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我的师叔党论之邀，我于上周五（12月23日）前往广州中山大学的岭南学院进行了一场友好的私人访问。期间，我和师叔就当前的学术热点、国际期刊和投稿以及本人的研究兴趣等方面进行了热情的讨论，并应师叔的邀请，为岭南学院和管理学院的数位博士们就英国的博士培养和科研方面进行了汇报。师叔表示：“这个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体现了XXX（此处省略若干字，参见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会后，在师叔的殷切关照下，本人与数位师兄弟姐妹共进晚餐，席间大家讨论热烈，气氛轻松愉快。
说起中大，那跟我算是也是有了一番渊源。先不说我的硕导王雄元教授曾毕业于此校，我在考博时候也只报了这一所学校。尽管最后连是否能够录取尚未揭晓就被我主动“拒绝”之，此校在我心中还是占有相当大的地位。毕竟，在这里曾经存在并还活跃着一群中国会计学界年轻的学者和科研人员。他们的务实作风和卓越的科研能力正在促使中国的科研一步一步往前走。
这次的访问，纯属来源于与党论的一次闲聊。期间我还在英国，正在为没有idea而头疼。每天看着论文脑子里却想着锅里的红烧肉。尽管鄙人的确是个百年才出一个的吃货，但是如此行为却属意外。好在硕士三年的研究经验给了我点信心，我心里知道这种状态是暂时的，只是这个暂时会有多久就只有天知道了。而此时党论却破天荒的提出要我站到岭南的报告台去做一个报告，则让我实在是措手不及。要知道，去中大这种科研学术重镇吹牛，后果是啥？各位看官不言自明。
而后来我则发现，其实党论并非“耍我”。他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给沉闷的学术界带去一丝新鲜的空气。其实对于这一点，我也是非常赞成的。其实我一直不太喜欢去听各种Seminar，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原因在于他们实在是过于专业了。专业到这些报告听起来似乎是一群圈内人在自娱自乐。作为圈外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和对于此类话题的了解，那恐怕就真的只有睡大觉了。其实就这点来说，国内外都有类似的问题。而国内的问题更严重在于：很多论文并不阐明其研究背景和意义。
这次的报告的主题其实很松散，基本就围绕我为什么去英国等展开，重点阐述英国博士与国内培养制度的不同。尽管我本人并没有国内读博士，好在周围一群朋友相助，也就有了一些比较研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报告以及同听众的交流，我第一次更清楚的了解了这两者的区别。事实上，如果有人问我国内的博士和国外的博士培养制度哪个好？我会表示，这个问题根本无法回答。因为，他们完全是基于不同的模式，基于不同水平的学生和基于不同的目标。
我倒不是说要鄙视英国的博士学生，毕竟这样也会把我自己包括进去。但是我要说的是，就北大，清华，中大和上财等学校而言，其博士生的入学水平还是要高于英国的。毫不夸张的说，一个国内顶级学校的博士一年级学生，可以轻易搞定一个英国博士二年级甚至于三年级的学生，尤其是在对于基础文献的掌握等方面。但是反过来，一个英国博士所做出来的论文却可以轻易干掉很多中国学者，甚至于一些教授。而其中的差距，恐怕就是博士阶段的培养了吧？而事实上，美国与英国之间的水平悬殊，尽管英国人自己心里清楚却不愿意认账，其实也是由于博士阶段培养的区别导致的。
当然，作为我一个在读的博士，去关注培养制度并无太大的意义，毕竟，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属于外生变量，无法去左右和控制。相反，我能控制的那些内生变量，如资源，学习方式等等，英国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如中大的博士生办公室要求打卡，其初衷是为了督促博士生的学习。然而其办公室却弄得跟网吧一样，空间狭小，空气混浊，却非常不利于学习。想想我自己大不列颠的那个办公室，尽管条件也非常简陋，却要好得多。同时，我们也不需要打卡，需要的或许只是拍打自己的脑袋。
其实这次对我而言收获最大的，恐怕是与党论和应博士就一些学术问题的讨论。在此之前，其实我对我的研究有了一个非常浅的idea，朦朦胧胧但不清晰，而且并没有落实。以至于在应博士问的时候搞得我非常为难。如果说出去，恐怕有道德风险的问题，如果不说，恐怕引起他人不悦。好在他们比较宽宏大量，我也就不再有顾忌。毕竟面对中国一流的青年学者，学术道德应该不是我担心的问题。而事实上，他们或许无意中提到的一些东西，为我顿时打开了思路。或许，我能在一年后重回中大讲故事哦？呵呵
当然，作为结尾，我非常感谢党论的盛情款待和超颖师妹以及舒伟师兄的作陪。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听众们对我的报告的支持和鼓励。
估计傻瓜都知道工作是工作，娱乐是娱乐，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否则会一事无成。但是呢，在今年的圣诞节，也就是本人的生日之日，这两者却似乎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交点。在这美妙的一天里，我同时完成了学术任务和娱乐任务。可谓工作与生活兼顾。不过说实话，我也累得够呛。这个故事还得从三天前的一个电话说起。那天晚上，哥们正在忙着拜读新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