类问题，无形资产，如人力资源成本的会计处理争议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故事来源Penman于2009年所发的一篇论文）。曾记得我读本科时候，我的本科老师还把人力资源会计作为一个很新鲜的“前沿”知识来衡量。如没记错，台湾的郑丁旺教授也做过类似的工作。事实上，按照上述理论，人力资源是不需要确认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力资源本身其实是无价值的，他事实上是通过公司所持有的其他有形资产来实施的。而这种经营成果就会引起有形资产价值的更大变化。言下之意，有形资产价值的变化包括两部分：1. 本身的增值；2. 人力资源的功劳。第一部分的增值通过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即可体现，而第2部分的增值则会被反映在利润表里。若将人力资源放入资产负债表，反而会导致重复计量问题（Double Counting Problems）。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在西方讨论比较少，而在国内却会比较多。这就是研究者的视角和知识层面的差距了。

      顺着这个逻辑往下走，会计理论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会计信息-资本市场的联系问题。于是我们看到70年代大量的文章开始讨论信息披露问题。若有朋友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会发现此类文章1970到1980年代出奇的多。像后来写出《论信息披露》（Essay on Disclosure）这篇神作的Verrecchia的成名作基本也是属于这个时代。而1970年代末的Jensen和Meckling的大作则是把这个研究推到了极致。因为信息披露本身不仅仅提供了投资者所需要的会计信息，更是作为公司内外的桥梁而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尽管在CPA教材中信息披露的内容从来都是一笔带过，在现实世界中，它的贡献可是不低于财务会计本身的（所以，我老婆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贡献也是大大地，么么哒）。事实上，没有信息披露，就不会有这几十年所有的实证研究了。当然，敏感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了，现代的会计研究是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的。

      而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研究则慢慢地转回了会计报表本身。当然这个分类都是基于我自己的理解，本身是非常不靠谱的。比如利用期权定价的思想，Healy等人开始讨论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问题。他们的观点主要认为企业倾向于在利润过高的时候进行平滑，而在利润过低的时候进行技术性扭亏。这种做法在西方可以理解为一种市场迎合策略（迎合分析师的预测）。而这种操控会导致企业所披露的盈余信息含量中应计类项目（Accruals）含量的提升或者降低。于是，有人开始用这个做文章，进而发展出了国人熟知的琼斯模型（Jones Model）及其修正版本。Sloan 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里则另辟蹊径，验证了这种盈余管理行为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而他们所使用的思想则来自于Kormendi和Lipe于1987年所作的关于盈余反应系数的讨论。Sloan的研究后来被Richardson推广，进而验证了不同报表项目的持续性。在这一脉络的研究中，Basu的工作不得不提。他利用反转模型巧妙地给出了会计谨慎性的证据。尽管这个模型的偏误在后来有不同的研究者提及，甚至于Ball，Collins等几个大牛都在这个方面努力着，这都不妨碍它在2013年被美国会计学会评为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可以理解的是，在这个阶段，大家的工作还是主要是面上工作，所做的测试主要是群体性测试。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在这个点赶上来，其实还是不难的。事实上，我窃以为，我英国导师上教授就是选对了这个时点发了几篇好文章。但是按照Dechow (2010)的说法，这类研究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无法绕开：即如何区分会计处理本身和盈余操控。因为即使企业完全按照会计准则编制报表，其中不涉及任何操控行为，其数据与企业真实表现依然有差距。这是因为“会计准则本身需要平衡各方利益”。

      2000年以后的研究则在我看来有细化的趋势。事实上，现在顶级期刊上的论文大多篇幅比较长，而且对初学者很不友好。前面所述的基础理论在文献中几乎不会提及，而且研究对象也开始慢慢地更接近本质。与上世纪90年代的工作相比，这十年的研究工作非常细化。顶级杂志上论文所涉及的话题千差万别，以至于根本无法归纳。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会计学研究的话题往往越来越微观，比如资产证券化是担保借款还是作为销售处理（见Landsman等人的研究），金融工具会计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处理可否进行盈余管理（见Dechow等人的研究），金融危机中银行所导致的顺周期效应与银行贷款方面会计处理的问题（见Beatty，Ryan，Vyas，Bushman等系列研究）。这类研究往往需要有深入的背景支持才能很好把握研究的来龙去脉。不信的话，可参见2010年JAE的文献回顾系列。我记得2001年的版本很早就有人翻译，而2010版的中文版翻译迄今没见到。就我个人而言，2010版本的文献回顾更细节，更技术化，读起来也虐心。

2. 对于老一辈学者的挑战

   由此可见，若要真正去理解现代的会计理论，研究者需要具备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础知识。而这些知识对于目前跟我同年的研究人员而言，尚不太难。对于一些老教授，或者七八十年代上大学的研究者而言，这里就有了很大的障碍。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所受到的经济学训练并不是严格的当代经济学理论，而是基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我大天朝的宇宙整理。诚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其自己的一套逻辑，其使用使用价值，价值，剩余价值，物化劳动，第一部类，第二部类等定义和一系列特有的逻辑也构建起了一套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系统。这套理论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虽然充满着“血腥味”和“霸道”的思想，其实也能解释大部分的会计理论（具体参见易庭源教授在资本运动理论方面的研究），但是对于70年代以后的基于当代经济学理论构建起来的金融和会计理论是无力的。当然，如果有朋友精于此道，也欢迎赐教。尽管很多老学者也慢慢学会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理性期望理论“等，但是由于其根基的不同，在阐述相关理论时难免相互打架，于是造成了他们研究的困惑。而更浅显的困难则是来源于技术层面。当代的经济学和会计学研究大多仰仗大数据和计算机模拟。这类问题在西方其实并不难解决。一则他们计算机普及比较早，起码比我们早了有10年，二则西方学术界有很好的合作机制。我不会我可以找人做嘛。但是在国内这个比较难。因为大多数的科研院校，即使到今天，都只认“第一作者”。而显然，论文的第一作者只能有一个，总有人是要落空的。于是渐渐地，科研合作就沦为“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境地。若再加上之前所述，由于知识和观念的差异，年轻的科研人员未必服气老一辈科研人员的”idea“。于是问题便产生了。这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为什么岭南的改革会让朱老师如此不快，为什么老牌的财经类院校要转型如此地艰难了。毕竟很少有我这个年龄的研究者会认同会计全球化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个故事听起来也有那么点道理，还有点阴谋论的意思（参见郭道扬老师于2013年6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中《会计制度全球性变革研究》一文）。但是这类问题，或许是由于面子，或许是国人倚老卖老的特色，抑或是别的原因，大多数老一辈学者是不愿意低头的。于是冲突就来了。

3. 对于年轻一辈学者的挑战

   但是老一辈的学者大多功成名就，大浪淘沙，历史其实已经给出了大部分问题的答案。相反，我更愿意谈谈我自己对目前研究的感悟。这话可能说的有点大，毕竟我手里目前没有任何像样的成果，说出来的话估计也没人信。好在这是我聊以自慰的博文，也不用面对严苛的审稿人。

   1. 我觉得最难的首先就是选题。

      与几十年前的博士相比，我们所需要知道的背景知识实在太多。可以说，现在几乎没有哪个领域的研究是在没有任何背景知识的情况下快速切入的。顶级杂志现在的写作风格往往容易给新手一个相反的印象，认为要做一个研究很简单。事实上，我从读研开始一直也是这个想法，当然最后也尝到了苦果。因为要做一个研究，首先就要有个好的idea。但是idea哪里来呢？首先就是需要对某个话题有兴趣，并且了解这个话题的方方面面。一般来说，学科越是系统，这种切入过程就越难。就我本人所做金融会计而言，用句时髦话来说，这完全就是坑，而且不是坑爹的问题，而是坑了祖宗十八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华人圈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基于公司金融类的话题，如政治关系，家族企业，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信用评价等。因为与纯会计类的研究相比，这类研究无疑是更容易上手的。但是所谓有利有弊，这类研究正是因为上手容易，所以竞争激烈。大家不但要比技术，比手段，还要比“手快”。所以，其实这类研究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如果有个给力的老板，或许选题可以帮忙。但是前提是对应圈子里的顶级学校的具有顶级水平的老板。比如在国内，几所名校的顶级教授给你的题目或许可以很快问鼎《会计研究》，《管理世界》或者《经济研究》，而国外名校的教授则可以帮你问鼎AR，JAR，JAE，JFE，JF等。且不说遇到这种老板的概率，老板也有可能因为行政或者个性等原因而远离一线学术界。但是这种教授往往喜欢倚老卖老，尤其是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如果完全照着他们的过时思路去做，绝逼是没有出路的。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这两种老板我都遇到过，而其中导致的心理落差暂且不表。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以为老外人品会更好。相比较华人，老外有时候做事情更不厚道且更没有下限，而且他们群体的方差大的吓死人。我今天这个纪念文也是拜我某位老板所赐。

   2. 其次是技术问题。

      看到这个，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要说计量。事实上，计量的问题在我们的圈子里已经是不需要再重复了（暗暗鄙视某些不懂计量的老教授们下）。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是，很多我的朋友们都过分重视计量技术了。当然，如果你是做经济学，甚至于是计量经济学方法方面的研究，那怎么矫情都不为过。毕竟某一个估计方法的偏误讨论可能都是能问鼎Econometrica那种大神器的。但是对于会计学的研究而言，如果过分重视方法细节，那么就可能无法估计理论本身或者文章所研究对象本身。玩计量方法忽悠下国内的杂志还可以，但是对于那些希望问鼎国际B甚至于A刊（我这里假定A刊为ABS的4星，B刊为ABS的三星），文章本身所显示出来的作者对于该问题的了解程度和文献的贡献才是最重要的。这种重要性随着期刊级别的上升而提高。另一个问题则是语言。尽管目前我的同龄人的英语水平相比前辈已经是好了不少的。但是离实用和流畅依然有着相当的差距。试想，如果你突然有了一个idea，需要知道这个idea的来龙去脉以及国外的研究前景。显然，这时候去通读几十篇论文应该是很正常的。这前提是这个研究不涉及大量非学术类资料的阅读。比如会计准则原文，比如SEC的技术公告，比如FSB或者什么国际组织发布的公告文件。甚至于，为了真正了解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我们还需要适当去阅读WSJ，FT，Economist等专业媒体的媒体报道。没有非常好而且精准的英语阅读能力，这个根本不行。当然，我不否认有些朋友英语的确好，但是这个语言实在是让我吃够了亏。当然，除了阅读，还有写作。因为太烂的英文写作可是会直接导致拒稿的哦。

   3. 然后是制度因素。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谁都无法离开科研考核制度，无论是美国的tenure-track还是英国的probation，或者国内高校的千奇百怪的制度。要说为了饭碗灌水，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有，如我前面所述老板不懂装懂一般，谁都不是圣人。但是由于国内青椒的日子过得实在是过于苦逼（真不如卖青椒的），大家不得不绞尽脑汁去赚钱，去发论文。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华人群体灌论文已经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大量的博士生训练足或者不足都被送上了战场。早期的博士因主要面对国内期刊和审稿人，问题还不太大，毕竟大家都不懂。而他们一旦走入国际赛场，要参加学术界的奥运会，训练不足那是绝逼要害死人的。就我三年的博士经验，写一个自己完全没兴趣没激情的论文那感觉犹如钝刀割肉。以至于常常有人会怀疑自己当年读博的动机。而另一个制度问题则是国内的环境。如果诸位有幸读过任何一本英文版的财务会计教材，应该都不会对欧美的会计准则制定过程陌生。以美国为例，正常的准则制定基本是：危机-准则-二次危机-二次修订。而在修订过程中，业界的经验和学术界的分析结果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也导致了在SFAS发布的时候，往往附有详细的技术性公告，其具体阐述了FASB如何权衡各方观点以达到平衡。对于研究者而言，这类信息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尤其是2007年的新准则以后，在我看来基本是大规模的翻译工作。这种翻译直接导致了我国自己的会计研究基本毫无参考价值。更何况，我们通常需要在某些研究方面保证“政治正确”。而可以预见的是，在“政治正确”的框架下，会计研究的效用或者可靠性基本是难以保证的。于是，我们的研究就变得两边不是人。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我们的研究无法提供基于欧美市场的解读；对于自己人而言，官方不但不感谢你提出问题，还有可能直接被拒稿。或许，这就是李真和陈冬华在他们的那篇散文《私奔 • 乡土 • 城邦》中所述的困惑吧。

4. 写在最后

   这篇文章其实算不得任何的学术文章，只是写出来聊以自慰。在这篇文章中，我并不打算说实证一定会优于规范文章。事实上，实证也好，规范也好，他们都只是叙事的方式而已。其真正重要的，是其背后的逻辑和感悟。其实一篇成功的文章，光靠模型是不行的，光靠说理也是不够的。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是使用规范的思路来描述文章的理论，然后利用规范的实证方法来进行验证。其实实证，尤其是经验研究，所能作的也就是这个。经验研究本身并不能推出任何理论，他只能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所以，如果作者无法做好文章的理论部分，实证做得再漂亮也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大多数学者还是有自知之明，而且是要脸的。只是国内的环境差异，导致了很多学者的眼界相对比较窄，且由于不问世事，而干脆没有对国际前沿的研究有适当的了解。国内所谓的实证和规范之争，表面上来看是一种研究方法之争，其实更多地是利益的纷争。其实对于基础比较好的年轻学者而言，要写出比较好的规范文章并不是难事，而对于很多能真正写出好的，与国际接轨的规范文章的学者而言，要做出实证也不是难事。举个例子：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和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上很少涉及大量模型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的水平并不低。尤其是后者，其脚注往往会给出大量的学术类文章的引用。而国内的问题，如文中所言，很多不懂实证的学者并不仅仅不懂实证方法，而是缺乏最基础的经济学训练。而这，问题就严重了。

   然而，我有时候还是非常羡慕那些老一辈的学者。首先，且不论他们所做的研究是否过时，其实现在想来他们的孜孜不倦和踏实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年轻一辈来学习的。这种学习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老一辈学者所做研究的年代，国内与国外其实是并不那么发达的，至少在90年代以前，很多学者所能得到的英文资料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们不得不通过自己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对于60年代之前传统会计理论的理解，对于现实问题的理解来一步一步建立自己的会计理论。如果诸位读一下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文章（就是在葛家樹教授他们开始大规模翻译FASB文档前），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理论体系是不错的。其实这个才是应该有的研究过程。只是，这些老一辈学者辛苦苦苦建立起来的东西被引入的西方理论一下子冲得粉碎。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其实是很享受自己的这个研究过程的。

   所以这注定了，我们或许是比较悲催的一代人。因为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大量的西方理论。至少对我而言，我的本科教育其实还是基于相对传统的中国理论的。这是我在近日来重读英文版的财务会计和财务分析教材得到的感悟。或许我们跟上一辈比，我们有了更多与世界前沿研究和学者交流的机会，我们的语言水平和技术也有了质的提高。只是，相对于欧美而言，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注定了我们的会计金融学科只能跟着别人跑，也注定了我们的研究，哪怕通过一些技巧发到很好的期刊上，也很难真正来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现今的科研评价体系和导向彻底摧毁了我们享受研究和享受教学的资格。我们一边在为了论文疲于奔命，一边也因为下滑的教学质量而受到学生的诟病。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所以，我渐渐地坦然了。或许早点离开一线科研学术界，反而是一件幸事呢。毕竟我可以更早地去享受下生活和阳光，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而且也可以善待我的学生们。（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