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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我构思了很久，也想了很久，是否要写。因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其敏感何在？我的朋友圈里大多数都是科研人员和潜在科研人员。在这个圈子里混，最核心的哲学就是少说多做。因为一旦犯众怒，轻则众叛亲离，重则性命不保。因为这文章我要讲的就是我对于研究的一些看法。其核心就在于，到底什么样的研究才是我所向往的研究和我所理解的真正的学术研究。考虑到我只是个博士中的Loser，这个文章估计会招来一堆白眼和砖块，本人在此声明：此文章不代表个人观点，乃混沌饥饿时所作。

早在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渐渐地对我当时所作的研究有了一些个人想法。其想法在于，我的这个研究到底是干嘛用的？社会贡献在哪里？只是当时远不如今日这般极端（此乃读博的一大恶果），外加各种利益诱惑，我便没有了深究的勇气和动力。毕竟在国内，不是什么都可以随便质疑的。更何况，我当时只是一个连基本的统计软件都尚不熟练的学生，能够纳入我老板门下（他现在已是母校学术新星），并且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当时基本是手把手教我），我已经感激不尽。更何况，当时严格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助理。所有的研究的思路和想法都是老板提供的。即使我有想法，也很有限。因为毕竟有些东西只有在真正地把握在手中的时候才能有感觉。

这个关于研究的问题终于在我心中埋下了伏笔。最早的时候，它只是一颗小小的种子，然而在我到英国之后，由于需要开始尝试独立做研究，这个对于研究的质疑便开始生根发芽，以至于我今天在怀疑，这个问题是否已经即将毁掉我的博士生涯？我不了解其他专业的朋友，比如坛子老弟，是否会有类似的困惑。但是对于我而言，其问题的根源在于我质疑研究的通用性。

因为会计学与很多专业不同，它的早期发展（约1950年以前）似乎都是围绕着实务操作展开，如财务报告系统的更新、公司治理的改变、会计是否能够为公司管理提供支持等。至少在当时，会计学的大量文章，尽管不学术，却是真真切切地围绕着所有的会计学界的观点在展开。当然，也有坊间传言说，由于当时的会计学不够学术，无法吸引到一流的学生入读博士生，这与今天会计学炙手可热的地位可是天壤之别。而这一切，则在1968年的某一篇文章的发表后开始改变。

我不打算回顾会计研究的当代史，毕竟这对于博客而言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我有自知之明，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就Kothari在2001年所发表的回顾而言，70年代的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 Economics），尤其是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引入，为会计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学术工具。我们终于可以从模型和数量化的角度去讨论会计方法、讨论政策选择、讨论它与公司管理和市场的关系。对于这三十年而言，会计学的研究绝对是灿烂的。这就是我建议我的师弟师妹们能够真正踏实地去读一读Kothari的那篇长达130页的大作。因为他可以让我清楚地知道会计学在干嘛。

刚来英国时，我的两个导师就拒绝给我提供详细的研究题目，却要求我去找对应的话题。唯一的帮助就是善良的OHanlon教授在无奈的时候提示我可以考虑下银行业。尽管这个选择最后让我在两年里一无所成，但是我依然很感谢他。毕竟通过这个机会，他把我从文献阅读的怪圈里拽出来，重新思考下自己的人生。比如为什么读博士，为什么做研究，我未来想干嘛等等。事实上，一种教育模式的转变，加上英语能力的欠缺，终于让我彻底丧失了对于研究的任何兴趣。相反，我开始考虑一个问题：我想要什么！

我渐渐地发现教育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在我英语逐渐进步的同时，慢慢地我发现了我老板提问的策略。他永远不会来过早跟我讨论研究的模型和数据。相反的，他总是会问我一个问题：Jun，根据你的假设，你觉得公司老总会怎么做？一开始，我对于此类问题总是很茫然。因为我觉得，一个文章只需要有说得过去的理由，外加不错的文献基础和显著稳健的结果即可。但是由于每次被问到，我就不得不有所准备。尽管现在看来，我的回答从来未让老板满意过，但是我却慢慢地有了一个疑问：我他妈做的是什么研究？

对于未来的质疑，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拒绝工作。现在想想，我真不知道我过去两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我都佩服我自己。如果说我读研期间的研究纯属是为了一种虚荣心理和对于计算机软件的兴趣，那么读博时候在我对几乎大量的数据处理都自认为无技术挑战的时候，我就不得不面对最简单的问题：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研究？我的兴趣点在哪里？对于一个在中国读完本科和硕士的学生而言，我很庆幸我能考那么多试而走到这一步，但是我却也郁闷地发现：我对啥都没兴趣了。对于得道高僧而言，清心寡欲是好事。对于研究者而言，这是要丢饭碗的。

师兄推荐我看了本书《研究的艺术》，我也曾把这本书推荐给我的师弟师妹们。因为当我在回中国的飞机上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被其中的叙述折服了。因为他解决了一个我的老师们从来没告诉我的浅显道理——学术研究与实务研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在于提供理解问题的步骤和方式；而后者，则基于前者为客户、企业提供最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但是，后来我猛然发现，其实对于我的师弟师妹们而言，这本书读着其实是不会有感觉的。因为有些事情，只有你经历过才会懂——比如恋爱。

之所以说这本书让我豁然开朗，因为他解决了我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会计学的研究？正如我的本科学生问我为什么会计会有博士？事实上，会计学的学术研究应该做的工作并不是去解决会计从业人员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学者一般不会遇到，也很难有切身体会。事实上，学者可以做到的，是使用规范的模型和历史数据来推测某一项规则是否有效？其执行效果如何？不同的会计方法之间造成的操纵空间会不会对市场有不利影响？

事实上，如果掌握了这思路，做研究和看论文的思路就宽阔多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核心圈的研究都在这个框架下。唯一的区别是距离这个最原始的目标的远近罢了。只是最近几年来，在国内科研制度，美国的tenure-track制度（学术界的晋升制度）下，文章开始渐渐变得乱花渐欲迷人眼。由于研究越来越细化，对于我这样的入门级选手，而且又没有很好的悟性的话，便会开始变得迷乱：这些作者到底想干嘛？事实上，一个很简单的Basu谨慎性模型，光在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讨论文章可能就有10来篇。可是谁又想过，大家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个模型？蛋疼在学术界一般不是个好的理由。尽管80%的核心圈的学术大牛都带蛋。

而推导到这一步，我们就不难发现什么才是有价值的研究了。首先它不能是胡说八道的。比如说会计学毫无用处啥的，我怕你死无葬身之地；其次就是，它必须是建立在一个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因为科研其实是一件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有机会推动整个学术往前哪怕移动一毫米，我们就在这个人世间不虚此行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言之有物，要“接地气”。而在我看来，这个要求才是最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我读一些国际大型机构，比如FASB，IFRS，FSA，FSB等机构的政策建议报告时，经常会看到大量的来自学术界的研究结果引用。事实上，能够为政策提供建议的研究才是学术研究应该做的——更好地理解问题。

但是如果说要把学术研究提升到政策和政府监管层面，那带来的问题就非常多了。因为我发现，其实写论文时候所使用的英文是大概所有正式场合书面英语中要求最低的了。多读会计学或者公司金融文献的同学都会知道其实这类文献的词汇量很有限，而且表达比较单一。但是当你有幸拿起WSJ（此处非女性用品），FT或者Economist的时候，你会发现文章中的词汇量要大得多，句式也灵活很多。而事实上，如果要希望自己的研究真的能够进入主流学术圈子并且登堂入室，此等英语水平才是必须的。而这要求有多高呢？我们会发现会计学真正的核心圈里是几乎没有华人的，尤其是使用汉语拼音作为姓名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如果通过学术系统检索，其实你会发现大量的华人学者，即使是顶级期刊上的论文，大多数是技术型的。

正如我跟我朋友所言，现在我的心态变得很平稳。因为我发现我得到了一个我来英国前根本没想到的礼物——那就是，我知道了为什么来这里，知道了如果我侥幸留在学术界，我下来应该做什么。正如某次在跟我财大舍友电话里聊天所言，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只有在巨大的差异面前，人才能发现自己的缺失和弱点。我在想，如果我三年都留在广州，或许跟现在比，我的学术道路会顺利得多，但是我会能够有机会去领悟么？哪怕这些可能在我未来看来是谬论吧。

这套谬论如果拿来考虑下中国的会计学研究，就会很有意思。当然，我这里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其实这部分才是我真正犹豫是否要写的地方。因为我知道我的博客读者有一些是我同行，万一所言不实就有可能遭到被喷香水的惨剧（不懂？哈哈哈，男士们，如果你的衣服上沾上了女士香水，你觉得你家领导会如何“善待”你呢？）。所以再次声明，这部分是我写着玩的，如果不对，请海涵啊。。。一定海涵。。。

国内的研究则起步较晚。按照我09年时候在上海培训时听到的说法，1997年的时候上海财大还在讨论是否该做实证研究（当然，我的母校十年后尚在讨论）。当然，国人是很聪明的。由于近百年的战乱和各种政治波动，我们远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能找到问题的根本并迅速复制。具体可参见早年的温州发家史。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灌出了数量庞大的所谓实证论文，其内容千差万别，质量参差不齐。但是，他们从数据和经济学的角度，以一个会计学者的视角，正在尝试告诉我们中国发生了什么。甚至于部分论文已经开始行销海外。

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相对于欧美的市场而言，中国市场尽管处在初始阶段，但是却有着很特殊的地方，比如产品结构单一，没有衍生品的搅局，机构投资者的研究水平也只是初始阶段。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三十年来的发展也是西方希望了解的。毕竟从任何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奇迹。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也是为什么TJ和Joseph的研究可以在国外顶级期刊发表的原因。因为家族企业和家族传承真的是只有在东亚市场上才能广泛看到。

香港的学者终于为大陆的学者开了个好头。终于我们看到了国内几个学校开始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开始积极考虑中国市场的问题。各种文章应运而出，比如政企关系，官员升迁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国内是否有类似于LLSV所提到的对于中小股民的保护，国企和民企的高管和职工薪酬是否有结构性差异，进而慢慢地拓展到企业上下游关系，并购战略，海外上市等等。这种研究似乎都是在我读研期间（07年左右）一夜间出来的。但是正是这些作者的努力，让我这个学生第一次有了机会去关注生我养我的地方。

但是如果仔细看这些研究就会发现一个很郁闷的问题。他们几乎都不是会计学的研究！尽管我看到的这些文章似乎大部分都发表在了会计学的期刊上，他们事实上是属于公司金融的研究范畴。尽管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模型都是比较新的，甚至于一些有争议的模型也被用到了文章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硕士和博士慢慢开始转向美国的培养模式。毫不夸张地说，我刚来英国时候，我所读过的文献恐怕比在兰卡的任何一个博士都多。但是这些有意义么？其实后来，我发现，意义很小。因为他们除了能够帮我迅速地模拟出几篇灌水文章外，其他用处很小。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教会我怎么思考。

但是国内特有的体制问题和制度约束也导致了研究的急功近利问题严重。其实我是没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但是很多研究给我一个感觉：做的太粗。由于一些个人原因，我最近跟某师叔（他其实管我叫师弟）聊了一些学术，同时他发了我一些发表的中文论文。如果在过去财大读书，我估计会觉得他们写的很好。但是现在看来，我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知道喝酒要由头。有时候由头不好是要被罚酒的。做研究也同理，没有好的由头，读起来味同嚼蜡。

如果说理论部分简单而扼要且用词比较抽象是中文文献的惯例，那倒是没问题。但是这些文章一旦被翻译成英文要投给海外出版的期刊时，问题就严重了。我就曾通过各类渠道看到过几篇国内朋友给我的文稿（兄弟姐妹们，轻拍），它们几乎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除了一篇文章外，我其他的都不是很容易看懂他们在说什么。因为正如我老板所言，我们似乎都有一个习惯，使用复杂的单词去替代简单的词汇。而在英文文献里，这样做是要被人BS的。因为论文的根本目的是给人看的，不是装B用的。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我英文太差。因为我的英文差基本是我老板每天见我的问候语！

而另一个问题，我在跟朋友讨论时候也提到：我们的政府和机构到底需要学术研究么？我们的领导能看到学术研究么？如果这个答案是否，我们做研究干嘛？按照网上流行语来说，此等行为是赤果果的浪费粮食啊！以最近的中国商业银行资本金要求规则而言，它的蓝本是巴塞尔协议第三版。我曾经蛋疼对照过一部分英文原版和中国官方披露的版本（谢谢某兄弟的提供），结果呢？其实中国版本几乎就是个翻译版。同样的，我们的财政部也有个财科所。与美联储的科研论文常见SSRN不同，我几乎连财科所的纸片都没见过一张。而所谓会计准则的更新似乎也没有任何的论证。在准则发行后我似乎也没有听到任何反对的声音。要知道，这是很不正常的。毕竟，如果研究跟政府行为毫无关系，那本来神圣的工作就会变成自娱自乐。

写到这里也该收尾了。其实我心里也知道，这个 想法是幼稚而又理想化的。其实研究的首要目的是饭碗，其次才是其他。真正能够做到顶级研究的只能是少数。以最近国际上很流行的金融会计为例，如果一个研究人员对于金融工具和衍生品以及货币银行学没有很好的理解和掌握，他又如何能去做好而深入的研究？尽管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重要性，但是其难度也是人所共知，要不IASB和FASB这两家死对头也不会联手来开展研究了。

其实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其实有时候什么都不懂反而更舒服。最后如果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让您不舒服，还请见谅。但是我很感谢您的阅读。因为当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您已经至少把文章浏览了一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