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 Junjun's Home

济南的冬天

应会计学术联盟和山东财经大学的小伙伴邀请，我于2016年12月初去山东走了一趟。山东是一个中国人都不会陌生的地方。这地方既诞生了孔子这样的名人，也诞生了梁山一百单八将这样的勇士，更是出了西门庆和潘金莲这一对“享誉海内外“的那啥Couple。除此以外，山东的饮食也是非常出名的，其中既有《宰相刘罗锅》中看到的煎饼卷大葱，也有《顶级厨师》节目中出现的九转大肠。而要说最最有名的，则是电视剧《大染坊》中的场景。著名文艺界吃货梁实秋老先生的《雅舍谈吃》中也提到了很多著名的鲁菜，其中包括最为著名但是现在已经难以见到的一道菜——油爆双脆。而我此次山东之行，则是负担着学术交流和吃的双重使命。

初到济南

山东人的好客在我下飞机时候就给了一个下马威。拜现在互联网发展所赐，我们的出行变得非常简单。正常我的套路都是滴滴专车搞定一切，包括从家到机场、从机场到酒店等。然这次韩兄千叮咛万嘱咐说有学生在机场迎接，让我千万不要自行跑路。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说有一男一女两位学生，这就搞得我内心惶惶（诸位看官不要想太多）。毕竟十二月的济南已然不十分暖和，让一个女孩子冒着寒风来接我总会于心不忍。好在当我出机场时发现，只有一个男生站在这里，我便心安了不少（请原谅我的重女轻男情节）。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飞机足足比航空公司给我的预计降落时间早到了一个小时（山东航空公司的老总一定是学会计出身，这谨慎性玩得~），而那位小帅哥却并没有错过，于是我滴滴跑路的计划也没有成功。依他所言，他是用百度直接查了飞机的起降时间，而并没有采信我提供的到达时间。

机场到学校的路途终于让我感受到了山东人民的热情。由于正好是济南人民的下班高峰，且从机场到学校要穿过济南市的新城区和金融区，堵车的状况可想而知。而第二天当我自己出门闲逛路过这条路（后来我才知道，这路的名字叫做“经十路”），济南这个山东堵城又给了我第二个解释。那就是，双向八车道的马路在红灯变成绿灯的一刹那就变成了十六车道。若此时你站在路边，便会看到非常壮观的一幕——笔直的车流瞬间变成了一个球形并向外膨胀，然后再慢慢收缩，好一个宇宙大爆炸的复刻版。这种状况当然非济南独有。记得读研究生时候，我经常往来于首义和南湖校区，而武汉的中南路口、广埠屯、雄楚大道路口基本也会天天上演此类剧情。

经验主义总是会出问题。原本我以为当天到达的晚宴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吃饭而已，于是我便跟学生一路闲聊。甚至于我在考虑，如果赶不上晚饭，我就直接在酒店吃点东西好了。这是我回国以后出去开会一贯的作风。事实上，我觉得此种做法有个巨大的好处———自由。当然，由于地域不同，我也遇到过悲剧的事情。如10月底我去哈尔滨参加ACCA会议之时，虽然我到酒店的时间只是晚上九点，我却发现基本所有的商店都关门。而我最后解决午饭的地方，居然是一个小小的兰州拉面馆。当然，这次自然没有那么悲惨了。因为当我跟着韩兄走进餐厅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綦校长居然坐在其中，会计学院的几位领导自然也在。对于我等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的人而言，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震撼。而另一层震撼则是来自于校长的问候：“你有什么论文发表么？”。作为working paper一直在working的人而言，我只能告诉他“没啥大作啊”。结果人家的回复是“那深大怎么会要你？”。对于此等直接，我只能表示“估计是我长得帅吧？”。

也是在这个桌上，我第一次见识到了山东的酒文化。首先，桌上必须有酒（这简直是废话么！~）；其次，大家必须喝酒；第三，规则繁多！。以下我们便一样一样展开。首先是酒。就我济南第一餐的配置而言，桌面上就有两瓶高度白酒，三瓶红酒。啤酒？别开玩笑，对山东人民而言，啤酒那不算酒好么！另外，我会告诉你吃饭吃到最后，校长吃high了，直接又从办公室拿来一瓶么（当然，我们留到了第二天晚上）。当然，由于没喝酒，我那一晚因为PPT外加楼下的修路几乎一夜无眠，而隔壁的廖兄因为半斤白酒下肚毫无压力；其次，必须喝酒。由于我实在是不能喝酒（身体原因），于是就成了旁观者（据说只有客人才有此待遇）。与深圳这里自斟自饮或者干脆不喝酒（我爸跟我去餐馆总是很郁闷地发现酒类供应好有限！）虽然在外待了几年，我多少不怎么赞成主动劝酒，尤其是劝女士喝酒（这在我看来属于修养不高，素质不到的行为），但山东人民的热情实在是让我大大滴折服。

而至于规则，那是最有趣的东西啦。首先，山东人民喝酒是要有祝酒词（不知道具体称呼，错了莫怪哈）的，而且敬酒是有级别的！对，你没看错，这是有级别的！什么一轮二轮三轮、一陪二陪三陪等。如果你举起酒杯，不幸发现忘了词？那对不起，这就算是白喝了。在全国大多数地区，敬酒，尤其是敬长辈，那自然是要站起来的（虽然我每次拿到手里的都是茶杯）。而在山东，各位久经考验的战士们，你们可千万管住自己的脚啊。因为，站起来喝也不算啥！！以至于廖兄都开玩笑说，如果不是韩兄客气，告诉他这些规则，那他天知道要喝多少下去了！此类习惯，遂与当今社会所推崇的文明礼仪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却也在彰显着地方民风的同时，向我们展示着一个孔孟之乡所透露出来的浓浓的书卷气。这种豪气与书卷气的直接碰撞，构成了山东一方水土所特有的文化与内涵。要不为啥一百单八将出在山东而不是广东呢？

学在济南

此次山东之行，其首要目的并非为了游玩，而是应韩兄和会计群（虽然现在已经改名叫会计学术联盟，但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QQ群而已）与山东财大的一个联合论坛而来。只是一开始我以为只是来做一个小的论文报告，却不成想直接被摁到了主席台上，还做了一个大会报告。此种待遇，对于我这个一无论文二无发表三无想法（idea）的人而言，已然是上天。正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此种礼遇也让我颇为紧张。毕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被放到大会报告的位置上。这时我就开始由衷地感谢唐老师多年前在财大让我尝试的大会报告，正是那次的惨败经验使得这次的大会报告在准备和思路构建上少走了很多弯路。

其实我一直以为大会报告是给规范研究人员，或者是实证论文已经做到可以穿成规范研究的大牛所准备的（显然这里不包括所谓构建宇宙级思想的传统规范论文）。在我看来，这种报告与普通的论文报告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其一，一般的大会报告是要报告者就某个话题或者领域来展开讲的。普通的单篇论文拿来报告就会显得过于狭隘。我当年在财大就犯下了这个致命错误，而当时我前后报告的四位教授则以打脸的方式好好给我上了一课（虽然这显然不是他们的本意）。于是我就选择了银行业会计的两大问题，坏账准备计提和公允价值计量进行了讲解。这就避免了我去讲一篇单一论文。但即便如此，我发现这次的效果依然一般，可能跟我幻灯片的制作也有关系。其二，我个人觉得大会报告的侧重点跟普通报告比有着重要差异。我们一般报告学术论文都会把重点放在我们所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上，讲明其缘由，我们的研究思路，贡献和结论等。这种报告会非常深入，但是非本行的研究者可能会一脸茫然。尤其是对于纯会计和准则累的论文而言，此种问题更为强烈。而大会报告则是要求讲明白至少一个小的研究领域（Field），所讲内容的重点自然就演变成了一个领域研究的来龙去脉，同时与自身的研究相关联。而这部分则是最见功力的地方。以至于我跟古大哥，廖兄，王院长和韩兄开玩笑说，哪天我能站在这里讲我自己的研究就好啦。

由于看错了时间，我把这个一天的活动看成了两天。这直接使得我把原本的2+1（开两天会，玩一天）整成了1+2。为了让这个错误的影响降到最低，我死皮赖脸地让王院长和韩兄给我弄了一次跟研究生的见面会。这次活动希望没有给孩子们造成啥不好的印象哈哈。不过这个会议的感觉还不错。山财的孩子们给我的感觉真的是非常好。他们普遍有非常好的专业基础，依我家领导言，水平一定在我之上，且同时非常好学。这点不得不说，我们自己深大的学生虽然相比较他们更灵活，英语水平明显更好，但是在对待论文和学术的态度上，还是要好好跟山财的孩子们学习的。

而就我个人而言，此次山东之行我也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我终于找回了做研究的信心和动力。之前在英国做了多年的银行会计研究以后，我非常希望能够去走到金融工具会计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去。但是刺红研究相比较传统的公司金融类题目而言，其风险和难度都是非常大的。而这次的大会报告则是借给了我一个重新整理思路的大好机会。而通过与守海院长，廖兄，古大哥和韩兄的沟通，我终于有了进一步走下去的动力。有时候我发现，研究这个东西，真的还是要多去外面吹吹的。不过，估计也就我这样的小人物才会有这样的感悟吧，一如我写个博客胡说八道一番。想必大牛们应该是没有这个自由的吧，哈哈哈。

游在济南

如大伙儿所言，济南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而且玩的地方也往往非常集中。按照韩兄的建议，我就没有傻乎乎去大明湖北门买票，而是直接去了南岸走了一圈。大明湖的风景的确还不错，但是真的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出彩。或许因为我去的季节不对？但是倘若住在附近，每日环湖走走，那感觉也是不错的。当然，在大明湖我自然是没有遇到夏雨荷了，毕竟我也不是乾隆爷。哈哈哈。不得不说，大明湖应该是我在济南几日当中最喜欢的地方了，它会给人以一种内心的宁静，能瞬间忘却世间诸多的烦恼。相比较大明湖本身而言，其周边环境就差了很多。

与北岸的旅游景点风格相比，南岸的确更符合广大市民绿道的设计风格。从表面上来看，大明湖绿道（姑且这么称之）与西湖有几分相像，但是大明湖的商业化程度显然要低得多。但是对于此种景观而言，商业化低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散步、纳凉、遛娃的地方，如果过度充斥了各种买卖、烤串、小吃，且不论其对于环境的影响，此种行为所导致的过分嘈杂本身就驱赶了大部分的市民和游客。只是，国内太多的景点都在重蹈此类覆辙，且不亦乐乎。而国外，此种问题往往就会被平衡得很好。如位于英格兰和爱尔兰岛之间的马恩岛，其商业化控制就相对好很多。

大明湖南岸有些非常不错的建筑，不知道是后人仿造还是古寨修缮，其规模均不大，但却很好保留了当地居住环境和风俗。如在外看来，其砖瓦结构跟北京胡同中所看到的景象颇有几分相似，而这种景致却与苏州、杭州和扬州等地的私家花园有着显著的区别。不知道这是由于山东更靠近京城，还是因为山东历来崇尚文韬武略，故而在京城为官者比较多，便把家乡的建筑风格带了去？这就如上世纪初大量徽州人和宁波人涌入上海，49年前后大量江浙人涌入香港而改变了当地的饮食习惯一般？这问题，恐怕就只能留给历史学者去解读了吧。

初来济南的旅客，自然也不可错过大明湖南岸的曲水亭街。按照旅游网站的介绍，曲水亭街和所在的街区应该类似于文化街区。我的初步感觉是这里有点像厦门的曾厝安。只是当我走入这条街的时候我发现，如大多数景区外围的文化区一般，这里的商品和内容并无任何新意，所卖的东西千篇一律，也看不出任何地域特色。说到这里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景区总是充斥着这些一看就是花了大价钱修建，却没有任何文化内涵的所谓当地特色街？其实旅游产品，在我看来是一个既简单又不简单的领域。说简单，是因为他所面对的客户群主要是游客。而游客的诉求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是极其简单的。即对当地文化的浅层次理解。而说其不容易，则是因为文化街区的主体运营不但需要能够突出当地特色，同时也要能够摆脱过于共性的问题。但事实上，我目前在国内各地景区看到的却都是高度共性。从西南边陲苗寨到南方广州沙面，从我家乡苏州到东北哈尔滨，以及这次的曲水亭街，路边小摊真没有给我一点山东的感觉。而一个旅游景区和所附属的文化街区只有“宰客”功能的时候，问题恐怕就大了。

而路边一家卖煎饼果子的老奶奶则是让我感受到了地道的山东味道。尤其是在我把一位带小孩的妈妈让到我前面之后，老太太对我的态度就更是好了很多，话也多了不少。她问：“老师，您是要甜的还是辣的？”，我直接回了一句：“您如何知道我当老师的呢？”（恕我自恋）。结果我才知道，原来济南人是跟人打招呼都叫老（第一声）师（第二声）的。果然是孔孟之乡。这个说法后来也得到了滴滴司机的证实。而从这煎饼果子上，我也大概知道了济南的物价水平。这个煎饼果子我加上了馓子（注：一种回族油炸面食）和果子，同时要了两个鸡蛋（我的午饭啊亲）。结果老太太愣是又送了我一个果子，说是因为看我让了之前那位妈妈，而感觉我“人不错”。要知道，我家小区楼下一个鸡蛋加上一块果子的配置就已经7块大洋了好么。如果考虑到旅游区（毕竟是大明湖地区）的溢价，那恐怕成本就更低了。

可能是受老舍先生的影响，婷婷在电话里一直嘱咐我一定要去看一下著名的趵突泉。于是我便掏了50块钱的门票进去转悠了一圈。可能由于我去的时间并不是公共假期，同时也不是旅游旺季，所以院子里的人并不太多。而趵突泉公园，虽然看起来因为是著名景点而做了一些扩建，其内部并不大。我很仔细地转了一圈也就一个小时的光景。趵突泉有三个泉眼，坐落在园子的中央，四周都是观景亭，方便游客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只是趵突泉现在的水并不大，感觉也就是A-CUP的样子（什么鬼？）但是感觉并没有新闻中所言即将消失的感觉。当然，看到趵突泉的兴奋之余，我就直接拍了一张照片发了个微信，题曰：突然想到了老舍先生。结果损友纷纷表示研究做不出来也别想不开啊！好吧，其实我想到的是《济南的秋天》好么。与趵突泉相对应的，则是对门的五龙潭（谢谢朋友指正，我把它跟黑虎泉混了~），以及解放阁旁边的黑虎泉。据说这三者为济南的三大名泉？

而与趵突泉不远的，则是济南现代化的中心——泉城广场。攻略上说，泉城广场有着济南市著名的音乐喷泉。作为一个看过欢乐海岸大喷泉的人表示，这个东西真的没那么好玩。不过，它的规模的确是一般广场喷泉的好几倍。而泉城广场吸引我的，则是对门的购物中心。因为这个地方可以让我感受到浓浓的当地人气息（游客才不会去什么当地的购物中心，我是例外），二则，我也的确是想歇歇脚了。而在这里，我再次感受到了山东人民的不拘小节。由于楼下星爸爸家客人爆满，我只能去了三楼的开封菜。作为一名KFC的资深VIP客户，我自然不会去柜台排队，而是果断掏出手机，在线下了个单。结果走到跟前，妹子告诉我，鸡米花没了，小食拼盘凑不齐了，我直接给你配俩鸡翅，然后给你点薯条得了（好吧，您这是不是先征求下我意见？万一我就是想吃鸡米花呢）。而同时可以作为佐证的是，第二天跟世攀兄在吃海底捞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到海底捞那引以为豪的略带殷勤的服务。或许，山东汉子们讲的就是那一番真诚，而不如我们南方人般造作吧。

这里应该是济南的中心商业区，同时可能也是土豪们的集散地。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了OLE超市。这家超市的东西是相当贵的，我曾在深圳欢乐海岸领教过这家超市。那次我跟毛豆和家里领导一起去欢乐海岸玩，然后到了饭点便决定给毛豆去买点吃的。不得不说，这家店二十块钱一个的面包的确是很好吃，连毛豆都吃得停不下嘴了。只是深圳的这家超市东西实在是高端，有瑞士的巧克力，意大利的奶酪，西班牙的火腿等，甚至于连饮料都是纯进口的。。而济南这家超市也是类似的，但是多了少许更加接地气的产品。想必是连锁店的原因吧。只是相比较深圳欢乐海岸的店，这家店的客人还比较多，收银台前也有人排队。看来，济南的土豪还是不少的啊。

泉城广场似乎也是一个文化中心。在靠近音乐喷泉的一侧，晚间便开始有人在街上唱歌。这些歌者看起来年龄并不大，很多感觉是艺术学校的学生。他们或两三人组队，或独自抱着吉他自吟。仿佛周围的世界在音乐声中已经化为虚无，而他们则已经深深沉浸在了自身的音乐中。这，其实是他们与武汉吉庆街卖唱歌手的最大区别吧。音乐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它不仅仅需要有娴熟的技巧进行演绎，也需要自身对作品的理解和诠释。所以我们在听少儿钢琴比赛，或者在听一些学生演绎意大利咏叹调的时候，我们总会感觉他们的表现略显单薄。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的阅历还无法真正来支持他们对作品进行充分的诠释。正所谓年少不识愁滋味罢了。

食在济南

我之所以一开始就答应韩兄的邀请，除了学术方面的“追求”外，其另一个原因就在于吃。作为一个自诩为吃货的人，我是不会轻易放过任何好吃的，虽然麒麟疗养院的医生们已经给了我些许警告。而我对鲁菜的印象也由来已久。小时候常听说的德州扒鸡，电视剧《大染坊》中提到的会仙楼和奶汤蒲菜、烹虾段、红烧鲤鱼以及九转肥肠，外加名誉海内外的煎饼卷大葱，以及梁先生的《雅舍谈吃》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次山东之行，在山财领导和朋友的热情安排下，也让我吃到了不少鲁菜。

九转大肠则绝对是鲁菜的经典菜肴之一。虽然各地都有类似于红烧肥肠或者干锅肥肠这样的菜肴，但把大肠这种下水材料做精恐怕鲁菜是独一份。九转大肠的特色之一就是要把大肠给套起来，所谓的九转一说就是因此得名（另一说是烹饪过程）。而九转大肠的制作过程也相对繁复，需要经过油炸、卤煮等手续。由于是嵌套制作，该大肠初入口非常有嚼劲，对牙口是很是考验。而与粤菜不同的是，城南往事的九转大肠并没有去掉所有的大肠腥味，其入口时还是能尝到比较浓重的味道。对于喜欢这个食物的人而言，这种保留可以体现出食物本身的滋味，而对于其他客人，尤其是一些女性客人而言，可能这种保留就不是那么友好了。当然，对于此种口味，餐馆也有特殊的解决方案。那就是——配上黄瓜段。

总结

恐怕做大学老师都唯一好处就是可以到处穷游了。之所以说是穷游，是因为我等的收入是断然买不起头等舱机票，住不起行政套房的。此次山东之行，我感受到了山东人民的热情，也感受到了真切的文化差异，更感受到了不同地区学生的特点。曾记得我在接受曼大面试的时候说过，我乐于了解不同地域学生的特点，因为这对教学的安排非常重要。得益于山财诸位领导朋友的邀请和会计学术联盟的安排，我才有了这次学习机会，而由于时间所限，我所到之处也都是走马观花，也未能有时间去拜祭孔子的故乡。或许我可以等等有机会再来这充满文化气息的齐鲁大地？

2016之重庆印象

久仰重庆“三大火炉”之首的美誉，却从来没有真正领教过其中威力。第一次听说重庆的热，是在小学的地理课上。那次周老师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了他和其他老师当年暑假前往重庆旅游的经历。其言之，重庆如果刚下过雨，那是非常凉快的。待地面水干，温度回升，人们便能真正领略到重庆作为火炉之首的威力了。而除此以外，我对于重庆的印象则几乎来源于红色电影、小说和近来流行的以国军为背景的谍战片，如渣滓洞、白公馆、曾家岩、沙坪坝等，以及最近一部网上非常火的纪录片——《嘿，小面》。

今年夏天恰逢中国会计学会年会在重庆工商学院召开，我便决定携她们母女俩共同前往。我家LD有非常多的同学和小时好友在重庆工作，她也表示希望去见一见。而我呢，也是想亲身感受下重庆这个火炉的热度。当然，我们的运气总是非常好的——重庆就在我们下飞机的同一天开始升温（天气预报提示当天气温为37度）。而我们一下飞机就感受到了重庆这种别样的“热情”。在这个温度下走路是什么感觉呢？从我酒店到轻轨站短短的300米不到的距离，我都感觉自己快烤熟了！好在我定的酒店空调给力，要不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2016年会计学会年会
这个年会应该是我第二次参加全国性的会计学术会议（第一次是08年在长沙，那时候我还在读研究生）。原本我期望着能在这个会议上见见一些我因为出国读书而好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只是他们这次几乎都没有参加年会。不过我也见到了和认识了不少新朋友。而其中很多人则是之前在网上都闲聊甚至辩论过，却从来没有见过庐山真面目。说实话，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感叹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使得我们的跨地域沟通变得如此容易而高效。

与我08年所参加的会计学会年会相比，这次会议的规模其实有点寒酸。掐头去尾，其实真正留给普通学者报告的时间只有一天。由于大量的分会场存在且讨论同步进行，使得我们要去听一场自己所感兴趣的报告并不容易（因为大多数人自己也需要报告论文甚至于当评论人）。这种安排虽然效率高且比较紧凑，却降低了大家的沟通效率。其实个人感觉，这类年会还是学学当年长沙以及现在美国AAA的做法。时间可以适当延长（反正老师们都有暑假），同步进行的分会场少一些。毕竟现在很少有人只做一个题目或者领域了。

令人欣慰的是，就我听过的为数不多的报告中，我们的报告方式在慢慢地跟欧美学习。作者们在报告论文的时候开始慢慢着重于研究问题的本身和背景，而不再如过去那样详细解释数据和计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毕竟作为学术论文，其真正的贡献在于研究问题和对应的结论。文章中所使用的数据处理、内生性等稳健性测试的检验，虽然重要，却只是脑中IDEA的附属工具而已：计量方法固然能让我们的结论更加可靠和严谨，但其却远非主体。而为什么我们国内甚至于很多亚洲学者都很在意这类技术呢？原因很简单：他们并不关心论文的真正贡献，却只在乎这类文章是否能发表。当然，我无权也无资本去评价这一类想法的好坏。

我自己报告的论文题目依然来源于我博士论文最后一章。其原因很简单，我觉得这章是我最喜欢的，因为他所研究的问题比较“接地气”。当然，按照现在的版本去做，要发表在靠谱的期刊上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而我呢，其实也需要一个机会让我能一遍又一遍的宣讲来让我自己更加熟悉故事的来龙去脉，从而找到突破点。在科研上，我非常推崇我偶像陈省身教授的一句话：“很多事情，做得多了，你就熟悉了；而你做多了，做熟悉了，就会慢慢觉得有意思了”。只是年会给的报告时间实在是太短（12分钟），以至于我报告时候超了非常多的时间。好在周宏教授宽宏大量，没有直接把我赶下台去。只是在我最后点评冉教授的大作时，周教授半开玩笑半正式地提醒我要注意时间，虽然最后的结果是我依然超时5分钟。

与七八年前我参加年会相比，现在的国内学者其实有了更多的选择。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每年都会在国内召开MIT Asian Accounting Symposium。这个会议是不太好投的，但是却吸引了很多顶级水平的年轻学者参加。而国内的实证会议从一开始举办到现在也吸引了很多年轻博士和老师的注意力。在精力和科研经费都收到挑战的情况下，很多人的第一选择可能也是把年会drop掉。如何让会计学会年会变成他应有的样子其实我感觉也是会计学会和组织方所需要去积极考虑的。毕竟年会应该是一个老中青三代的大联欢，
重庆美食之旅
我常常自诩为吃货，有时候也自嘲“脸大吃四方”。但是来了重庆，我发现是真的不行了。这里的东西非麻即辣。对于长时间不吃辣的我而言，这完全是对我消化系统和味蕾的双重考验。我们第一天吃的冒菜就让我们领略到了重庆人民对于“辣”这个词在程度上的重新定义。
1. 重庆火锅
  说到重庆的食物，或者对于外地人而言四川的食物，人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各大打着重庆或者四川标签的“四川火锅”。而在LD的同学开车带着我们上南山，走入火锅一条街的时候，我就开始被重庆人对火锅的热爱给惊到了。人们居然为了美景和氛围都可以光着膀子直接开吃。而至于我么？则是被带到了两难的境地：吃还是不吃？
  
  枇杷山那里是南山的火锅一条街。说到南山，不得不说民国时代除了老毛以外的另一位枭雄：老蒋。我们不去评价历史的功与过，但是老蒋估计一定想不到，他和达令的昔日住所区域今日已经成为了著名的吃货朝圣之地——火锅一条街和泉水鸡一条街。我们因为不吃辣，所以就没有去尝试远比火锅更为重口味的泉水鸡。单就枇杷山而言，漫山遍野的火锅桌，山顶上的亭子，厨师和服务员抱着硕大的锅底和众多盆子的配菜在山道间上下游走，就预案非一般人可以做到。而食客们则是无论男女老少，都为了这一口吃食儿拾级而上。更有重庆宝妈，拖着娃娃健步如飞。
  
  食材本身其实与外地的火锅初看起来并无太大差异，但是重庆的种类更为繁杂，食材也更为新鲜。如毛肚和鸭肠，我在重庆吃到的绝对是味道最好的。另外还有小猪的喉管等匪夷所思的材料。至于调料，重庆人显然更喜欢重口。他们的锅底是非常辣的，而蘸料却又很重油。与我们在其他地方吃火锅时候放入少许香油相比，重庆火锅的香油直接都是易拉罐包装——一罐感觉至少也有200ML。这么油的后果是我发现很容易有饱足感，但是重庆的朋友们似乎没有这类问题，他们往往大快朵颐，给人以胃口大开之感。这类食物虽然味道不错，但是于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重庆除了这类火锅，还有大量的火锅店。如风靡全国的德庄火锅就是发源于重庆。应周老师的邀请，我们有幸去三峡广场的德庄（蚂蚁窝旅游APP把它排在第一位）感受了不一样的火锅。先前我以为枇杷山的火锅蘸料使用罐装是出于其山地环境运输的考虑，德庄的罐装调料则排除了这类假设。显然，基础蘸料的罐装化是当地的特色。我想可能的原因是他们的使用量更大吧。而同样的，重庆火锅的蘸料配料也远没有其他地区复杂。他们往往只有一些最基础的调料：葱姜蒜、香菜、辣酱等。很少会有深圳火锅店常见的XO酱、沙爹酱、虾米之类的东西。看来，这些最基础最不起眼的蘸料才是最基础、最正宗的所在啊！
2. 重庆菜抑或川菜
  或许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重庆人说话时候总是更愿意把自己跟四川区分开来。但是在我们这些外地人看来，四川和重庆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他们语言几乎相同、饮食习惯也类似。只是我的感受是，川菜真的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的。我也更深地理解了之前《舌尖上的中国》中某川菜特级厨师对于川菜味道的总结——川菜讲究复合味，极善变化。
  
  我们刚到重庆的第一天就去了著名的”渝信川菜馆”。这是一家坐落于南滨路上的川菜馆，上下三层。朋友非常热情，点了一大堆的菜。很多如酱板鸭、烧白等都具有强烈的重庆或者四川特色，也包括了鱼香肉丝这一类的普通菜肴。一口吃进嘴里，外地人的第一感觉往往是浓重的花椒味。他们对于花椒的热爱和执着真的是我们无法去理解的。而在花椒味道退去之后，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就是麻辣鲜香的混合味道。虽然对我这种从来不吃辣的人而言，他们的辣椒味依然稍显厚重，却也没有阻碍我感受到那层覆盖在花椒和辣椒之下的复合味道。
  
  第二天朋友直接带我们去了九重天——这是一家位于解放碑的旋转餐厅。或许是朋友们考虑到我吃辣水平实在是对不起观众，第二天的食物就清淡得多。在重庆这种地方能找到一桌所有的菜我都能尝试的宴席还是不太容易的。而让我奇怪的是，这些菜依然都属于重庆菜系。只是相对于传统的辣菜，重庆厨师对于非辣菜的控制力就远不如粤菜和淮扬菜的厨师了。但是与粤菜的清淡和淮扬菜的汤底相比，重庆的这类轻口味菜肴也有着他们的特色——喜用酒糟，且略显。他们使用酒糟的水平的确很高，如醪糟汤圆的味道，不浓不淡，恰到好处。而我们后来在洪崖洞吃到的就彻底不行了。当然，此乃后话。
  
  说到重庆的美食，不得不提到他们的辣椒和红油。与广大地区所谓川菜的赤裸裸辣味不同，我们在重庆几天所感受的辣酱都有浓浓的香味，连我这种不吃辣的人都忍不住要稍微尝试下。当然尝试后的汗流浃背以及林林总总惨状此处就按下不表了。只是，这种经历再次验证了我的一个观念：在全球化的今天，食物的全球化还是非常难的。当然，这种地域性差异我们也有一个好名字来代表：本地化策略。只是问题在于，本地化和原汁原味该如何取舍？
3. 重庆小面，不能错过的美食
  其实我对于重庆小面的了解完全来自于纪录片《嘿，小面》。不得不说这部纪录片使我真正对于重庆这一特殊的美食有了全新的了解。与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小吃一样，小面的出身并不高贵。其实所谓重庆小面最早看来就是我们的点心摊或者面摊。他们的佐料也非常简单：辣酱，油，一些蔬菜。只是如同大多数的小吃一般，老板们视为珍宝的酱料绝对是重庆一绝。
  
  朋友们跟我们约好第二天早上从酒店出发。他们带我们去的是一家叫做”老太婆摊摊面”的小店。其实这家店我之前知道。这家店最早其实是服务于所在社区（其实是某国有企业的家属区）的一个非常普通的早餐摊，只会因为老太太的酱料做的很好，所以就慢慢出名了。只是在纪录片里看来，当时这家店是很简陋的。而老太当时就是否允许别人加盟也跟儿子有些许沟通问题。
  
  这家店的老店位置并没有变化。我们在苏宁电器门口下车，便需要一路下坡走进一个非常破旧的国企家属区。这里的房子大多建于八九十年代，外部结构与我小时候运河边的老公房如出一辙。只是可能是由于媒体的宣传（他们上了《嘿，小面》和《舌尖上的中国》），店面的桌椅已经好了很多。过去的破烂桌椅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类似于煲仔饭餐馆的那种桌椅。”老店”的牌子也显示他们有了加盟商。老太太自然也不再出来。
  
  我们要了牛肉面和豌豆杂酱面。不得不说，他们拌面所使用的辣酱非常香，我在外地从来没尝到过如此香味诱人的辣酱。而他们的牛肉质量也很好，而且老板绝不小气。12块钱一碗的牛肉面他们居然给了好几块（注意不是片）牛肉。牛肉煮得恰到好处：汤汁浓稠入味，牛肉软烂却不柴。虽然我自己也做过很多次的牛肉，但是却从来没有能达到过如此境界。以至于后来我跟某重庆理工的老师开玩笑说我去吃了老太婆摊摊面时，他第一反应便是问我吃了几碗。因为按照这位老师的说法，他每次去必吃两碗。
游在重庆
我们的运气真的很好。因为就在我们到达重庆的当天，重庆就迎来了今年夏天的第一波热浪。当天天气预报37度，而地面温度则直接上了50度还多。这种天别说毛豆，即便是我们俩恐怕也难以抵挡火炉的”热情”。与深圳不同的是，重庆因为处在一个山谷中，四周环山，他们的热量非常容易聚集，却很难散出去。以至于我们晚上八九点出门走在路上，依然觉得酷暑难当。

趁着某个雨后的下午，我们终于开始了重庆简化之旅。说来惭愧，我们重庆的旅行一共只去了三个地方——三峡博物馆、洪崖洞和两江游。好在我们同学朋友的安排，我们还是去了解放碑、南滨路和沙坪坝。其实重庆大多数的景点并不在室内，而是在武隆等周边地区，如武隆天坑、白帝城、小三峡等。

三峡博物馆没有什么好说。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博物馆，规模比深圳博物馆略大。其利用了现代化的声光电和多媒体技术为参观者们展示了古往今来的重庆历史。其中展出了大量的古代文物和近现代的大量文本资料。博物馆中还有一个区域专门制作了一个防空洞模型以纪念重庆大轰炸中殉难的人们。参观者可以随意走入其中，感受下当年人民生存的不易。

南崖洞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这里的建筑依山而建，楼里面开了大量的商店。只是不知道是疏于监管抑或其他原因，这里的餐馆和商店似乎都有宰游客之嫌。很多特产，价格卖出了两三倍的售价也就算了，质量似乎也日益成为投诉热点之一。作为洪崖洞的租户而言，其商店所首商品往往没有太多的地方和文化特色，商店内容同质化极其严重。这对于地区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而决定去参加两江游则是一个非常喜剧的决定。我们之前问了洪崖洞上的旅游公司销售代奥，他们公司给出的价格非常诱人——原价199，现在95。而在我们吃饭时，一位大妈就直接过来了，以70元／张的价格买了两张朝天宫的船票。由于天气太热，我们上船后便直接坐在了船舱里吹空调。不得不说，重庆长江和嘉陵江两岸的灯光还是很好看的。

我们原本希望去看下传统的重庆山城特色，只是很遗憾，这些风景已经不复存在，已然消失在了城市化滚滚的车轮中。当地朋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去看真正的老重庆山城，而且希望所在地区不要那么商业化的话，重庆周边地区恐怕是个更好的选择了。
总结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我们之前对于山城的印象基本都来源于各类抗战电影或者谍战片。这类电影给予了我们非常强的兴趣。对于婷婷而言，她一直嚷着要去看看朝天门码头。而我呢，则是希望去看看重庆的小岛和台阶，以及电视上常常出现的棒棒军。只是，我们都低估了城市化建设对于这座城市的影响力。因为，这些东西已经随风而逝。重庆留给我们的，其实已经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只是这所城市的绿化效果实在是让我们惊叹。

与武汉类似，这座城市有着浓浓的江湖气和人气。与深圳这种完全市场化的地方不同，重庆的人民比较热情，从来不把我们当外人——因为他们对任何人说的都是重庆话。他们对你听不懂的反应并不是使用普通话，而是更加缓慢的重庆话。这点倒是跟武汉类似。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地区方言与普通话比较接近。否则无论语速多慢，非母语听众还是会觉得难以接受的。

当然，这类热情或者说江湖气也有一个问题——规则漠视。在深圳呆久了，经常会听到一些人说他们不喜欢深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深圳没有人情味。这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把规则放在第一位的。使用私人关系进行套利，虽然有，却不会有人大肆宣扬。而在重庆几天，我却深切感觉到了这里的人情味——公交车地铁从来不会有序上车下车，超市买东西收银台各种插队，马路上开车随意加塞，以及大商场保安会在客人还没有完全离开的时候就锁大门。虽说重庆这几年的基础建设非常好，但是人的素质还是有待提高的。而事实上，这类人文素质差异已经是国内地区之间发展差异的重要方面之一。只是，与大桥大楼相比，这些方面的提升要难得多。

重庆的人文关怀也是有问题的。由于我们带了毛豆，需要推宝宝车，我们就对各种无障碍设施（如坡道、直升电梯、机场爱心通道等）非常重视。而这方面，重庆的得分是非常低的。虽然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滴滴专车和UBER避免了公共交通等问题（重庆轻轨站很多都只有扶梯而没有直梯，我们带着毛豆连进站都是问题），但是很多问题依然无法避免：如重庆朝天门邮轮码头的台阶非常陡峭，而且从路口到码头一条路非常远，且没有靠谱的交通控制。这种地方的人车混流其实是非常不安全的。而机场更是在我们过安检的时候直接拒绝我们走爱心通道（虽然有牌子）。这些东西跟沿海地区起码有10年以上的差距。

总的来说，重庆是一个非常有人气的地方，只是各种人文关怀设施和当地人对于规则观念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与一线城市相比，这里的生活压力要小得多，也舒服得多。但是这种生活质量却有可能因为上述的不足而消减。其实，这就是国内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两种不同风景所展现出来的常态：前者制度完善却亚历山大；后者生活惬意却办事不顺。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呢？

谈谈中国式逻辑：胡思乱想

今晚与好友出去小聚，顺便闲聊，边聊到了一些有关体制的话题。同时联想到昨日发生在湖南的曾成杰事件以及数月前贵阳的黎庆洪打黑，外加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刘志军案件，我发现有一个话题很有意思。那就是，中国人的性格到底是如何的？与之前的关于读博之困的讨论类似，这个话题注定会充满争议。同时，这个话题非常复杂，属于社会学范畴。所以，我只是就个人理解谈点看法，不实之处欢迎指正。

对于初到中国的外国友人而言，有一点他们是看不懂的。那就是，传统媒体的论调和网上的差异巨大。新闻联播的题材永远是祖国大步前进，红色江山一片大好。以至于曾有戏言，说某外国友人在观看一周新闻联播后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申办中国护照。然而，当我们转向普通BBS，微信和微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世界第三次工农革命就要开始了。以我父母为例，他们虽知道社会的险恶，由于只看官媒，却不知政府嘴脸。或许有人会说，在欧美也是一样，因为BBS上可以看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但是报纸上没有。但是你有见过那种完全有悖于民调的新闻报告吗？

记得刚来英国时候，我曾看不懂报纸，以至于这后来也成了我的一道招牌菜。每当有好友来问我如何了解英国社会，我都会建议他买当日《泰晤士报》，《独立报》，《每日邮报》和以清凉女子为卖点的《太阳报》各一份。曾记得我当年来英国之时，英国政府正开始经济衰退，保守党上台开始大力削减政府开支。于是泰晤士报开始表示，此等行为能够进一步压缩政府的开支，进而好钢可以用在刀刃上。而独立报却开始开喷，说此等决定如何2B，因为这涉嫌歧视。毕竟公共开支的一大部分是照顾英国社会的低保户和弱势群体。我当时看到这两份报纸就晕了。我该信谁？对于一个习惯了一切通稿的读报者，这种”一事各表“的做法我是真难以理解。

随着英文的进步，我终于在可以”懒的查字典“（看清楚，不是不用查，是懒）的情况下大概看懂Economist，也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看懂BBC的电视节目，也终于了解了一些英国人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和思维模式的理解对我是有莫大好处的。首先，我毕竟暂时生活在这个国度，不了解周围人的想法显然是不行的。尽管英国人，尤其是学校里，大多对于异族文化比较宽容。国人有句老话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了解这个”异“，对于我等，显然意义深远；而另一点，则是与我工作有关。因为专业原因，我们需要讲故事，而大多数的故事，都需要用英文的逻辑讲出来。能够从文化上去理解，哪怕是初步的，对于提升写作也是大有帮助的。

而渐渐地，我也会不知不觉使用这种逻辑来分析思考我周围的事情，我所熟悉的国度以及我过去所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我一好友称这种过程为”西化“。而在我看来，这种过程其实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习惯。曾记得两年前应党论的邀请去中大访问，席间一位老师很不友好地问道：“我的学生英文不比你差，为何拿不到Offer，甚至连面试机会都没有？”。当时我并未想多，同时也顾及党论的面子，便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但是现在想来，问题恐怕在于，我们认为优秀的学生并未一定是国外教授认可的优秀。更重要的是，从这位老师的逻辑可以看出，他的学生恐怕会比较恃才傲物而未必懂得如何去尊重所有人。如果以我现在来评判，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代表着一种中国式的逻辑。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里面谈到了国人的阶层思想。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是常见的。如我之前提到那位老师可能就从心眼里没看得起我。至于理由？很简单，毕竟他的学生师出名门，而我只是个野路子。曾记得我上专科之时，系里的本科生和老师皆看不起我们，监考时候直言“本科生不要帮助专科生”；在转本后，直接读本的看不起转本学生，甚至于曾发生调课通知不通知我们班的事情；而读研以后，老师又会看不起外校的学生云云。以至于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来了英国才知道被尊重的感觉如此好！

而让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看不起？因为这种事情社会上更多。赚钱多的看不起赚钱少的；开宝马的看不起开桑塔纳的；开桑坦纳的看不起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的看不起跑路的。同样的，住在城里拿着2000一个月的看不起农村的生意人；娶不着老婆的城里屌丝还看不起来自农村的外地媳妇；自己不学无术看不懂人家的风俗习惯直接评价别人的制度落后，却从来看不见自己的贪婪和无知；昔日的同学在当上了一个小职位以后就开始翻脸不认人并无视曾经上下铺的兄弟；有钱的看不起家里的保姆和餐馆的服务员，却不曾记得自己的父辈可能还不如他们。于是乎，我们赵大叔的《卖拐》走红全国却在美国差点被人告上法庭；周立波同学的“笑侃”也差点引起“中国南北战争”。

而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这种看不起的自负心理其实是来自于某种不自信，或者对周围某些不确定因素的恐惧而产生的一种自保策略。而这种情况在我看来，一般发生在供求完全不平等的情况下。这种供求关系包括经济地位，医疗保险，社会保障，人身安全，产品消费，教育资源等方方面面。这种资源的稀缺和分配机制不公，最终映射到了人和人之间的阶层差异。比如很多幼儿园和小学优先照顾公务员子女；北京四环内的经济适用房给公务员特供；普通病人轮不到病房和病床安排，但是医院却斥资大力修建高干病房；年轻的科研人员拿不到科研经费和足够的生活必须工资，而不学无术的教授却可以拿着科研经费到处游山玩水。于是，地位不平等带来的物质条件差异，也促进了这种相互歧视的发生。

然而，这并不正常。因为其实按照我们以前政治课所学，这部分超额收益来自于所谓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榨取。显然，我对于政治经济学这套学说从来只当笑话看。然而，即使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这也不太正常。因为它在满足了一小部分群体的同时，却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这显然有悖于福利经济学。正常的逻辑应该是，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而政府应该通过行政干预，让社会的大多数人甚至于所有的成员的生活标准和质量都得到提高。而这恰恰就是英国社会税收制度和政府运作的最基本套路。在英国，如果需要维持基本的生活，政府会买掉大部分的单。但是如果需要更好的服务，比如私人医生，有机食物，价格就会高的吓人。当然，这些显然离不开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支持。

而要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则是教育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国人的心理到达今天的状态则基本都出在了教育上。可以说，我们的教育，无论是什么学历毕业，几乎都离不开一个“骂”字。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没有被教会如何尊重人，更没有学会如何思考和感恩。当然，也没有教会一个孩子正确的思考方式。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讲理。嗓门大，脖子粗就是道理。我曾在深圳火车站看到，一个人拿了三张身份证要买9张火车票。在遭到拒绝后，他拒绝离开，大喊大叫，保安过来劝阻无效。最后还是卖给了他。其实如果在英国，这个事情恐怕不会那么美妙。因为客服可能会报警。而同样，其实这种态度在英国很容易被服务员怠慢，因为人家会觉得你没有素质。

而另一个问题则是：当你遇到不公时，应该如何表达？由于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教育思想就是要听话，要服从。一个想法太多的孩子永远不会得到领导和老师的关照。久而久之，在寻租理论的作用下，我们可能开始习惯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更不会懂得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根源。于是我们开始怨天怨地怨出身。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我周围的亲戚和朋友大多非社会精英，于是这类抱怨听得就非常多。当然，随着现在网络的普及，这种事儿就更多了。当然，有时候我会尝试告诉他们，这是制度问题。他们的答案则千篇一律，我不能改变这个政府，我只能怨我自己。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每个人都能恪守道德底线，社会还会是现在这样么？

于是我们看到，在房屋限购令出台的时候，大家都排着队去离婚；当石油要涨价的时候，的哥的姐们排着队去加油；当奶粉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排着队从香港去买奶粉；当香港奶粉开始禁售的时候，我们开始大骂香港人。其实假离婚也好，排队去香港生宝宝也好，排队加油也罢，在西方有个专门术语叫Regulatory Arbitrage。但是却没有人，当然也没有渠道去表明制度的不合理。在一个新闻需要审查，网站需要监督的国度。此种寻租行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在政策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人们便有了这样一种心态：他们边骂政府不给力，边瞅准机会进去捞一把。

从辜鸿铭先生一百年前讨论的中国人精神，到林语堂先生的《吾国与吾民》，再到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尽管核心类似，但是基础却在变化。尽管我们依然没有丢掉看到洋人时候的自卑感，但是在对待自己人的心态上，却已经没有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谦和。事实上，政府权力的滥用，教育的失误已经造成了一辈不会思考却只会投机取巧谋小利的民族。充斥社会的种种鄙视，我们或许理解为社会阶层的不同，或者是素养不够。但是，他们真的是如此简单么？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曾想撤销中国大学的文科，其用意或许也有此？

行走中国之2012年归国休假后记

终于在被老板逼着在三个小时之内跑出了192道回归并画了16张表格之后，我迎来了本周的周末。显然，由于对于学术的渐渐不敏感，我不可能在博客里写关于银行会计的任何内容。而这个话题，却在我的心中盘绕了好久。那就是为我去年圣诞节的回国之行补上一篇后记。考虑到第一年的后记已经大大地超过了时效期，这次的递延就算惯例吧。

蜗居深圳，领导转正
回国的过程不再赘述，地点几乎也是固定。蜗居深圳老婆的出租屋，每天坐在客厅里不是顺手搅衣服，就是看着论文想菜谱（吃货的本质，没办法）。终于在浑浑噩噩间做出来了我第一篇文章的新版本（现在已然放弃），同时也终于做出了我梦中红烧肉的味道（英国的肉太不给力）。当然，如果她们家的菜刀靠谱一些，我研制下什么文思豆腐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由于菜刀不顺手，我还是就此作罢。不过有一点值得欣慰，花1英镑钱便可以吃到两大碗汤粉，还有牛肉鸡蛋。要知道，这钱在我这里也只能买几个明天到期的Muffin（杯子状的小蛋糕，中文是啥？）。当然，有一件重要事情，我家领导终于在去年12月正式转为执政党，尽管我家的“全国代表大会”需要择期召开以正式加冕。但这并不影响新晋领导正式全面主持工作。而我则主要分管各类具体事务，并享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和否决权，如阿拉伯之春、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中国银行业改革等（除此以外皆为小事）。

家里领导如所有女人般，对生活的要求和环境的整洁度都有着严苛的标准。当然，对于这类标准而言，男人永远是最好的破坏者。若将来有顾小俊或者（和）顾小婷出世，我能得到两个得力助手，相比也是不错的。毕竟法不责众，在降低我法律风险同时，我还能取得“捣蛋”效益的最大化，何乐而不为？不知道为何经济学教材总是把帕累托改进讲得如此浅入深出，殊不知，此等案例，是如何通俗易懂？正所谓：一人捣蛋，铁定被揍；数人捣蛋，欢呼雀跃。如果说做学术是通往人类至高知识的阶梯，那么，把家里弄成狗窝在我看来，绝对是人生之中通往最本质欢乐境界之捷径也！

而在深圳，每日我所愿意做的（前提是我起得来），便是在早市上闲逛。如早上买菜的中年大妈般，到处走走看看，无论其卖番茄鸡蛋、青菜萝卜，还是飞禽走“兽”，内裤bra。不过我一般会买上地沟油条两根，肥皂粉大花卷两个，边吃边走。说句实话，跟永和豆浆那五块钱两根（是这个价钱？每次都是老婆给钱）的五星级油条相比，我总是感觉这种路边摊的风味才更接近我的记忆，同时口味也更纯正。正如有句老话说的好，食物的口味永远跟它周边环境成反比。所以，或许也只有在WC隔壁买到的烧鸭烧鹅才能有其独特且令人欲罢不能的香气吧？

之所以爱闲逛，还得益于深圳这座城市的特点。由于是一个移民城市，在这里你可以遇到两湖两广的人民，也可以到东北的汉子，更可以遇到西北的好汉和江浙的美女。于是这也导致只要逛遍我家楼下一条街，便胜全国千里游。因为这里除了有广东常见的肠粉和炒粉，还有湖北的鸭脖子，湖南的臭豆腐，西安的肉夹馍，新疆的羊肉串和超级大号烧饼，更有著名北京绿豆糕（我在北京俩月咋没听过？）。若要吃食，这里更有猪脚饭、猪肝粉、各色小炒、开封菜（KFC）、蓝蓝路（麦当劳）和国产KFC（德克士）。唯一的缺憾是这里居然没有咖啡馆，以至于我只能跟SB一样买杯豆浆等老婆下班。当然，为了提高SB级别，掏出iPad看点论文自然也是必须的。

终于在某个领导加班的晚上我走到市民广场。看着街边艺人的作画，听着小提琴演奏的Meditation（思乡曲还是沉思区？），赏着姑娘们的不知名舞蹈，我才对深圳留在大脑中的这个“文化沙漠”的印象有了一些变化。走进广场边的深圳书城，其内部装饰的豪华和安静的环境终于是让我找到了心中的一点共鸣。人们小声地交谈，或者轻轻翻书而绝无任何内容。与我之前到过的一般城市相比，深圳书城的规模不小，而且看得出，经营者比较有品位。一些专业展区内的书专业性比较强，这在全民不读书的年代实在是不多见的。当然，与亚马逊和京东比，这里买书显然是贵的。但是，他给了你购买之前翻阅和选择的权利。其实买书跟女人买衣服一样，在意的不就是那个挑选的过程吗？至于买回去看不看（穿不穿），此为后话也。

不过相对于英国普通居民而言，深圳居民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因为食材并不便宜，且由于监管部门的脱位，质量并不能保证。如我在英国经常会购买即将过期的鸡腿，但是在中国，这种事情我是万万不敢做的。因为在英国，食物正常在过期时并不会坏，但是国内嘛，坏了的东西可能还没过期。当然，也由于当时脑子短路，我拿了20块钱就去了家乐福。后果么，一则，我拿了几颗青菜灰溜溜回来了，二则，成了我家的笑话。
龙坪印象：宁静小镇
龙坪是我需要光顾的重要一站。这是我第二次前往该地。由于老婆需要前往上海培训，我们这次在龙坪的时间并不长。这是一个典型的湖北农村小镇，外来户极少，村上所有人都热情地打招呼，似乎都认识。当然，若我在无领导陪伴情况下在村里转上一圈，其回头率绝对爆表。倒不是因为我长得帅，却是人家会把我当贼。哈哈哈。与现代城市文明所谓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不同，这里人与人的交互极其彻底。村民未必了解国事和天下事，但是绝对对别人家的家事如数家珍。

村后的池塘

池塘边的孩子，看那眼神，哈哈哈

所谓龙坪镇，其实在我看来就是离家一公里之遥的一个小广场。对于去超市购物，小侄女自然是开心的。因为我们总是会给她买一些零食。只是这孩子很是懂事，每次都会嫌我们买得太贵。超市商品虽不能说丰富，但却也齐全，从零食到各类食材，从锅碗瓢盆到衣服袜子，从吹风机到微波炉，应有尽有。只是由于小镇处在物流和代理商的末端（武汉-黄冈-武穴-龙坪），这里的物价与民众的收入全不配比。“澳利澳”在这里绝对能卖出“奥利奥”的价格，同样飞鸽吹风机在这里与深圳的飞利浦等价。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蛋糕绝对可以卖出深圳面包房的价格，但是其实质量一般。我买了几个类似于Muffin的小蛋糕，外面是奶油。奶油的味道很奇怪，淡淡的，没有奶味。蛋糕也不甜，这可能跟当地人口味有关系吧。

而每次回到这里，我最喜欢的，就是田间地头拔回来的新鲜蔬菜。每次老婆都会觉得我大惊小怪。不过也难怪，毕竟对她而言，这个地方生活了二十多年，自然一切都是熟悉的了。而对我而言，这一切都是新奇的。白菜极其新鲜，即使用水煮也很美味。当地人普遍食辣，但家人大多照顾我这个外来户，所以普遍清淡。由于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当地人普遍喜欢汤菜。但是这种汤菜与东北乱炖不同，其色泽鲜艳，食材鲜亮，一口入口，既有食物的鲜香，也有浓浓的暖意。配上吸饱汤汁的“豆泡”和当地产的佛手山药，其味更佳。豆泡类似于江苏常见的“油豆腐”，但是形状细长，如英国常见的薯条般。此物乃冬天汤菜之绝配。

墨鱼炖排骨，我老婆最爱念叨的东西。图是网上找的

作为一个外乡人，很容易会注意到这里的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天地国亲师“的牌匾。我曾开玩笑问过我老婆，她表示从小看到大却没特意关注过。事实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偏偏他是广济文化的一个标志（武穴旧称广济）。中间的”天地国亲师“原文是”天地君亲师“，即为天地诸神，国家（君主），亲人和教师之意。右侧书”送九天东厨司命“，即民间所说的灶王爷。而左下角方为列祖列宗。据考，此信仰自明朝后期以来颇为流行。而这与广济县历史上的经济繁荣和地位是相匹配的。

农村的生活是宁静而一成不变的。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也远离繁杂的世界。在这里，你只需要享受冬天的暖阳，却不需要知道世界的变幻。由于没有国际互联网，我在龙坪无法收邮件，自然也无法登陆任何国外网站。但是对于我们久居城市的人而言，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却也不错。早饭固定是岳母亲手做的面条（这可是VIP待遇），然后便是去池塘边洗碗和洗衣服。这里生活相对传统，池塘边基本都是母亲带着未出嫁的女儿，或者婆婆带着媳妇。而我拿着D3000，反而成了人家观赏的风景。
苏州小歇：生我养我的地方
由于老婆要去上海培训，我们便没有在武汉停留。而只是给昔日的老板去了个电话，以表师生之情。当然，因此我们也“得罪”了武汉地界上的“各路豪杰”。对于我而言，上海再熟悉不过，而对于老婆而言，这是她第一次走进十里洋场。我曾打算在新天地请她吃一顿西餐，因为按照上海的标准，西餐是一种品位和身份的象征。可惜此种计划显然在我财迷老婆面前是通不过的。不过非常感谢吉同学，老五，坤哥的款待，终于让我们在上海没有穷得天天吃泡面，呵呵。人家说朋友多，走遍天下都不怕。事实上，初到外地，有个朋友哪怕见见面，喝杯咖啡，都能感觉好很多。

上海新天地，老上海的味道

而这次在苏州我们停留的并不太久。由于老婆要赶回去上班，我大概又在苏州住了十天。这十天可谓非常繁忙，我见到了昔日的老师，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然事业有成，在苏州的中小学教育学界成了一名标杆。周老师身体很是硬朗，虽然数十年未曾谋面，但是谈笑风生，风采依然不减当年。师母烧得一手好菜，令人难忘。席间与老爷子聊起我的过去，一些事情，结果一顿午饭直接成了三个小时，呵呵。而同样令我兴奋的，则是我找到了曾经六中时候的英语老师朱老师。他当时并非我的英语教师，但每日中午半小时的英语口语闲聊，三年如一日，甚至我在高三都没有中断，终为我后来的英语口语打下了基础。而另一收获，则是我找到了计算机的启蒙老师。他现在依然在老年大学从事着他所喜欢的事业。当然，他也与时俱进，从DOS转移到了Windows平台。

由于这次回苏州并非过年，在我老爸的亲自出马下，我老婆终于尝到了传说中的生煎馒头。可惜，老婆智商太高，我终于没有看到她把汤汁撒到衣服上的精彩画面。我老爸拿手的小馄饨自然也是专业级别。与大多数的小馄饨不同，我老爸做的小馄饨中空，内有少量肉馅，却可容汤汁流入。待锅中汆熟，与高汤一起倒入碗中，汤汁流入馄饨中，用调羹（苏州方言，一种搪瓷的勺子）抄起，轻吹后放入口中。汤汁的鲜味和馄饨的爽滑溶于一体，其滋味可谓快哉。以至于我老婆现在还在嘀咕说我为什么没学会。

苏州的生煎馒头，我小时候最爱

我家的特色是一旦有重大宴会，必是我老爹亲自下厨。菜色显然是苏帮菜特色，有浓油赤酱的红烧肉和蹄膀，配上绿油油的小青菜打底；也有细如发丝的土豆丝。要说这土豆丝，也是有一番讲究的。若土豆丝切得过粗，其不但不容易成熟而容易烧糊，更会有无法入味的尴尬。唯有刀工较好，切如细丝，方能在保证其成熟的同时能入味，且不烂。而至于红烧肉，我也会做。但是其难点主要在于上色和收汁。成功的红烧肉要求色泽鲜艳，肉质不老。而事实上，若无数十年的苦工，恐难以做到。
结论
与父母辈而言，我们的活动范围大得多。动则数千公里的旅行对我们的父母而言恐怕是件大事，但与我们而言则稀松平常。这种大范围的活动半径终于促成了我跟我老婆的相识相爱。若无生活圈子的打破，这种事情可谓比较少。事实上，在我高中同学乃至兄弟中，娶外地媳妇的并不多见，甚至于还可以成为BBS上的谈资。但是我想说，这种跨越自己生活圈子的交流，其实对于自己的眼界和容忍度都有着很大的好处。倘若我的岳父母到苏州，或者我的父母去龙坪，可能他们都会过得很不舒服。但是我们则不同。因为多年跨地域的生活可以帮我们迅速找到差异并适应之。以至于，在我带本科生的助教时，我学生们都私底下通过我中文和英语口音来猜我的籍贯。

但是这种跨地域生活也有一个弊端。那就是我们远离自己朋友圈子的同时，也渐渐远离了父母。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的今天，空巢老人的问题会愈发严重。或许如果我们工作稳定，生活安康，可以解决他们晚年生活之忧，也可以多少抚平一些他们对于子女的牵挂。但是，要知道，有很多问题，并不是靠电话和钱可以解决的。我最近爱上台湾的一些老歌，因为他们所唱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怀。或许，我们经历的，正是中国社会改革的一种镇痛，类似于三十年前的台湾和战后的欧美。只是，我们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罢了吧。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若不远游，何来温饱？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家事，更是国事，当然也是天下事！

文化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般称之为悖论（Paradox）。中国文化讲究“孝道”。讲究对君主要尽忠，对父母要尽孝。可是却又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于是我们有了员工管理条例，迟到早退要滚蛋；但是我们又有了新的法律，如果长时间不去看望父母要“吃开水”（谐音：吃官司）。结果原来的职业道德和家庭观之争上升到了法律之争。当然，法律规定的是一种极端情况。但是我真的无法想象一个可以弃父母妻儿于不顾的人在事业上到底能有多少成就？或许，我们现在社会上的浮躁风和做事情不负责的态度与这个有关？我在想，若是我们的教育少一些“我爱天安门”，而多一些尽孝和感恩之类的教育，是否会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更有利呢？毕竟，学生可以考试考不好，读书读不好，但是作为一个未来的教师（可能性待定），我不能容忍我的学生没有责任心。

On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30 Years

This topic comes from a lunch talk days ago with a visiting scholar from China and a colleague in our department, who is quite ignored on the Chinese issues. Though under most conditions, the discussions about China that covers the riskiness of the banking system, unfairness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bribery among the official servants and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can easily reach a consistent conclusion, this time we are facing dispersion. Such dispersion, however, can mean the ignorance of knowledge on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the realit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of course, so-called ‘face’ that is widely seen in Chinese cultures (面子：笔者注）. To avoid some unnecessary troubles, this article only summarizes the viewpoint of min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past thirty years and its related issues on the social well-beings. However, it is far from adequate for an unbiased and justified discussion as the limitation of contextualization applies. The limitation also partly explains why I write this blog in English rather than in Chinese. Because I do not want to trigger the censorship from that ancient country, though the censoring system can have little impact on my blog given its highly limited readers coverag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General
The very first question ref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past 30 years in fundamental. This is the most prestigious part of the recent Chinese history that should be discussed than any other ones. As,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China has transferred itself from a less developed country into a comparatively developed star. People becomes richer than they used to be, and the living styles has been changed a lot. The government and academicians accompanied starts to bury themselves in such results, and they assert, they have created a puzzled that to be solved by the whole economic world, namely, how and why the Chinese economy boomed in past thirty years and what can be implied? However, to my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is quite simple. That is the concentration of resources and great sacrifice on social well-beings and fairness.

The prolonged understatement of currency rate and good controls on the foreign currencies transfer for past thirty days ensures the benefit of cheap labor and limited import transactions. Given a balance sheet that the asset sides always exceeds its liability side, the firm can boom up rapidly with a fast increase on net assets. Such booming up can even accelerate when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 is controlled. Indeed, if India follows a similar way of governing, there would be a second China in Asia. However, after hundreds of years govern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their philosophy has been changed. That is, the government can be extremely hard to imitate such a method like his Chinese neighbor adopts, as is suggested by an article on Economist. The only difficulty that traps numerous economist in US and Europe is that, how can the public accept such concentration and where the public monitoring is. In general, they just cannot believe in their eyes.

Evidence can be easily shown regarding this issue if you readers want some. A good example that confirms my argument comes from the difference on size and profitability between the state-owned firms and entities of other ownership. The most profitable industries, including the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providers, electricity and water supplies, petrol and gas, mass media, publication houses, etc are all state-owned that form a chain of monopolies in reality. In fact, such controlling avoids th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public requirements on optimization, which in turn, ensures good income for the country for the investments on infrastructure. However, by doing so, it enlarg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tate-owned firms and others, and strengthens the voting power of government in the market, and eventually, induces some other issues.
The Consequence of Governmental Controlling: Social Disorders
The strengthening of voting power of governments in markets can lead to good rent-seeking motivations and can result in a widespread of corruptions. The corruption can partly be explained by a social basis on personal connections rather than that of rule-in-law principles as in US and Europe. However, I prefer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n the lack of public monitoring. Given a central role of governmen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 public monitoring can alleviate the rent-seeking motivation in this process and secure the fundamental fairness, which i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Congress in mos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However, the Congress of China failed to control this.

Such failure on monitoring results in a social fashion in China: Guanxi (Relationship) Economy. The worship on money and power eventually exceeds the merit of being honesty and diligent. Namely, if you want to be successful in China, an easy approach is to find the right person.The rent-seeking on governmental officers and the fashion of bribery in daily lives in fact promotes the popularity of entrance exams for civil servants. In a developed country, this is rare to see. An intriguing point underlying its popularity is its motivation. Because it is actually not reasonable for a great amount of graduates, holding a master’s and PhD diploma, to pursue a position that can indeed be fulfilled by a trained secretary, except for a fabulous temptation from Satan.

The offer from Satan, however, is a package comprised of various benefits: priorities on cheap housing that should be for low-incomers, special treatment on medical care system that is designed for all the public, VIP treatment for kid’s education from the schools that are established by the tax income from the public, perks and bribery that is created from the dominant role of government in market, etc. In addition, they are rewarded an outstanding pension plan that is unavailable to other public except for employees in state-owned firms and government-sponsored departments. Regarding this, there forms a mainstream of conflicts in Chinese society: the officials and privileged groups versus the rest.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privileged groups and the rest are manifested in not only the population of such exams takers, but also popularity of immigration. Students without good family background and very little hope of being employed in state-owned firms and governmental-sponsored departments tend to seek opportunities of studying overseas. The scholarship and sponsorship overseas in fact provides students from a poor family but hold very good academic recordings an outstanding chance of developing their own careers, and provides a substituting mechanism for this group that has long been overlooked.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ws the returning rate of students studying overseas with high ranking on academia is only approximately 10% in past thirty years. I suppose, the unfairness existed and fear from the privileged groups should contribute much to this result. The escaping of such excellent students, especially those with PhD degrees and good contribution to their own fields, however, withdraws the potentials of the developing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us, ruins its perspective.
The Governmental Role and Risk Control of Banks
The dominant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market, though ensures the short term profit by securing the monopoly role of state-owned firms in key industries, also leads to some potential risks in banking sectors. The banking system in China takes two layers that consist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banks. They are both charted and supervised by China’s Bank Regulatory Commission, a group that is formally independent of but implicitly holds a good relation with the central bank and government.

The banks are all highly staked by the government no matter which type the ownership is.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n banking business, banks in China in fact earns highest both fee and interest income comparing to their counter-parties in other countries. However, it is also their links to the government that their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is under challenge.There is a strong regulatory requirement that prevents the banks in China to operate risky transaction including high volume of derivatives and structured products, but their high dependence on fee income and interest spreads generally compensates this drawback.

Given the stringent auditing policy for firms in China that seeks IPO opportunity, which involves both strict benchmark on their performance and bribery implicitly acknowledged, firms in China, no matter its size, are totally bank loan dependent. That is, loan from banks performs central role in Chinese markets. Given the conclusion stated above on the central role of Chines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al decision can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banks’ loan contribution. Reasonably, firms with governmental background can have an easier access to the bank funding than others. That explains why the Ministry of Railway in China can have a 5,000 billion RMB loans with particularly low quality, but private firms with good performance can only receive funding through underground banking system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risk controls and the governmental impacts eventually raises the riskiness of banks’ asset portfolio in part, and the concentration on land business forms the other. Given the land are allocated by the government, who takes the ultimate ownership, the transfer of utility rights of lands form a central item of governmental income, not only for central government, but also for local ones.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the utility rights, eventually boosts the price of landing, enlarging the governmental income and the cost for housing companies, finally creates a high level of housing price, comparing with the GDP per person and the average income.

The governmental controlling and their pursing the profit from land leasing result in the housing bubble that is similar to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crisis in 2007. Though the existence of high demand in houses, the bubble can hardly stay long with its great dispersion from average income. Thus, assuming the depreciation of house pricing in the future, the default risk and prepayment issues can be apparent, and the value of collateral is dropping down, the capital adequacy ratio set by Basel Accords can vapor in a dramatically fast manner and soon the banks, no matter whom they are, can face a short of funding. The SHIBOR rates can boost due to such demand, and finally,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of the whole country is threatened.

I am not sure about the percentage that the loans take in banks’ asset side of the balance sheet in China but it can apparently exceeds 60%, the average of US banks. This implies a very high leverage and a good potential catalyst for death when the market depreciates. The strong power of United States eventually saved up his banking system after bailing out several of its largest banks but I do suspect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be powerful enough to pay the bill when such disaster eventually comes. If the answer is no, the proposed financial crisis raised from a crash of the banking system can then turn itself into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as what the Europeans are now suffering. Though the probability of such happening can be low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but the consequence can be disastrous.
Remarks and Contribution
Above all, though China has experienced its dramat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1980s as the starting of its open-door policy, some drawbacks remains. I assert that such drawbacks are induced by a unique social structure and can induce some unsolved issues on interest of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The conflicts, however, further leads to numerous social issues that threaten the stabilit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is article also provides an answer to a question on why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maintains a high percentage by suggesting the central role that the government play in this market.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in past thirty years in fact is a substitution of loss on social well-beings for the public by the artificial intervene on the process of alloca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resources.

This article also anticipates that such intervene can result in a reduction on risk controlling efficiency for banks and thus harm the economic system in return.This article is also consistent to the recent discussion from the media that refer to the worries from the West on China’s being the third polar of the world.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it is still too early to worry about this issue as China is still at its very early stage on development. It can only be a powerful country in reality when the internal conflicts can be reasonably solved and the fairness secured. Considering its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uniqueness of contextualization, reaching this target means a long way to go.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n academic analysis on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does not represent any official point of view from or related to Chinese government. I personally maintain all the copyrights on this article. 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 want to re-post that somewhere else.

读博之困：到底什么是研究？

这篇文章我构思了很久，也想了很久，是否要写。因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其敏感何在？我的朋友圈里大多数都是科研人员和潜在科研人员。在这个圈子里混，最核心的哲学就是少说多做。因为一旦犯众怒，轻则众叛亲离，重则性命不保。因为这文章我要讲的就是我对于研究的一些看法。其核心就在于，到底什么样的研究才是我所向往的研究和我所理解的真正的学术研究。考虑到我只是个博士中的Loser，这个文章估计会招来一堆白眼和砖块，本人在此声明：此文章不代表个人观点，乃混沌饥饿时所作。

早在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渐渐地对我当时所作的研究有了一些个人想法。其想法在于，我的这个研究到底是干嘛用的？社会贡献在哪里？只是当时远不如今日这般极端（此乃读博的一大恶果），外加各种利益诱惑，我便没有了深究的勇气和动力。毕竟在国内，不是什么都可以随便质疑的。更何况，我当时只是一个连基本的统计软件都尚不熟练的学生，能够纳入我老板门下（他现在已是母校学术新星），并且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当时基本是手把手教我），我已经感激不尽。更何况，当时严格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助理。所有的研究的思路和想法都是老板提供的。即使我有想法，也很有限。因为毕竟有些东西只有在真正地把握在手中的时候才能有感觉。

这个关于研究的问题终于在我心中埋下了伏笔。最早的时候，它只是一颗小小的种子，然而在我到英国之后，由于需要开始尝试独立做研究，这个对于研究的质疑便开始生根发芽，以至于我今天在怀疑，这个问题是否已经即将毁掉我的博士生涯？我不了解其他专业的朋友，比如坛子老弟，是否会有类似的困惑。但是对于我而言，其问题的根源在于我质疑研究的通用性。

因为会计学与很多专业不同，它的早期发展（约1950年以前）似乎都是围绕着实务操作展开，如财务报告系统的更新、公司治理的改变、会计是否能够为公司管理提供支持等。至少在当时，会计学的大量文章，尽管不学术，却是真真切切地围绕着所有的会计学界的观点在展开。当然，也有坊间传言说，由于当时的会计学不够学术，无法吸引到一流的学生入读博士生，这与今天会计学炙手可热的地位可是天壤之别。而这一切，则在1968年的某一篇文章的发表后开始改变。

我不打算回顾会计研究的当代史，毕竟这对于博客而言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我有自知之明，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就Kothari在2001年所发表的回顾而言，70年代的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 Economics），尤其是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引入，为会计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学术工具。我们终于可以从模型和数量化的角度去讨论会计方法、讨论政策选择、讨论它与公司管理和市场的关系。对于这三十年而言，会计学的研究绝对是灿烂的。这就是我建议我的师弟师妹们能够真正踏实地去读一读Kothari的那篇长达130页的大作。因为他可以让我清楚地知道会计学在干嘛。

刚来英国时，我的两个导师就拒绝给我提供详细的研究题目，却要求我去找对应的话题。唯一的帮助就是善良的OHanlon教授在无奈的时候提示我可以考虑下银行业。尽管这个选择最后让我在两年里一无所成，但是我依然很感谢他。毕竟通过这个机会，他把我从文献阅读的怪圈里拽出来，重新思考下自己的人生。比如为什么读博士，为什么做研究，我未来想干嘛等等。事实上，一种教育模式的转变，加上英语能力的欠缺，终于让我彻底丧失了对于研究的任何兴趣。相反，我开始考虑一个问题：我想要什么！

我渐渐地发现教育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在我英语逐渐进步的同时，慢慢地我发现了我老板提问的策略。他永远不会来过早跟我讨论研究的模型和数据。相反的，他总是会问我一个问题：Jun，根据你的假设，你觉得公司老总会怎么做？一开始，我对于此类问题总是很茫然。因为我觉得，一个文章只需要有说得过去的理由，外加不错的文献基础和显著稳健的结果即可。但是由于每次被问到，我就不得不有所准备。尽管现在看来，我的回答从来未让老板满意过，但是我却慢慢地有了一个疑问：我他妈做的是什么研究？

对于未来的质疑，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拒绝工作。现在想想，我真不知道我过去两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我都佩服我自己。如果说我读研期间的研究纯属是为了一种虚荣心理和对于计算机软件的兴趣，那么读博时候在我对几乎大量的数据处理都自认为无技术挑战的时候，我就不得不面对最简单的问题：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研究？我的兴趣点在哪里？对于一个在中国读完本科和硕士的学生而言，我很庆幸我能考那么多试而走到这一步，但是我却也郁闷地发现：我对啥都没兴趣了。对于得道高僧而言，清心寡欲是好事。对于研究者而言，这是要丢饭碗的。

师兄推荐我看了本书《研究的艺术》，我也曾把这本书推荐给我的师弟师妹们。因为当我在回中国的飞机上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被其中的叙述折服了。因为他解决了一个我的老师们从来没告诉我的浅显道理——学术研究与实务研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在于提供理解问题的步骤和方式；而后者，则基于前者为客户、企业提供最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但是，后来我猛然发现，其实对于我的师弟师妹们而言，这本书读着其实是不会有感觉的。因为有些事情，只有你经历过才会懂——比如恋爱。

之所以说这本书让我豁然开朗，因为他解决了我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会计学的研究？正如我的本科学生问我为什么会计会有博士？事实上，会计学的学术研究应该做的工作并不是去解决会计从业人员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学者一般不会遇到，也很难有切身体会。事实上，学者可以做到的，是使用规范的模型和历史数据来推测某一项规则是否有效？其执行效果如何？不同的会计方法之间造成的操纵空间会不会对市场有不利影响？

事实上，如果掌握了这思路，做研究和看论文的思路就宽阔多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核心圈的研究都在这个框架下。唯一的区别是距离这个最原始的目标的远近罢了。只是最近几年来，在国内科研制度，美国的tenure-track制度（学术界的晋升制度）下，文章开始渐渐变得乱花渐欲迷人眼。由于研究越来越细化，对于我这样的入门级选手，而且又没有很好的悟性的话，便会开始变得迷乱：这些作者到底想干嘛？事实上，一个很简单的Basu谨慎性模型，光在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讨论文章可能就有10来篇。可是谁又想过，大家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个模型？蛋疼在学术界一般不是个好的理由。尽管80%的核心圈的学术大牛都带蛋。

而推导到这一步，我们就不难发现什么才是有价值的研究了。首先它不能是胡说八道的。比如说会计学毫无用处啥的，我怕你死无葬身之地；其次就是，它必须是建立在一个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因为科研其实是一件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有机会推动整个学术往前哪怕移动一毫米，我们就在这个人世间不虚此行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言之有物，要“接地气”。而在我看来，这个要求才是最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我读一些国际大型机构，比如FASB，IFRS，FSA，FSB等机构的政策建议报告时，经常会看到大量的来自学术界的研究结果引用。事实上，能够为政策提供建议的研究才是学术研究应该做的——更好地理解问题。

但是如果说要把学术研究提升到政策和政府监管层面，那带来的问题就非常多了。因为我发现，其实写论文时候所使用的英文是大概所有正式场合书面英语中要求最低的了。多读会计学或者公司金融文献的同学都会知道其实这类文献的词汇量很有限，而且表达比较单一。但是当你有幸拿起WSJ（此处非女性用品），FT或者Economist的时候，你会发现文章中的词汇量要大得多，句式也灵活很多。而事实上，如果要希望自己的研究真的能够进入主流学术圈子并且登堂入室，此等英语水平才是必须的。而这要求有多高呢？我们会发现会计学真正的核心圈里是几乎没有华人的，尤其是使用汉语拼音作为姓名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如果通过学术系统检索，其实你会发现大量的华人学者，即使是顶级期刊上的论文，大多数是技术型的。

正如我跟我朋友所言，现在我的心态变得很平稳。因为我发现我得到了一个我来英国前根本没想到的礼物——那就是，我知道了为什么来这里，知道了如果我侥幸留在学术界，我下来应该做什么。正如某次在跟我财大舍友电话里聊天所言，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只有在巨大的差异面前，人才能发现自己的缺失和弱点。我在想，如果我三年都留在广州，或许跟现在比，我的学术道路会顺利得多，但是我会能够有机会去领悟么？哪怕这些可能在我未来看来是谬论吧。

这套谬论如果拿来考虑下中国的会计学研究，就会很有意思。当然，我这里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其实这部分才是我真正犹豫是否要写的地方。因为我知道我的博客读者有一些是我同行，万一所言不实就有可能遭到被喷香水的惨剧（不懂？哈哈哈，男士们，如果你的衣服上沾上了女士香水，你觉得你家领导会如何“善待”你呢？）。所以再次声明，这部分是我写着玩的，如果不对，请海涵啊。。。一定海涵。。。

国内的研究则起步较晚。按照我09年时候在上海培训时听到的说法，1997年的时候上海财大还在讨论是否该做实证研究（当然，我的母校十年后尚在讨论）。当然，国人是很聪明的。由于近百年的战乱和各种政治波动，我们远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能找到问题的根本并迅速复制。具体可参见早年的温州发家史。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灌出了数量庞大的所谓实证论文，其内容千差万别，质量参差不齐。但是，他们从数据和经济学的角度，以一个会计学者的视角，正在尝试告诉我们中国发生了什么。甚至于部分论文已经开始行销海外。

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相对于欧美的市场而言，中国市场尽管处在初始阶段，但是却有着很特殊的地方，比如产品结构单一，没有衍生品的搅局，机构投资者的研究水平也只是初始阶段。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三十年来的发展也是西方希望了解的。毕竟从任何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奇迹。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也是为什么TJ和Joseph的研究可以在国外顶级期刊发表的原因。因为家族企业和家族传承真的是只有在东亚市场上才能广泛看到。

香港的学者终于为大陆的学者开了个好头。终于我们看到了国内几个学校开始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开始积极考虑中国市场的问题。各种文章应运而出，比如政企关系，官员升迁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国内是否有类似于LLSV所提到的对于中小股民的保护，国企和民企的高管和职工薪酬是否有结构性差异，进而慢慢地拓展到企业上下游关系，并购战略，海外上市等等。这种研究似乎都是在我读研期间（07年左右）一夜间出来的。但是正是这些作者的努力，让我这个学生第一次有了机会去关注生我养我的地方。

但是如果仔细看这些研究就会发现一个很郁闷的问题。他们几乎都不是会计学的研究！尽管我看到的这些文章似乎大部分都发表在了会计学的期刊上，他们事实上是属于公司金融的研究范畴。尽管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模型都是比较新的，甚至于一些有争议的模型也被用到了文章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硕士和博士慢慢开始转向美国的培养模式。毫不夸张地说，我刚来英国时候，我所读过的文献恐怕比在兰卡的任何一个博士都多。但是这些有意义么？其实后来，我发现，意义很小。因为他们除了能够帮我迅速地模拟出几篇灌水文章外，其他用处很小。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教会我怎么思考。

但是国内特有的体制问题和制度约束也导致了研究的急功近利问题严重。其实我是没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但是很多研究给我一个感觉：做的太粗。由于一些个人原因，我最近跟某师叔（他其实管我叫师弟）聊了一些学术，同时他发了我一些发表的中文论文。如果在过去财大读书，我估计会觉得他们写的很好。但是现在看来，我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知道喝酒要由头。有时候由头不好是要被罚酒的。做研究也同理，没有好的由头，读起来味同嚼蜡。

如果说理论部分简单而扼要且用词比较抽象是中文文献的惯例，那倒是没问题。但是这些文章一旦被翻译成英文要投给海外出版的期刊时，问题就严重了。我就曾通过各类渠道看到过几篇国内朋友给我的文稿（兄弟姐妹们，轻拍），它们几乎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除了一篇文章外，我其他的都不是很容易看懂他们在说什么。因为正如我老板所言，我们似乎都有一个习惯，使用复杂的单词去替代简单的词汇。而在英文文献里，这样做是要被人BS的。因为论文的根本目的是给人看的，不是装B用的。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我英文太差。因为我的英文差基本是我老板每天见我的问候语！

而另一个问题，我在跟朋友讨论时候也提到：我们的政府和机构到底需要学术研究么？我们的领导能看到学术研究么？如果这个答案是否，我们做研究干嘛？按照网上流行语来说，此等行为是赤果果的浪费粮食啊！以最近的中国商业银行资本金要求规则而言，它的蓝本是巴塞尔协议第三版。我曾经蛋疼对照过一部分英文原版和中国官方披露的版本（谢谢某兄弟的提供），结果呢？其实中国版本几乎就是个翻译版。同样的，我们的财政部也有个财科所。与美联储的科研论文常见SSRN不同，我几乎连财科所的纸片都没见过一张。而所谓会计准则的更新似乎也没有任何的论证。在准则发行后我似乎也没有听到任何反对的声音。要知道，这是很不正常的。毕竟，如果研究跟政府行为毫无关系，那本来神圣的工作就会变成自娱自乐。

写到这里也该收尾了。其实我心里也知道，这个想法是幼稚而又理想化的。其实研究的首要目的是饭碗，其次才是其他。真正能够做到顶级研究的只能是少数。以最近国际上很流行的金融会计为例，如果一个研究人员对于金融工具和衍生品以及货币银行学没有很好的理解和掌握，他又如何能去做好而深入的研究？尽管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重要性，但是其难度也是人所共知，要不IASB和FASB这两家死对头也不会联手来开展研究了。

其实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其实有时候什么都不懂反而更舒服。最后如果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让您不舒服，还请见谅。但是我很感谢您的阅读。因为当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您已经至少把文章浏览了一遍了。

回国任教：一个需要慎重的决定

话说老板终于开始发威，使出了各种招数来推着我的论文往前走。不得不说，这种效果是明显的，甚至于比当年研一时候被王老师赶鸭子上架的时候还夸张。试想，我在一周之内就整出了一个新的文章框架和初步实证结果。这是什么效率？一天下来尽管已经忙的昏头，我还是硬着头皮参加了某国内学校几位老师组织的一个非正式座谈。鉴于此会议属于非正式，且主办方再三要求不要过度宣传。本文也不对会议本身做任何描述，而只是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谈谈是否回国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是否回国工作对于一个刚来英国的博士是一个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他们往往保持着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对于国内科研环境的无比痛恨。然而，俗话说的好，距离产生美。随着我们在英国所逗留的时间日益延长，我们会渐渐地淡忘掉国内的那些不愉快，反而只慢慢品味那留存在记忆中的一丝甜蜜。尤其是当做研究遇到困难时，因为英语不好而与导师沟通困难时，我们会多少怀念国内用中文的时光。或许我们的国内导师没有英国老板的耐性和学术修养，也没有英国老板那么细心，但是中文的优势已经俨然覆盖掉了几乎所有的缺点。而这，最终会派生为一股决定回国冲动的原始积累。最终的爆发只在弹指一挥间。

俗话说，冲动是魔鬼，这话用来形容此处的状况一点不为过。事实上，若要回国，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尴尬的收入水平。笔者不知圈外舆情如何，然就圈内而言，青年教师的“屌丝型”工资和“白富美”的房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巨大的反差只能导致大家的用脚投票。于是只要有一丝机会跳出圈子的人，就不再会回到这个圈子里。而这个，就是知识被错误定价的代价。当然，这里的文章我并不打算讨论所谓知识正确定价对于中国社会当前和未来时间内的影响。但是，引用一句著名的话：当一个民族和国家开始烧书时，这个民族和国家离重新买子儿的时间就迫在眉睫了。

国内高校的工资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本工资，另一部分则是奖金。其奖金主要包括了科研和教学超额部分。事实上，与国外老师相比，国内老师的课业压力是非常大的。由于高校的盲目扩张导致急剧下降的师生比，老师们不得不使出十八般武艺来兼授数门不同的课程，甚至于包括一些跨领域的内容。然而，老师们可课时费却低得可怜。如我专科学校曾经的课时费是15元，南师大大概是50左右，而中南财大会院则是85. 尽管财大的教育质量依然广受诟病（包括我），但若是同我当年专科的部分老师比起来，其眼界和水平也差得很远，当然，也包括工资。

课时的增加其实并不仅仅局限在劳动边际效应的降低，其也引发了另一个致命的问题——即科研经费的冲突。如果说教学时间和质量还具有不错的控制渠道，那目前对于科研经费的掌控和管理实在是可以用“free-ride”来形容。与西方比较好的大学相比，国内的科研经费依然是非常不足，且其中涉及到各种利益冲突和关系网。然而，这却又形成了一个怪圈。尽管没有官方的文字，大家事实上都公认科研经费（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作为个人收入的增加。在国内目前青年教师普遍工作收入极其低下，且地位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此等行为似乎也合乎常理。常言道，如非衣食无忧，何以踏实研究？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能够取得经费的往往是一些不再纠结于家庭收入的教授们，而年轻的教授们却只能在各个项目中充当可怜的工蜂，以赚取那微薄的口粮。这，对于一个需要靠自律来维持的科研团体来说，显然是有问题的。

高校的行政化事实上也是当代国内高校的一个毒瘤。与西方大学的行政人员不同，国内行政人员通常飞扬跋扈却工作效率低下。由于各领导岗位与行政级别挂钩，不少后勤单位的领导们，尽管在高校不体现任何直接价值，却收获着比科研人员更高的收入和福利。这与高校的精神与本质是背道而驰的。如最近重庆工商大学的罢课时间其实也是给大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警告：国内高校的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如不加以改正，恐将时日不多。试想，科研和教学作为一个本身极其需要脑力和智慧的工作而言，若无优厚的待遇和福利作为保障，谁又愿意去从事如此的工作呢？长此以往，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进而导致师资队伍的实力下降。而这一切的后果，却只能是我们的下一辈来承担。这是不公平的，更是可怕的！

这次非正式的座谈会，从本质上来说，是不错的。毕竟这给我们这些博士生打开了一个国内高校的窗口。但是可悲的是，我们并没有遇到专业内的对应人士。事实上，我一直以为，若一个高校真正地是抱着求贤的态度来的（我等是否为贤不加讨论），他们所参与的不应该是行政人员，而应该是真正活跃在不同领域的教学和科研一线的人员和教授。因为此种见面会光讨论规则毫无意义，对于相互学术的理解和沟通才是最重要的。只是要做到这一点，教授治校恐怕是前提吧。

无题夜话：写给2013年的春节

终于没有下笔去写2012年的总结，因为我发现，过去的两年，除了科研转型带来的困惑和与妻子家人分居亚欧大陆两端的思念之情外，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写。与曾经的研究生生活相比，我的博士生涯可谓波澜不惊却跌宕起伏，风平浪静却暗潮汹涌。尽管日此，我搜藏挂肚，也难以找出值得记录的事件。或许，正如一首歌唱得好，平平淡淡才是真吧。

一如惯例，在英国这个所谓的西方国家，春节是很难找到一点感觉的。除了宿管中心因为华人学生趋多而随俗地来了一份“Happy New Year of the snake”（中文译：蛇年新年快乐）外，似乎很难找到一点过年的感觉。于我？其也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周末。唯一的区别，恐怕就是我看了春晚，吃了饺子吧。更重要的是，我吃了两顿饺子：一顿速冻，一顿手工。

正当我打算就睡一觉来欢度春节之时，我收到了XY的邀请去她家包饺子。显然，我这种多年不包饺子的货色去了也基本是个打酱油的货色。大家一起行动的感觉自然是快乐的。其中充斥着各种Gossip（所谓的八卦），从老大的自行车技到双曲线之典故，从各地风俗到学术研究，此种讨论可谓是包罗万象。正如一句古语所说：有些东西，只有当你真正的失去时，才会想到其存在的价值。与我而言，当真正地与同胞在异国他乡的饭桌上海阔天空之时，却终究发现英语无论多好，于我们外国人而言，也无法达到如此闲聊的地步。毕竟除了本身语言的问题外，他还包括了文化的因素。而这，则是一个复杂，却也难有可行解的命题。

西方人是永远无法中国人的故土情节和人情冷暖的。正如办公室的Justin总是难以理解中国的春运一般。我们无法理解英国年轻Party上的酗酒行为，老外们估计也难以理解我们的聚餐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构建出了中国社会的一种自上而下的，与西方社会迥异的社会结构和运行体制。事实上，这种人治的社会也伴随着中国这个国度度过了数千年，并也创造了贞观、万历等盛世。事实上，也是这种以”人“为本的文化背景使得国人格外重视重要的节假日。尽管人在异乡便是客，聪慧的国人也有着自己的方式来庆祝这些佳节。

西方，尤其是欧美，自文艺复兴以后便开始了独立化的征程。在西方的文化中，法高于一切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已经深入人心。西方的文化虽然也有亲情，他们却基于非常小的家庭单元——夫妻和未成年子女。他们的文化，或许是我的误解，往往寄托于“受托责任”关系，也就没有了中国般“24孝”的基础。正如一棵树木离开土地无法生存，一种文化现象在离开它所依仗的土壤之时，往往也预见了其悲惨的结局。所以在西方，我们看到了Party，我们也看到了家庭的温馨晚宴，但是我们却难以看到中国的家族式观念。

作为初来英国的华人，包括两年前的我，都会对一切都表示好奇。感觉一切都好。然而随着时间的迁移，我们会渐渐发现英国生活的无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冷漠。尽管在国内，我们天天抱怨办公室政治，我们抱怨国人的素质，甚至于我们会抱怨空气质量，但当我们真正的在这里呆久了以后，我们会慢慢发现其实如果没有错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对于国人而言，居然会有一种空落的感觉。正如Kate Fox在她的书中所写一般，英国人给人的感觉总是冷漠的。因为它们重视自己的隐私。而更进一步，这事实上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基本形态。

事实上，生活在两种文化冲突的最前线，或许是幸运的，也或许是悲观的。之所以说其幸运，是因为只有在两种风格迥异文化的对冲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各家之所长，之所短。但是同样的，这种对冲极有可能导致迷失的发生。我们会渐渐地失去方向，与飘落在水面上的落叶般，或顺流而下，或陷于漩涡中不可自拔。如果说欧美文化对于外来文化是宽容的，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本周Economist因为朝鲜的核试验危机而开始大谈朝鲜。与以往一边倒的言论不同的是，该刊的两篇文章居然在讨论朝鲜社会改变的点点滴滴。这些点点滴滴的改变，于中国80年代初的市场经济般属星星之火，以至于Economist的文章建议欧美政府鼓励其改革。这让我想到了上世纪90年代轰动世界的一个大事件+东欧剧变。显然，西方文化更愿意接受的，是一种与自身制度相一致的国家。

西方的春节于是恰好地揭示了这种文化冲突。国人都在欢欢喜喜地过大年，而老外却如没事人般。其实这点我很羡慕香港和新加坡的同僚。因为他们的春节至少还有一些假期，而我们，则是一无所有。这正是身在异乡为客渡，难得他人行同路啊。

最后附上一首《天道》中的打油诗，聊以自慰

本是后山人，
偶做前堂客。
醉舞经阁半卷书，
坐井说天阔。
大志戏功名，
海斗量福祸。
论到囊中羞涩时，
怒指乾坤错。

谈谈春节购票：国情本是如此？

尽管人已经回到英伦，并且开始了苦逼的PhD生活，但由于领导身在天朝，故而不能免俗：春节需回家与家人团聚。于是，买票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终于落到了本人的头上。只是，对于这个本该花钱买享受的过程，我并未有半点花钱的快感。相反，我真正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天朝子民的不易。因为：我们生来与天斗，与地斗，更需要与人斗。

中国的春运大潮在多年前曾被海外媒体形容为全球最大的暂时性移民潮。的确，当全球任何一个区域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产生出相当于英国美国人口总和的人流量在方圆九百六十平米的土地上“迁徙”之时，其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条足够震撼的新闻。对于此，西方的报端往往会把这个当成喜剧。因为对西方人而言，他们无法理解中国的落叶归根，无法理解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家族观念，更无法理解为啥要去凑热闹。正如我在跟我的欧洲办公室同事介绍我昨晚如何在3000人的搏击中搞定一张火车票的时候，他的反应并非夸耀我的运气和牛逼。恰恰想法，他的疑问只有一个：Why？

我们的铁老大终于在数年前决定开始进军电子商务。当然，他有着庞大的用户群和高度的用户忠诚度。而这种忠诚度却往往与其顾客的收入水平呈负相关。而若能够提供一个畅通的购买火车票的网络平台，那这将是一件提高社会福利的大好事。只是我们的铁老大实在是过度熟悉苏联的那一套计划经济。以至于在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他依然能够违背各种招标程序，以3亿元的价格制造了一个无论是界面还是背后的程序皆为本科生作业级别的标准。当然，我们并不是如其他投资般没有反应。相反，3亿元投资的网站在满足了大众的好奇以后，也成功地招来了各种谩骂。

本人也终于有幸在今年春节感受了这一股过节的热浪。从17号开始，我就坚守在电脑前，目不转睛地盯着9点整深圳火车站的放票信息。不得不说，这种全民在线秒杀的游戏还真的是难以形容。以至于我跟我办公室的同事说，如果你想找点刺激，如果你想了解中国，那么就帮我订票啊。在此过程中，你会眼睁睁地看着票出来，点预订，输入验证码，结果系统却提示排队人数过多，根本不给你任何排队的机会。如此周而复始，在一分钟以后，你会惊喜地发现，所有的列车票全部售罄。此种效率，恐怕全世界也只有中国能看到了。我也实在是不知道，遇到此种情况，我是三生有幸呢，还是倒了十八辈子大霉。想想上周回英国订票之时，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个iPad外加20秒的时间。

持有笔者这种喜笑怒骂的态度之人不在少数，却很容易招致一些所谓内行人士的鄙视。原因很简单，他们会告诉我所谓经济学的供求关系，所谓中国人口基数，所谓中国春节的家庭团聚文化等等。的确，春运期间的供求关系是极其不平衡的，而且此种段时间人口迁徙也只有中国才能看到。但是，此种论调往往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作为一个企业，尤其是政府控制下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在遇到此类人口大流量，且具有很好的预期性的时候，他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去讨论高深的理论和前沿的学术。因为一本最简单的本科教材，甚至于是给非专业人士所读的文字，抑或直接出于人性的考虑，我们都不难得到答案：他需要做的，应该是尽可能地提高运力，甚至于在春运期间大规模改变运输路线，使用大运力的车辆等等。更重要的是，作为政府投资的基础建设项目，他应该保证大众消费者”买得起“。

但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呢？这几年来，我看到的就是K字头的车越来越少，T字头的车在某些线路基本绝迹。他们先是在票价涨了一倍的情况下变成了D字头车，然后又在再次票价翻倍的情况下变成了G字头的车，整个是涨声一片。于是，铁路这种本该成为最大众化的运输工具的公共基础设施，终于在铁道部的领导们的运作下被做成了政绩工程和摇钱树。于是我们看到了春运期间有些打工的兄弟们不得不购买价值高达1600元的高铁商务座。对于大众的负面评价，铁道部置若罔闻。因为这种供求关系衍射出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于是，我们看到了票价的飞涨，服务的几乎没有。

如果说供求关系导致的不平衡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中国盛行的所谓人际关系经济学那就真的是过街老鼠了。曾记得数月前英国首相卡梅隆因为手持二等车票进入一等车厢被列车员要求补票，并因此而接受议会的质询。但是我们又何时会看到中国的领导人买不到票？更不用提在我们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哲学下，领导们的七大姑八大姨等可以同样享受政府高官厚禄所带来的此种红利。曾记得08年我在北京。为了买一张十月一日回上海的火车票，我曾排队三天，甚至于两天是排在了队伍的第一个，却依然买不到票。而后来在家人的帮助下，我拿到的票却居然还是下铺。此种怪异现象，让国人如何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所谓供需矛盾的解释呢？毕竟，在一个没有公平制度保障的社会制度下，神马都可以成为浮云，甚至于是法律。

或许我们看到了全世界最多最密集的高铁网，觉得我们已经成了所谓的发达国家。可是在这些光鲜的外表下，我们看到的是火车运力的缩减，春运期间火车票的供求关系没有解决。我们看到了12306网站的订票系统，可是却发现他是一个”空中楼阁“。在该网站上订到票的概率简直如同买彩票。广大的铁路消费群体依然得在寒风中等待十几个小时以换来售票员冷冰冰的”没有票！”和明显的不耐烦。不得不说，这是个神奇的国度。以至于我在一次订票之后对我办公室人说：”我都惊奇我能在这个环境里生活那么久！“

曾经有人跟我说，天朝现在其实很好，人们丰衣足食，我们有着高楼大厦，很好的餐厅，iPhone的普及率比欧美都高。随便去一个旅游景点，人们手里的相机基本都是中高端单反。是的，如果以这些来比较，那恐怕英国真的是个悲剧。这里有着矮矮的老房子，出名难吃的英国食物，iPhone普及率也Okay（不过很多都是不花钱的合约机），旅游景点几乎都是卡片机，还没什么人。但是，当你真正的坐进两国的火车最平民的车厢（英国二等座 vs中国硬座），其差距才真正的显现。英国的车厢总是安安静静的，没有人高声说话，打电话也很小声。人们大多手持书或者报纸，静静地阅读。而我们的车厢就热闹多了，高声聊天，随地吐痰，到处抽烟，要么就是上车就睡。因为相比较那些蓝眼睛的家伙，我们的国民实在是太累了！其实这种差距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重视并缩短的。因为一国的发展水平并不在于高楼和GDP，而在于人们的生活质量。

不过说了这么多，其实也白搭。因为我们的领导永远不会知道底层生活之疾苦。各大媒体除了歌功颂德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舆论压力。毕竟《南方周末》的墓碑就在他们的面前。我们能做的，还是自求多福，早日买到心仪的火车票吧！

最后：祝大家好运。

Revisiting China: Suzhou

湖北七日让我享受了宁静的乡村生活，同时也感受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方式。这种方式是宁静和祥和的。的确，当现代化的商业利益逐渐侵入人们的内心，而这种宁静的生活渐行渐远的时候，恐怕我们只有自求多福了。然而，正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发展和生活有时候也是一种不经意间，却又是痛苦的选择。只是，更多的人选择了前者。

而最好的例子，则是我的故乡——苏州。对于苏州这个小城，我的感情自然难以表述。毕竟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在幼时的记忆中，我的父亲骑着单车，载着我穿梭于宁静的水乡小道，或出门游玩，或串门访友，不亦乐乎。而现如今，我原来的居住地依然是一条横贯东西的主干道。如果你现在再次来到苏州，恐怕能看到的，就只有现代化的都市了。儿时的记忆恐怕也只能去翻阅《老苏州》这类书籍了。

不可否认的是，苏州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可谓神速。从80年代一个仅仅依靠小吃和园林闻名天下的小城变成了今天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经济体，跻身于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作为苏州人，我感到自豪，尽管我现在每年在苏州的时间最多三周。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苏州人，我也深深地知道，我们的吴侬软语的语速越来越快，口气越来越生硬，人们也更加的步履匆匆，一切的一切都昭示着我们的飞速进步，同时也渐渐远离了那副美丽的画面——小桥、流水、人家。

在我们学院的办公室墙上，有两幅兰卡斯特小镇的速写。一份出自于1790年，一副出自于1850年。令人惊奇的是，尽管这两幅画作距今已有数百年，我们依然可以清楚地认出画作所画的对象。尽管数百年过去，我们却发现，这个小镇并没有很大的改变。唯一的区别恐怕就是1790年的马车变成了今天的汽车，当时的咖啡店变成了今天的汇丰银行。除此以外，似乎并无太大改变。行走在小镇上，你依然能呼吸到几百年前的空气，那种清新，洒脱和飘逸。

苏州却正在改变着。乖乖这次跟我回家过年，本来想带她到处看看。可是，除了园林，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带她去哪里。或许对于乖乖而言，这个小城依然有着水乡特色的斑驳，但对我而言，这似乎已然过于现代化了。唯有在出租车路过阊胥路的时候我才能回想起一点点的回忆。毕竟我在这里度过了小学和初中时代。而居住则是一直到2005年，其时我已经离开苏州去了南京上学。

父亲建议我们去平江路和山塘街走走，以弥补我们没有时间去周庄的尴尬。与我记忆中的破破烂烂不同，今日的山塘街的确是很漂亮，但是于我而言，我却更喜欢平江路。因为在评价路上，你还能感受到一点生活的气息；而在七里山塘，你能看到的只有是店铺林立，各种相机的比拼。而在这里看到的永远只有劣质的糕点、假冒的丝绸、穿着制服却倍感怪异的船娘（爷）。乖乖问我这是不是我儿时的苏州，我笑而不知如何作答。如果这是苏州，恐怕苏州永远出不了状元了。

Shan Tang Street, Suzhou, China — 苏州山塘街全貌，摄于2012年1月

古人曾经有曰（语文老师见了别收拾我～），不到虎丘者，不算到苏州。但是现在的虎丘我实在是不知道有什么好玩。我不是专职导游，却也能背出几段关于虎丘的导游词，但是说真的，这些东西实在是听起来荒谬可笑，如千人石的红色是因为杀了一千个工人而被染红的，正如红领巾和五星红旗的来历般令人啼笑皆非。当然，乖乖还是对我关于剑池和虎丘塔的关联传说表示比较有爱～

好在拙政园终于抓住了乖乖的胃口，我的相机也在勉为其难地在最后一格电的支持下完成了所有的任务。总的来说，拙政园的风格和装饰还是非常对得起50元的门票价格和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的称号。在这个分为东西两个园的地盘里，你能够欣赏到苏州园林所广为称道的亭台轩榭、楼宇回廊。但是，成堆的旅游团游客却让这本该的清幽之地变成了热热闹闹的集市。毕竟中国游客的素质并不如这园的风景般广为称颂。

好在乖乖的口味并不是很挑。一开始我很担心她是否能够适应苏州的饮食，后来看来全无大碍。我曾经跟欧洲的朋友们开玩笑说，当中国人的难度绝对不亚于在欧洲当欧洲人。因为你不但要适应长时间的旅途劳顿（十几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还得有足够的语言天赋来听懂各地的方言，其差异性绝对不亚于英语和法语之间的区别。更重要的是，你会发现各地人们饮食习惯千奇百怪。转遍中国，你可以尝遍人间百味～。

好久不呆在苏州的另一个后果恐怕就是记忆与现实的脱节。当我们坐在观前街的小吃馆里，听着我弟弟娓娓道来苏州的各类出名吃食时，我发现我已然不再是个苏州人。曾经的百年老店现在已经成了宰客的顶级场所，而苏州人早已开始另觅他处。比如生煎包，现在的哑巴生煎绝对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这也就解释了为啥我在山塘街买的袜底酥如此的难吃了。或许，这也是发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