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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戟沉沙：另一种学术生涯

前言：这篇小文来自于我的一段工作生活经验。作为一名会计老师，我时常会被问到如下问题：老师，我应该读博士么？老师，读博士当大学老师是不是很轻松啊？有时也有一些师弟师妹或者好友让我以过来人身份介绍下读博的成功经验。可是，作为一名在学术界沉浮的不折不扣的非著名非成功甚至于有点颓废的专业人士，顶着“三无”（无想法，无论文，无课题）头衔的会计电算化老师，我实在是没有底气也没有胆量来“指点江山”。然而，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你也是推脱，别人越是觉得你高傲。因此，为了避免落入故作风雅，自命不凡的俗套，在下不才，以一小文，聊以自我安慰（这个词真的不能缩写啊！）

以下为正文部分：

时光荏苒。岁月这把杀猪刀做工实在也是好的很。无论何时何地，这把刀总是能告诉我们它的存在和威力。比如，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无法熬夜了；我们发现自己撸代码速度已经比不过自己研究生了；我们头上的头发越来越少，却不曾有长回去的迹象。如此种种都在告诉我们：我们该知天命了。作为一个已经回国任教四年，博士毕业六年，且已经错过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中年人而言，恐怕我也应该对过去的经历说点什么了。可惜，我既没有等身的著作，也没有牛掰的论文，更没有闪闪的头像。因此，我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写写我在学术界折戟沉沙的一些经验，以供大家笑侃。

曾记得十多年前我有次在财大的操场上偶遇某杨姓教授。我便向他讨教什么样的学生适合读博士。我们俩一边在操场上慢跑，一边闲聊。他告诉我说：“适合读博士的学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站起来能讲，坐下来能写。我看你就很合适啊？”当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选择了去读博士。只是，我慢慢发现，我站起来讲不出，坐下来也写不出。而归根结底呢，是大脑中一片空白。要知道，在学术界，看着旁边人论文一篇篇发，看着人课题一个一个拿，看着人头衔一个一个加，而自己囊中空空，一无所有的时候，这个感觉其实是很酸爽的啊。那么这个感觉怎么才能得到呢？显然，站起来没话说，坐下来无点墨，成为了我们折戟的第一要义。但是这里有个前提：此人需要读博，且立志学术界。

理论铺垫：何为理想人生？

在展开我们的沉沙攻略，构建学术生涯崩塌伟业的理论框架前，我们需要做一个框架式，即在学术界，什么样的职业状态才是最为理想的。此处理想指的是在学术界可以混得风生水起，是别人眼中的学（xian）习（mu）对象，是学界的青年才俊，是可以左右逢源取得各种资源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世界中，此种人才一般是纠结去麻省理工还是去芝加哥教书；是权衡这个文章投给TAR还是JAR，或者要不要宠幸下RAS和CAR；若在国内，他们纠结的是经济研究的稿件到底要不要发，会计研究的媚眼接不接，手里一堆offer如何处理？毕竟国内圈子小，A学校是老板的关系户，B学校是大师兄，C学校是老板称兄道弟的大佬，D。。。，哎事情难办啊！此种情况我们一般称为“自由择业问题”。具体文献此处不再罗列，建议参考自由现金流、投资效率等相关研究。

现有研究对如何达到此种理想状态提供了积极而广泛的讨论。各级图书馆和“地摊”学术文献库提供了很多大牛的自传论述，而“坊间理论工作坊”则提供了各级优秀校友和师兄师姐在各大场合现身说法。简而言之，目前在学术成功学领域我们正向研究理论颇丰，且结论具有一致性。即要发愤图强，人品优良，不能好吃懒做，遇人不淑。然而，亦有理论认为：成功的路有千万条，而失败的路却是非常类似的。套用金融学里面的常识，我们会知道，在一个资本市场中，个股上涨的相关性一般是不太高的。如果一个市场股价上扬具有高度相关，那其实是有大问题的。而相反，一个市场中个股价格下跌的相关性却是不低的。这是因为市场中悲观的因素和条件往往相比较好消息具有更强的传染性。即各路神仙都各有神通，但众多炮灰却是有很多共性的。因此，此派围观者认为，成功学的意义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因为毕竟成功的人是少数，且成功经验过于异质化。而如何当卢瑟（Loser）才更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将就如何在学术界折戟沉沙为题，具体分析折戟的理论和动机，并就沉沙攻略提出一些独特的见解。

但是，这并不代表在学术界折戟沉沙，从一个人所羡慕的学霸跌落神坛成为一颗尘埃，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与大家所理解的相反，要彻头彻尾失败变成一个人神共愤的“废物”，乃至“废中极品”，其难度绝对不亚于在AER上发三篇论文。有人说，凡事不成功皆离不开一个好吃懒做，像猪一样。我想说，说这话的人一定没惹毛过猪，没有被一头大公猪拱出去的经历。要知道这感受可不亚于陈小旺老师的推手。你说我被拱过？那当然是没有。你问我怎么知道？开玩笑，这世界有个东西叫“前人（任）研究”，也有个东西叫“文（ai）献（de）回(jing)顾(yan)”。你说你不知道文献回顾？那太好了，你没有机会在学术界折戟沉沙了。为什么？因为你连学术界都没有踏进来啊！所以，我说了，这事儿不容易的。所以，只有当你真正立志进入学术界，你才真正踏出了“放废自我”的第一步。嗯，这是理论基础。

第一步：智商不宜太高。

首先，学术界不缺聪明人。无论是老骥伏枥，深耕几十年的顶级大牛，还是在论文复制界上下翻飞，熟悉各种软件，心知各类研究套路，且有一张巧舌能笼络一大批涉世不深，家境一般的学生来做免费劳力的学术新星，都离不开一个关键变量——智商。要知道，本科四年所学内容，甚至于外加研究生三年，博士三年苦学内容，只能出现在很多论文的前三句话，且一般冠以“众所周知(It is well known/acknowledged that…)”。此时若是智商欠费且充值系统不在线，你是不是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此时你会发现，且不说如何写论文这等高级工作。此时你认为最为简单的工作：如何读懂论文，都成了一桩人生大事？过去你觉得宿舍的兄弟或者宝贝们已经碾压了你很久，而你忍辱负重考上博士，觉得可以扬眉吐气之时才发现，苍天啊，大地啊，原来一切刚开始！

或许有人会说，不聪明的人会读博士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讨论：何为聪明。所谓聪明，指的是这个人能够在连续的时间区间内审时度势，能够飞快地获取决策有用的信息并选择正确的估值模型（大雾~，职业病犯了），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monetary价值判断。一般这类人都会高考进一个一流大学，然后本科毕业要么去美国，要么直接工作。工作地点？北上广深算是一般的，香港新加坡才是正道。差一点，会读一个国内或者国外一流高校的硕士学位，其中以国内顶级学校硕士的人更为聪明（不接受反驳）。然后这些人，尤其是国内读硕接触了读博师兄师姐的，预见了未来“可观”的收入之后，基本果断各大私募公募，各大咨询投行，再不济，各大银行机关走起了。所以，你觉得这些人真的会读博士？即使他们读了博士，真的会来做学术？因此，学术界的折戟大业只能寄托在我们这些智商不太高的普通人身上了。

第二步：要做一个极其听话，没有自己想法的人

学术界有一个特点。你会发现，凡是成功之人，他们最终大多真心热爱学术，且对自己的领域有着非常好的眼界。因此，为了保证我们的折戟沉沙大业可以顺利展开，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磨平自己”。在学术界，只有完全摒弃了自己的想法，只能在大佬们，导师面前，师兄师姐面前唯唯诺诺且保持极强的“执行力”，才能在折戟的大道上康庄前景。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与人背道而驰，处处另辟蹊径。放心，这条路在智商存量不足，自身CPU和GPU的算力都不够的情况下，高并发很快就会让你宕机，然后，对了，折戟成就提前达成——毕不了业了。

但是这条路其实需要坚持。因为制度原因，目前的博士招考虽然从考试制度转向了审核制度，高分低能学生读博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不信你自己想想，硕士期间有大量论文发表，尤其在国内外顶刊发表的作品，真的是学生自己想法么？这些跟你在一起读博的同学们，其实真正的优势在于“听话”和“数据处理熟练”，且擅长领会上峰旨意，会举一反三。他们做论文往往很快。很多工作虽如浮萍，却能迎合KPI的考核。更要命的是，由于后续职称晋升等原因，这种情况还具有溢出效应。因此，当一个听话的乖学生，短期内其实是获利的。而若要想要折戟，则需要其他因素的干预。更重要的是，这种特质走上折戟道路并不十分顺利，需要漫长的等待方能成功。所以，这是内家功夫。而且作为听话的你会发现，读博士好像更容易了呢。

修炼内家功夫需要从最基本的运功法门开始。经管类专业不用蹲实验室，不用养小白鼠，也不用真的去数沥青多少年滴一次的特点使我们更容易在一开始就堕落。对于学术折戟神功，这是一个无敌法门。我们要学会在“三高无用论”的光辉照耀下领教它们的“魅力”后弃之不顾，要极端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代码高”的极致生活，做到所谓先修身，哦不，代码，再修心。我们要迅速融入建模派和实证派互道“今日收敛否？”和“结果几颗星啊？显著么？”之类的友情问候，并将其百分之百融入生活。作为学术折戟之路的前行者，学问沉沙攻略的践行者，我们要摒弃一切过于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要学会从文献中寻找研究机会的缝隙，要学会像世外高人一样只见测试，不问缘由，我们更要学会紧随主流研究的步伐，能建模绝不实证，能实证绝不规范，能现成模型方法绝不创新。至于读文献，读个摘要就好。英文文献更是要开启连蒙带猜的考研英语技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疏离毕业，才能有机会真正去折戟沉沙。到了这里，你或许会发现：原来废掉自己也是要重视长期效益的啊！

第三步：选择一个坑爹的项目（组）

当我们已经熟悉了入门法门，学会了六祖长拳和罗汉拳之类的入门功夫，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易筋经，洗髓经之类的高深内功了。大家知道，学术界翻船的一大重要标志是没有论文。此处我们不讨论张五常先生那种异类，毕竟人虽然不写论文，却洋洋洒洒写了《经济解释》，也汇集田野调查经验写了《卖橘者言》等。而我这里说的沉沙者可是真的什么都没有的。我们一般称为“三清”人员：论文清零，课题清零，知识储备也基本清零。因为这三清里面只要有一个不为零，其都有翻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机会，而唯有三项同时为零，方显“死挺”之本色。要知道，若非死挺，孰能折戟，更谓沉沙？

要知道，写一篇论文，尤其是要写一篇不招骂，且能立身扬名的论文，其实是不容易的。我博士导师就曾口出狂言曰：你毕业十年内的顶级期刊论文我都不会相信是你自己做的。当然，我导师其实多虑了，因为我二十年可能都出不了什么大作~。当然，这是后话。我想说的是，一篇论文背后往往显示作者对于某一个细小领域数十年如一日的苦心耕耘。而很多人没有告诉你的是，作者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前就选择了一个有前瞻性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如吴军在《数学之美》中提到，当年尝试让计算机真正读懂人类语言的方向，最后都直接败给了统计学，而在本人的领域，2000年左右转实证方法时候也甩掉了一大批人。当然，我们并不能说不做实证的人就不行。要不财科所那帮家伙得把我祭天。但是不做实证，在学术界“平平淡淡过一生”甚至于翻船的概率就已经高了。

在第二修炼阶段，我说过即使完全修炼完成，你的折戟大业其实也未必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其原因在于：我们忽略了课题方向这一更高级的修炼法门。而这门功法的难度在于，其是多维的。即你不仅要注意气息吐纳这样的基本功，更要注意心境。以会计研究为例：如果你选择了不做实证会计研究，理论上你的折戟功力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此时，你遇到了一个业障。那就是：你导师和所在项目组可能是从事某个具体会计准则或者审计准则的制定和研究，面对某一项金融监管进行修订的研究类工作。而这类研究本来没法做那么多实证。这时候你的选择可能反而“背道而驰”了。你不仅没有走向崩溃大业，却入了“平步青云”这样的魔道。这是不能忍的。

好在资质愚钝的你我遇到这样的业障机会并不多。毕竟这类课题组都是顶级组，一般人进不去，而且他们也未必是我们折戟道上的战友。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要怎么选课题组呢？功夫练到这个地步其实就需要一定的悟性了。所谓师傅领进门，得道在个人。一般我们可以参考如下思路：比如你所在项目组研究的内容在本科的教材上都能找到答案，或者你发现这个项目的关键词从来没有出现在国内外任何一本顶级期刊上，普通C刊是全组终极奋斗目标等等。一旦发现，请勿错过！

但是随着博士点批准放缓，教育部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要求的提升，其实这些组不太容易找了。因此，大家要且行且珍惜。但是如果真的找不到，其实我们还可以选择境外资源予以补足。如果你发现一个纯种老外且基本没有来过中国的人在做中国问题，那么请不要错过。如果是英国美国的课题组，且这类组从来不使用美国数据，或者干脆根本没有购买此类数据库，那么恭喜，你翻船概率就大大提高了。另外，海归在折戟之路上还有个重大Bonus。考虑到现在很多学校是要求青椒持有省部级课题的。而海归因为训练原因和人脉因素，其实报课题难度是很大的。因此，如果你在海外找到了一个“靠谱”课题组，且完成了前叙所有训练法门，恭喜你，此关折戟沉沙中级法门你也修炼成功啦！

第四步：请选择一位不靠谱的导师

到这一步。你已经基本完成了所有的必要功夫学习，我们即将进入达摩院开始学习至高无上心法和般若掌、繎目刀法、无劫相指等绝技。而学术折戟大法的高级心法，其猛勇精进之法的关键之处，也是本神功最为核心的步骤之一便是——选择一位能帮你早日折戟沉沙于学术道路的导师。

要知道，导师的角色，尤其是在国内，不仅仅是你学术界的领路人，更是你骑上马之后的扶马人。如果你逛过国内外的各种论坛，如理工科的小木虫，经管类的人大经济论坛，北美区的买买提论坛，英国地区的苹果论坛，德国的华人论坛等，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讨论或者吐槽导师的人品。虽如欧美一般，越来越多的导师并不要求你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要求来对待他们，但他们给你的训练确实真真切切的。如果说项目组或者课题的前瞻性是导师个人学术能力体现的话，那么导师能否教给你做人的道理等则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了。因此，你首先需要一个从来不管学生死活的老板。

科研的成败，其实很多时候在于独立和选题。如果你的导师学术能力不强，且从来不管学生，你的论文基本是在自学状态和师兄师姐们看不下去之后的友情协助，外加系里其他老师或明或暗的系列放水之后，你终于拿到了毕业证。那恭喜你，此时你翻船概率极大。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你的基础训练并不牢靠，其实除了毕业论文，你也没有接触到太多真正的前沿学术。甚至于可能学了好几年连这个领域的前沿都没有摸到过。此种状态下，你不翻船谁翻船？舍我其谁呢？

其实世间尚有另一种捷径供参考。此种翻船路径比较隐蔽。导师水平很高，著作等身，甚至于是圈内大牛。在你进入学术圈不久，他就开始教你“以打代练”。他会给你布置一个或者数个论文和项目。你需要在自学和跟师兄师姐讨教各种非正式经验（因为他们也是自学的）之间游走来完成项目。由于导师水平和学术圈人脉，你的论文即便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论文依然可以在比较好的期刊上发表，甚至于帮你拿到课题。按理说，此君不是走上康庄大道了么？为什么会翻船呢？问题其实就出在，此类训练根本没有教会你拓展未知领域的能力。一旦目前所学过时，你翻船之日也就到了。此种导师一般在亚洲地区强校最为常见。此类课题组和导师入门不易。

第五步：你需要选择一个博士培养制度不健全的学校

所谓练功之大成就者，其不仅需勤学苦练，还需有一个集天地之精华的道场。如少林武术背后往往还站着一个少林药局。其药房解决了武僧们大量的日常问题。而学术折戟沉沙功法亦然。若处在修炼过程中的你，可以有机缘选择一所合适的大学，其功力修为也能大大增加。因此，若为修炼此法，学校因素也不可忽略。

如前所言，科研也好，论文也罢，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而能够完成这个系统工程的人，往往并不是业余爱好者，而是一群经过科学严格训练的职业运动员。因此，若要在学术圈折戟沉沙，我们还是得从系统性上下功夫。如果一个学校，无法给你提供完备的经济学、数学、英语等基础方面的训练（以经济管理类专业为例），你的经济学老师可能自己都看不懂MWG，或者干脆不知MWG为何物；你的英文老师可能直接是英文系的研究生，其最多能带你读读课文，而无法给你讲解英文这门语言的真谛；你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数学课，教你随机过程的老师可能自己本身教个基础概率论都马马虎虎。那么，恭喜你，你这个博士毕业进学术圈翻船概率就无比大了。为什么？因为这些基础训练的缺失，会导致你非常多的短板。如理论性文章看不懂（纯数学的），国外的资料阅读不畅，国外发表直接无从谈起。在国内外学术进展结合如此紧密的今天？你不翻船，舍我其谁？

终极心法：无欲无求，方能独孤求败

不会武术的武术前辈金庸先生曾在他的系列著作中三番五次提到：世间武功，唯快不破；世间万物，唯坚不摧。因此学术界的生存法则就是：热情似火，快速应敌。即使你师出无门（靠自学），天资一般（中考高考考研从没出色发挥过），导师爱理不理且水平一般（无处可依），虽说折戟之路已经快到终点，但却尚有勤勉二字可以救回。因此，若想最后修炼得道，最终实现学术生涯终结，在学术道路上折戟沉沙的宏伟大业，请务必做到无欲无求。因此，请从读博开始，就尽快丧失对于学术的热情。国际主流研究热点是什么，能吃么？补充自己的基础知识，为何不补觉呢？至于各种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那还是敬而远之吧。这种会议无聊透顶，一个一个还自以为无所不能。有这个时间，我们何不去唱K，去逛街，去吃好吃的？再无聊，把男朋友抓过来骂骂也可以啊！

请务必不要忘记你读博士的初心。我们读博士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以一己之力来促进学科的发展。我们的目的就是不想去参与职场的竞争罢了。毕竟我英文没有人家好，我的脸蛋没有人家好看，我也没有人家帅气。至于CPA，CFA，ACCA，CIMA什么的，那一概是没有的。请记得，我来读博的目的其实就是源于我的不了解，源于我的过度听话。我的最高追求就是要跟同道中人一起，共同探索实践学术之路折戟沉沙的终极要义和实践方式。

所以年轻的朋友们：你们知道要怎么做了吗？

写在博士生涯结束的时候

在深圳待久了，便难以适应英国的气候。Bristol的无情拒绝、英国阴冷的天气、对未来的迷茫以及7个小时的时差终于让我早早地醒了。这次英国之行，严格上来说是无聊的，除了重新锻炼了下几个月没有使用的英语，并重新呼吸了英国的新鲜空气。如果一定要说纪念，那恐怕是只有来自兰卡的博士论文确认邮件了。在经历三个月的等待之后，我的博士论文终于被审稿人认定为可以提交。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各种问题以后，我的博士生涯结束了。而这篇文章，也算是回应我可爱的外审Edward的要求，在我自己的博客上Publish这个好消息（当然，他当时其实说的是我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嘿嘿）。

是否后悔当时选择读博士的决定？
如果现在要问我是否后悔当时读博的选择，我的答案是难以回答。四年的折磨，以及最近职场的失利，实在是让我见识到了人情冷暖的国际化。我不知道学术场今天被搞成了名利场和Publication means everything的选择标准时候，前辈学者们是否在天堂（如果他们进得去的话）心寒。美国tenure制度的建立，其原因本质是为了保证学术界的公平性和学者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只是在今天，这个目的似乎已经被人淡忘，tenure制度渐渐地变成了一道门槛，一道对于博士刚毕业的初级学者而言难以逾越的天堑。这种转变，对于学界，是福是祸，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这让我很不爽，同时也开始反思我的当时的决定是否正确。

我之所以没有完全否定，其原因是我坚持自己是个做学术研究，而不是去业界front office面对客户的人。因为与大多数人相比，我是理想化的人。我有时候并不那么在乎短期收益，却更愿意为了我自己心中那个隐隐的长期目标去努力。这种策略其实曾给我带来过不小的收益。当年读专科之时，我在那里做数学题恐怕会被人当作二傻；我在图书馆里去跟人家英文系的人抢报纸，恐怕对方也会匪夷所思。只是如果没有当时打下的数学和英文基础，恐怕今天我也不会有资格来写这个文章。所以，对于这种理想化，或者外人看来有些清高的坚持，我自以为是不错的。而同样的，我也一直很天真地认为博士生的学习过程更多地是应该打基础，而不是话大量的时间去做一些短期收益很大却难以持久的论文。因为，在我看来，一旦博士毕业进入职场，我们就不会有如此大段的时间再用来系统学习某个领域的知识了。

只是，我可能太高估了兰卡的博士训练和自己的能力，同时也太低估了职场的现实程度。或许在一个可以真正接触到学术前沿的顶级商学院，比如MIT，Chicago，UCLA之类的地方，我的理想可能还有一定的空间。而在我所处的环境里，如果博士毕业没有即将发表或者至少是under review的论文，找工作的形势就会非常严峻。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逻辑。一名非顶级学校毕业，且非世界一流的学者所指导出来的博士生，其博士期间接触到的话题和领域往往也不是一流和前沿的，同时训练也未必是极其严格的。这种情况下，其成为顶级学者的概率微乎其微。所以，在未来不明朗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自然会更关注他的当前价值。而这种价值是什么呢？那就是论文。可笑的是，这个逻辑其实与我某一篇工作论文极其一致，我却从没想过把这个结论套到我自己身上。所以，严格来说，我的水平也不是那么合格的。
读博的得与失？爱与恨？
不得不否认，我的两位导师：O’Hanlon和Peasnell教授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好人。John的耐心和细致，Ken的大气和张扬，真的是让我彻底改变了一些思考的方式。国人常说功夫在诗外，修养在画外。我个人觉得读博四年最大的收获，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专业的训练，而是来自于他们所教会我的一种思考方式——从实际出发，be reasonable。而现在想想，这种思维转变可能也有个副作用：即增加了我读博士的梦想程度。英国四年读博，英语水平自然是进步了不少，尽管在导师和我好友Justin眼里，我的口语与垃圾等同，我的写作基本属于乱码级别。但现在我阅读大多数的英文资料基本已经可以达到一定的速度和效率，且理解程度足以让我使用这门外语来学习一些我所不曾接触过的领域和知识。这种成功我是很满足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学习一门语言的目标不仅仅是用来日常交流，而是更应该能通过这门语言来学习更加高深的知识，同时与使用这门语言的学者和专家进行有效的交流。可以说，如果我是在国内读博士，那英语水平基本是到不了这个水平的。只是，在现在职场不明朗的情况下，此种语言优势又有什么意义呢？空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罢了。

不得不说，跟一个生活拮据，为每日三餐发愁的人去讨论理想真的是一个耍流氓的行为。英国读博的补助虽然比不上挪威等土豪国家，也比不上高大上的欧洲大陆，其资助额度还是可以基本保障衣食无忧的，其标准还是远高于国内同行的。这个资助额度终于让我也有机会赶了下世界潮流。我可以有iPad来读论文和报章杂志，可以有Kindle在国际航班上看各种畅销书，也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智能手机和第一款单反，更终于甩掉了我08年在东京机场买的那个烂表。更重要的是，这种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和自由也让我可以去自主订阅Economist等杂志，去听听那些德国原版的古典音乐CD，更可以在闲暇之时去拿着相机到处瞎拍。其实这种work-life balance的状态真的是需要钱来支持的。我虽然不那么物质，但是却真也没有达到看破一切的高僧级别。

兰卡斯特是英国西北的一个小镇。而英伦小镇的特色就是人们都会很友好。你会看到人们那种如孩子般真诚的笑脸。这种来自于内心的彻底的放松和平静是国人遥望而不可及的。在这种地方待久了，人的内心就会慢慢平静下来，而不再如年轻时候那样好斗。同样，在这种环境里，有时候真的可以感受到人性那种最本质的善和美，也可以感受到那种follow my heart的感觉。其实，这种平静绝对是一笔人生的财富。现实来说，内心平静可以延年益寿；更重要的，这种平静往往会让人变得善良，进而有很多朋友。

只是，文化的差异，语言的劣势常常也让我感受到了异国他乡的那种孤独和无助。找工作的时候，人家一句英语不好就可以把你随便打发；聚餐时候全场哄笑而你可能却呆若木鸡而不知其味。很多久居英伦的华人回国时候喜欢充大佬，往往打扮的人模狗样，却不知其在英伦只能靠中餐馆打工和出租房产来度日。没有人会明目张胆地来说种族歧视，尤其是当你只是学生，是他们的客户时候。英国人对待客户的态度绝对是一流的。但是，一旦这个客户打算成为老板的竞争对手，那英国人的脸翻起来也会同他们的天气一样的快，而且捉摸不定。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认可各种类型的成功，唯独忽略家庭的和谐。事实上，因为读博士，我跟我老婆（之前是女友哈）分开了四五年。这在兰卡的很多秘书眼里基本是难以置信的做法。欧洲人对于家庭的重视是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的。甚至于在面试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到家人的问题，比如老婆／老公是否愿意跟着来。英国学校对于新入职的教员，其旅行补助也是往往包括配偶和子女的。这种家庭观念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我现在的价值观。事实上，过去两个月深圳的生活也证实了这一点。其实家庭的和谐，是真的可以解决很多内心的波动的。
回国就业？其实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简单
国内的环境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糟糕。食物的风险会比较高，但是价格却也便宜的离谱（跟英国比）。事实上，在北上广这些大城市，人们的收入水平跟英国是持平的，甚至于还略高。只是我们对知识的尊重程度远逊于欧美，甚至于临近的日本，所以大学的教员收入往往是“拖后腿“的。这与欧美大学的做法差距比较大。当然，市场有效的情况下，其实定价行为与产品质量也是相对一致的。但是我却遇到了一个怪事。在跟国内某985高校讨论工作的时候，其给我的评论是”研究基础薄弱“。对于这个评价，我只能是哑然失笑。与西方大学招人时候的做法不同，国内高校似乎更喜欢俯视，其选人如两百年前美国的农场主选择西非运来的黑奴一般。这种感受对于应聘者而言自然是不太好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应聘者几乎是难以得到一个人所应得得到的最基本的尊重的。所以，简单的六个字，就成了我跟他们联系最后的结论。没有任何深入解释，也没有任何的social行为。

不过我一个朋友的说法让我很是欣慰。其实国内学者也都明白领导的过度自信和事实上高校本身资源的投资不足。现在国人有钱了，出国的人多，读博士的人数也就上去了。在国外市场饱和的情况下，的确有很多人会回流。按我那朋友说法，很多国内高校非常”自信“。没有好的论文发表（或者即将发表），非美国名校毕业的博士，他们是不要的。只是后果呢？自己大多数时候是贴了冷屁股，跟人家签的协议基本也成了废纸。而对于那些他们有可能谈成，对方也愿意去的年轻毕业生，他们却是熟视无睹的。

当然，我朝的学校还是很有钱的。他们虽然没有培养自己学者的动机，却愿意在你牛起来了以后出好几倍的价格来把你弄回来。这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啥有效率的投资行为，却可以在我朝大行其道。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悲哀还是笑话？对于习惯于此的人而言，可能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这就如同一个久居湖南湖北的人而言，他们会觉得红烧肉放辣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却难以理解为什么江浙人喜欢放糖。所以对于我这种求职者而言，此种境遇也是很尴尬的。
写在最后
按理说，博士毕业是一件大事，应该值得好好庆祝。只是，说真的，我现在反而很平静。看到那个确认的邮件，我其实并无太多感受。不知道这是源于四年的磨练已经让我看淡了一切，抑或找工作已经占据了我心头大半的位置？只有在Steve和Ed宣布我答辩通过的时候，我才是真正兴奋了一把。因为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我可以回到我老婆身边去了。其实，或许现在家庭在我心中已经是最重要的东西了吧。至于未来如何走，我不知道。如果做学术，我不知道我的理想还会坚持多久。国人有句话说得好，活在当下。其实这既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无奈，也是一种基于现实的知足常乐。曾经读博前，有人告诉我要三思，我不置可否。然而今天我却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因为博士生涯会把你带入某一个领域的某一个分支的某个弄堂里。这时候无论你是往前走还是退出来重新选择一条自以为合适的道路，其风险都会非常非常大。

这篇东西，也权作我中文版的后记吧。

随笔：再论会计研究

近日论坛上朱老师的一篇关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科研考评机制的文章炒得火热。其中心大意就是这个制度对于老教授们来说不太公平。因为新的制度调低了一些所谓党报和易操控的期刊的对应级别，同时提高了一些新兴期刊的档次，如北大光华的《中国会计评论》，清华和香港合办的《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谢谢Rainer指出的错误）等。事实上，朱老师可能有所不知，这两本期刊由于一直没有刊号，且要求严格的实证，并没有进入很多学校科研处的考评范围之内。论其质量，其实这两本杂志绝不逊于会计学的几本中文顶级期刊。与其所陈述的内容相反，对大多数中青年学者而言，这次的改革反而是人心所向的。这个改革，虽然其贡献肯定不能与几十年前拨乱反正去比较，但对该学院的科研却也是一种十足的进步。只是，像朱老师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就成了改革的牺牲品。

我本无意参与这种无谓的纷争，但是这个争论愈演愈烈，在我所在的某个会计研究的QQ群里也有了一些讨论。于是，正好借今晚这个空闲（看电视也就这么看过去了），我也写点东西，也算是应景之作吧。当然，写这个东西与我最近的心境也有关系。尽管最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提交和工作论文的修改工作，同时也投出去了一些简历，我却一点都没有感到轻松。相反，我其实已经有意不再做学术。但是我却没有好的出路。说实话，我目前的阶段，正好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阶段。论科研成果，我未必比得了国内的同行；论关系，我自然也是没有国内同行的优势；论英文水平，我却不是欧洲学生和本国人的对手。如此的结局的确令人心烦意乱。不过既然如此，也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了。一切淡然处之吧。不知是否纯属巧合，今天这篇文章，与我之前的一篇关于会计研究小文章的出炉正好相隔一年。

今天这个文章，聊以作为我读博三年的一个中文版总结，同时也作为我的一个阶段见证。考虑到这毕竟是一篇博客，我就不仔细校订细节了。如果有什么错误，还请大家指正。当然，我也不按照学术惯例来写引用和参考文献。如果诸位需要更专业的资料，请直接参考JAE的文献回顾。

从实证方法开始讨论
实证方法对中国的会计学和经济学研究者而言其实是全新的东西。至少在2000年以前，能做实证的科研人员屈指可数。事实上，就我读研的母校而言，在我2007年入学之时，实证方法依然是个全新的东西。尽管我很幸运地找了当时在我学院唯一做实证的导师，大部分的同学却未必如此幸运（当然，他们也不想做研究）。实证之不被待见，有一事例便可窥见一斑。当时我母校的争论之一就是实证和规范到底哪个更重要？有大胆的老师在课堂上公开讲：实证不就是两列数据放到一起来比较么？这种研究有何贡献科研？而在一些传统会计名校，一些名教授，甚至于著名的葛家樹教授都在自己的专著《西方财务会计理论》和一些会计研究的文章里放一些”昏话“。其大意大概也是类似，他们大多实证方法需要基础数据或者数学方法验证，无法契合现实抑或缺乏应有的理论贡献。当然，初想来，这些说法的确也没有错。但是问题是，学术研究又有哪些能”百分之百契合实际“的呢？而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其实并不太了解实证。
1. 到底什么是会计研究呢？
  讲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就我自己粗浅的知识来谈谈对于研究浅显的理解。其实会计学，尤其我相对熟悉的财务会计理论而言（管理会计还是让jyo老弟来补充吧），其核心研究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会计才是最好的？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拓展开来为：我们的会计准则或者目前的会计体系，应该向着哪个方向来进行修正？按照目前网上提问通用的”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的规范来说，我们的研究其实都是在围绕着两个问题在展开：我们目前的会计准则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这些问题应该如何来修正？其修正的效果又如何？这些问题初看起来非常简单，其实则不然。以最简单的公允价值会计（mark-to-market accounting）而言，国内大多数的学者都会认为公允价值会因为市价制度的不完善而影响其公允和谨慎性，同时公允价值的频繁波动会影响其谨慎性。作为一门平时的考试，即使是顶级大学的考博试题，这样回答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若要涉及学术研究，我们就需要去思考更深入的问题：1. 市价制度的不完善处到底在何处？是否有修正的可能性或者必要？2. 这种不完善性，如果存在，如何影响会计制度的完备？3. 这种完备性的缺失可否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4. 综合考虑，与历史成本法相比，其优缺点又在哪里？5. 以上这些问题的评判机制又在哪里呢？显然，这些问题要回答是不容易的。要回答这类问题，其实有两种方法（Approaches）可以选择：规范研究（Narrative）和实证研究（Positive Approach）。在1960年代之前的美国和欧洲（以英国为例），以及2000年以前的国内研究，大多数的会计学研究都遵从规范研究的范式。这类研究方式的出发点可以涉及上述问题的1，2，3，4和部分5的讨论。其要义在于通过演绎法的逻辑和一种类似于探究的思维来进行概念辨析，进而探讨。这种探讨主要涉及各方理论解释的可能性，并且究其论点，论据和证据链来进行讨论。此种研究方式的优点不言而喻，即可以参考各方利益，但是缺点也同样明显，即无法给出一个第三方的相对客观的判断标准和结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会计学本身学科的相对封闭性，这种讨论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解释”的逻辑漩涡。于是，这路研究发展到最后就变成了因为A所以B，而同时恰恰也有可能是B而导致了A。更重要的是，这类研究往往最后会导致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但是在这个领域，国内学者是吃透了几乎所有文献的。不信，你可随便问一个厦大或人大的教授一些传统的会计问题。我相信他们就利特尔顿和佩顿的研究可以给你讲一天。
  
  事情在1960年中叶有了转机。其时芝加哥大学的Fama和合作者French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这个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认为市场中的信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股价的波动。对于强势市场而言，这种信息-股价的转换速度会极其迅速，故而没有任何套利的可能。其实这种思维是一种典型的数学学科思维：即通过严格的假设来给出最简单的表达形式，然后逐步放开其假设，继而给出更符合“实际”的解答。循此，我们首先打破市场有效性假设中的强势市场假设，即我们认为信息-股价的转换并不迅速。于是，投资者就会有信息优势和劣势。这种差异便有可能给投资者提供套利机会。但这个问题本身属金融学范畴，Fama在他的两本金融理论教材中都有论述，而此处不赘述。而若这个猜想（Conjecture）应用到会计学中，就变成：会计信息如何来影响股票价格的波动？人们是否可以利用会计信息来套利？事实上，这个想法极大转变了近几十年会计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当然，在这一环上，我们国内研究者彻底是被抛弃了。毕竟那会儿我们的教授们正在“修理地球”呢。
  
  按照Kothari在他2001年所著的《资本市场中的会计研究》一文所述，Ball and Brown (1968) 以及Beaver（1968）的文章均给出了这方面的证据。只是与国内研究者往往简单解读，仅认为这两篇文章是主要关注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所不同。事实往往与美好的祝愿相悖。这篇文章的原始动机仅是希望通过会计数据与股票价格的关系来给fama的EMH假说一个经验支持。只是他们自己都没想到这个文章居然开创了一个时代。因为这篇文章的贡献，若从另一个方面来进行解读，即是：这篇文章给出了股票价格-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证明，即会计信息对于投资者而言是“有用”的。当然，这个层面的贡献与国内解读是一致的。于是乎，一手报表，一手市场，就变成了我们现在会计类实证研究的最经典范式。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或多或少都会转到这个上面来。而这种方法，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谓实证方法的原型。只是由于学者的高傲或者学术文献的特性（毕竟目标读者基本都是内行人士），此种逻辑在当代的学术类文章中鲜有提及。
2. 当代西方会计研究的基础在哪里？
  这种将会计的研究与资本市场相关联的方法，不仅仅提高了会计研究的“可靠性”，同时也使得会计学引入基础金融，经济学的知识变得相对容易。事实上，尽管目前美国和国际准则中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对于相关要素的定义与利特尔顿和佩顿时代的定义相比并无太多的区别，其理论基础，尤其是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于资本市场的作用（Implications to capital markets）已经被更新的经济学理论重定义。我经常会推荐我的师弟师妹们去阅读William Scott的《财务会计理论》这个入门教材。在这本书中，Scott在第二章给出了完全市场下的财务报告模型。在这个严格假定下，不确定性是不存在的。此时资产负债表上所有项目的期末账面价值均等于其未来产生现金流的折现值。而此时利润表的净利润则严格等于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净资产乘以市场回报率。这个模型就说明，市场越完善，资产负债表就越重要。而若打破这个完全市场假设，我们就需要引入不确定性。此时，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项目账面价值就可能是有偏误的（Biased）。而利润表则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修正机制。而这套理论不仅仅引领了几十年的会计学和公司金融的研究，同时也给后来著名的Ohlson（1995）模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只是这个思路有悖于传统的簿记（Bookkeeping），因而初学者难免感觉费解。但是这个知识点真的很重要。因为按照这个逻辑推下来，会计问题就不再是会计本身的问题了。事实上，在此框架下，前述的5个问题变成了：1. 不同的会计方法和政策选择从多大程度上会造成会计报表的数字背离其经济实质？这里的经济实质简单理解就是公司真正的表现；2. 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放到资产负债表上去？对于这类问题，无形资产，如人力资源成本的会计处理争议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故事来源Penman于2009年所发的一篇论文）。曾记得我读本科时候，我的本科老师还把人力资源会计作为一个很新鲜的“前沿”知识来衡量。如没记错，台湾的郑丁旺教授也做过类似的工作。事实上，按照上述理论，人力资源是不需要确认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力资源本身其实是无价值的，他事实上是通过公司所持有的其他有形资产来实施的。而这种经营成果就会引起有形资产价值的更大变化。言下之意，有形资产价值的变化包括两部分：1. 本身的增值；2. 人力资源的功劳。第一部分的增值通过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即可体现，而第2部分的增值则会被反映在利润表里。若将人力资源放入资产负债表，反而会导致重复计量问题（Double Counting Problems）。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在西方讨论比较少，而在国内却会比较多。这就是研究者的视角和知识层面的差距了。
  
  顺着这个逻辑往下走，会计理论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会计信息-资本市场的联系问题。于是我们看到70年代大量的文章开始讨论信息披露问题。若有朋友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会发现此类文章1970到1980年代出奇的多。像后来写出《论信息披露》（Essay on Disclosure）这篇神作的Verrecchia的成名作基本也是属于这个时代。而1970年代末的Jensen和Meckling的大作则是把这个研究推到了极致。因为信息披露本身不仅仅提供了投资者所需要的会计信息，更是作为公司内外的桥梁而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尽管在CPA教材中信息披露的内容从来都是一笔带过，在现实世界中，它的贡献可是不低于财务会计本身的（所以，我老婆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贡献也是大大地，么么哒）。事实上，没有信息披露，就不会有这几十年所有的实证研究了。当然，敏感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了，现代的会计研究是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的。
  
  而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研究则慢慢地转回了会计报表本身。当然这个分类都是基于我自己的理解，本身是非常不靠谱的。比如利用期权定价的思想，Healy等人开始讨论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问题。他们的观点主要认为企业倾向于在利润过高的时候进行平滑，而在利润过低的时候进行技术性扭亏。这种做法在西方可以理解为一种市场迎合策略（迎合分析师的预测）。而这种操控会导致企业所披露的盈余信息含量中应计类项目（Accruals）含量的提升或者降低。于是，有人开始用这个做文章，进而发展出了国人熟知的琼斯模型（Jones Model）及其修正版本。Sloan 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里则另辟蹊径，验证了这种盈余管理行为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而他们所使用的思想则来自于Kormendi和Lipe于1987年所作的关于盈余反应系数的讨论。Sloan的研究后来被Richardson推广，进而验证了不同报表项目的持续性。在这一脉络的研究中，Basu的工作不得不提。他利用反转模型巧妙地给出了会计谨慎性的证据。尽管这个模型的偏误在后来有不同的研究者提及，甚至于Ball，Collins等几个大牛都在这个方面努力着，这都不妨碍它在2013年被美国会计学会评为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可以理解的是，在这个阶段，大家的工作还是主要是面上工作，所做的测试主要是群体性测试。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在这个点赶上来，其实还是不难的。事实上，我窃以为，我英国导师上教授就是选对了这个时点发了几篇好文章。但是按照Dechow (2010)的说法，这类研究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无法绕开：即如何区分会计处理本身和盈余操控。因为即使企业完全按照会计准则编制报表，其中不涉及任何操控行为，其数据与企业真实表现依然有差距。这是因为“会计准则本身需要平衡各方利益”。
  
  2000年以后的研究则在我看来有细化的趋势。事实上，现在顶级期刊上的论文大多篇幅比较长，而且对初学者很不友好。前面所述的基础理论在文献中几乎不会提及，而且研究对象也开始慢慢地更接近本质。与上世纪90年代的工作相比，这十年的研究工作非常细化。顶级杂志上论文所涉及的话题千差万别，以至于根本无法归纳。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会计学研究的话题往往越来越微观，比如资产证券化是担保借款还是作为销售处理（见Landsman等人的研究），金融工具会计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处理可否进行盈余管理（见Dechow等人的研究），金融危机中银行所导致的顺周期效应与银行贷款方面会计处理的问题（见Beatty，Ryan，Vyas，Bushman等系列研究）。这类研究往往需要有深入的背景支持才能很好把握研究的来龙去脉。不信的话，可参见2010年JAE的文献回顾系列。我记得2001年的版本很早就有人翻译，而2010版的中文版翻译迄今没见到。就我个人而言，2010版本的文献回顾更细节，更技术化，读起来也虐心。
对于老一辈学者的挑战
由此可见，若要真正去理解现代的会计理论，研究者需要具备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础知识。而这些知识对于目前跟我同年的研究人员而言，尚不太难。对于一些老教授，或者七八十年代上大学的研究者而言，这里就有了很大的障碍。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所受到的经济学训练并不是严格的当代经济学理论，而是基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我大天朝的宇宙整理。诚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其自己的一套逻辑，其使用使用价值，价值，剩余价值，物化劳动，第一部类，第二部类等定义和一系列特有的逻辑也构建起了一套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系统。这套理论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虽然充满着“血腥味”和“霸道”的思想，其实也能解释大部分的会计理论（具体参见易庭源教授在资本运动理论方面的研究），但是对于70年代以后的基于当代经济学理论构建起来的金融和会计理论是无力的。当然，如果有朋友精于此道，也欢迎赐教。尽管很多老学者也慢慢学会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理性期望理论“等，但是由于其根基的不同，在阐述相关理论时难免相互打架，于是造成了他们研究的困惑。而更浅显的困难则是来源于技术层面。当代的经济学和会计学研究大多仰仗大数据和计算机模拟。这类问题在西方其实并不难解决。一则他们计算机普及比较早，起码比我们早了有10年，二则西方学术界有很好的合作机制。我不会我可以找人做嘛。但是在国内这个比较难。因为大多数的科研院校，即使到今天，都只认“第一作者”。而显然，论文的第一作者只能有一个，总有人是要落空的。于是渐渐地，科研合作就沦为“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境地。若再加上之前所述，由于知识和观念的差异，年轻的科研人员未必服气老一辈科研人员的”idea“。于是问题便产生了。这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为什么岭南的改革会让朱老师如此不快，为什么老牌的财经类院校要转型如此地艰难了。毕竟很少有我这个年龄的研究者会认同会计全球化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个故事听起来也有那么点道理，还有点阴谋论的意思（参见郭道扬老师于2013年6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中《会计制度全球性变革研究》一文）。但是这类问题，或许是由于面子，或许是国人倚老卖老的特色，抑或是别的原因，大多数老一辈学者是不愿意低头的。于是冲突就来了。
对于年轻一辈学者的挑战
但是老一辈的学者大多功成名就，大浪淘沙，历史其实已经给出了大部分问题的答案。相反，我更愿意谈谈我自己对目前研究的感悟。这话可能说的有点大，毕竟我手里目前没有任何像样的成果，说出来的话估计也没人信。好在这是我聊以自慰的博文，也不用面对严苛的审稿人。
1. 我觉得最难的首先就是选题。
  与几十年前的博士相比，我们所需要知道的背景知识实在太多。可以说，现在几乎没有哪个领域的研究是在没有任何背景知识的情况下快速切入的。顶级杂志现在的写作风格往往容易给新手一个相反的印象，认为要做一个研究很简单。事实上，我从读研开始一直也是这个想法，当然最后也尝到了苦果。因为要做一个研究，首先就要有个好的idea。但是idea哪里来呢？首先就是需要对某个话题有兴趣，并且了解这个话题的方方面面。一般来说，学科越是系统，这种切入过程就越难。就我本人所做金融会计而言，用句时髦话来说，这完全就是坑，而且不是坑爹的问题，而是坑了祖宗十八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华人圈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基于公司金融类的话题，如政治关系，家族企业，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信用评价等。因为与纯会计类的研究相比，这类研究无疑是更容易上手的。但是所谓有利有弊，这类研究正是因为上手容易，所以竞争激烈。大家不但要比技术，比手段，还要比“手快”。所以，其实这类研究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如果有个给力的老板，或许选题可以帮忙。但是前提是对应圈子里的顶级学校的具有顶级水平的老板。比如在国内，几所名校的顶级教授给你的题目或许可以很快问鼎《会计研究》，《管理世界》或者《经济研究》，而国外名校的教授则可以帮你问鼎AR，JAR，JAE，JFE，JF等。且不说遇到这种老板的概率，老板也有可能因为行政或者个性等原因而远离一线学术界。但是这种教授往往喜欢倚老卖老，尤其是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如果完全照着他们的过时思路去做，绝逼是没有出路的。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这两种老板我都遇到过，而其中导致的心理落差暂且不表。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以为老外人品会更好。相比较华人，老外有时候做事情更不厚道且更没有下限，而且他们群体的方差大的吓死人。我今天这个纪念文也是拜我某位老板所赐。
2. 其次是技术问题。
  看到这个，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要说计量。事实上，计量的问题在我们的圈子里已经是不需要再重复了（暗暗鄙视某些不懂计量的老教授们下）。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是，很多我的朋友们都过分重视计量技术了。当然，如果你是做经济学，甚至于是计量经济学方法方面的研究，那怎么矫情都不为过。毕竟某一个估计方法的偏误讨论可能都是能问鼎Econometrica那种大神器的。但是对于会计学的研究而言，如果过分重视方法细节，那么就可能无法估计理论本身或者文章所研究对象本身。玩计量方法忽悠下国内的杂志还可以，但是对于那些希望问鼎国际B甚至于A刊（我这里假定A刊为ABS的4星，B刊为ABS的三星），文章本身所显示出来的作者对于该问题的了解程度和文献的贡献才是最重要的。这种重要性随着期刊级别的上升而提高。另一个问题则是语言。尽管目前我的同龄人的英语水平相比前辈已经是好了不少的。但是离实用和流畅依然有着相当的差距。试想，如果你突然有了一个idea，需要知道这个idea的来龙去脉以及国外的研究前景。显然，这时候去通读几十篇论文应该是很正常的。这前提是这个研究不涉及大量非学术类资料的阅读。比如会计准则原文，比如SEC的技术公告，比如FSB或者什么国际组织发布的公告文件。甚至于，为了真正了解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我们还需要适当去阅读WSJ，FT，Economist等专业媒体的媒体报道。没有非常好而且精准的英语阅读能力，这个根本不行。当然，我不否认有些朋友英语的确好，但是这个语言实在是让我吃够了亏。当然，除了阅读，还有写作。因为太烂的英文写作可是会直接导致拒稿的哦。
3. 然后是制度因素。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谁都无法离开科研考核制度，无论是美国的tenure-track还是英国的probation，或者国内高校的千奇百怪的制度。要说为了饭碗灌水，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有，如我前面所述老板不懂装懂一般，谁都不是圣人。但是由于国内青椒的日子过得实在是过于苦逼（真不如卖青椒的），大家不得不绞尽脑汁去赚钱，去发论文。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华人群体灌论文已经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大量的博士生训练足或者不足都被送上了战场。早期的博士因主要面对国内期刊和审稿人，问题还不太大，毕竟大家都不懂。而他们一旦走入国际赛场，要参加学术界的奥运会，训练不足那是绝逼要害死人的。就我三年的博士经验，写一个自己完全没兴趣没激情的论文那感觉犹如钝刀割肉。以至于常常有人会怀疑自己当年读博的动机。而另一个制度问题则是国内的环境。如果诸位有幸读过任何一本英文版的财务会计教材，应该都不会对欧美的会计准则制定过程陌生。以美国为例，正常的准则制定基本是：危机-准则-二次危机-二次修订。而在修订过程中，业界的经验和学术界的分析结果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也导致了在SFAS发布的时候，往往附有详细的技术性公告，其具体阐述了FASB如何权衡各方观点以达到平衡。对于研究者而言，这类信息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尤其是2007年的新准则以后，在我看来基本是大规模的翻译工作。这种翻译直接导致了我国自己的会计研究基本毫无参考价值。更何况，我们通常需要在某些研究方面保证“政治正确”。而可以预见的是，在“政治正确”的框架下，会计研究的效用或者可靠性基本是难以保证的。于是，我们的研究就变得两边不是人。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我们的研究无法提供基于欧美市场的解读；对于自己人而言，官方不但不感谢你提出问题，还有可能直接被拒稿。或许，这就是李真和陈冬华在他们的那篇散文《私奔 • 乡土 • 城邦》中所述的困惑吧。
写在最后
这篇文章其实算不得任何的学术文章，只是写出来聊以自慰。在这篇文章中，我并不打算说实证一定会优于规范文章。事实上，实证也好，规范也好，他们都只是叙事的方式而已。其真正重要的，是其背后的逻辑和感悟。其实一篇成功的文章，光靠模型是不行的，光靠说理也是不够的。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是使用规范的思路来描述文章的理论，然后利用规范的实证方法来进行验证。其实实证，尤其是经验研究，所能作的也就是这个。经验研究本身并不能推出任何理论，他只能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所以，如果作者无法做好文章的理论部分，实证做得再漂亮也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大多数学者还是有自知之明，而且是要脸的。只是国内的环境差异，导致了很多学者的眼界相对比较窄，且由于不问世事，而干脆没有对国际前沿的研究有适当的了解。国内所谓的实证和规范之争，表面上来看是一种研究方法之争，其实更多地是利益的纷争。其实对于基础比较好的年轻学者而言，要写出比较好的规范文章并不是难事，而对于很多能真正写出好的，与国际接轨的规范文章的学者而言，要做出实证也不是难事。举个例子：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和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上很少涉及大量模型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的水平并不低。尤其是后者，其脚注往往会给出大量的学术类文章的引用。而国内的问题，如文中所言，很多不懂实证的学者并不仅仅不懂实证方法，而是缺乏最基础的经济学训练。而这，问题就严重了。

然而，我有时候还是非常羡慕那些老一辈的学者。首先，且不论他们所做的研究是否过时，其实现在想来他们的孜孜不倦和踏实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年轻一辈来学习的。这种学习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老一辈学者所做研究的年代，国内与国外其实是并不那么发达的，至少在90年代以前，很多学者所能得到的英文资料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们不得不通过自己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对于60年代之前传统会计理论的理解，对于现实问题的理解来一步一步建立自己的会计理论。如果诸位读一下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文章（就是在葛家樹教授他们开始大规模翻译FASB文档前），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理论体系是不错的。其实这个才是应该有的研究过程。只是，这些老一辈学者辛苦苦苦建立起来的东西被引入的西方理论一下子冲得粉碎。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其实是很享受自己的这个研究过程的。

所以这注定了，我们或许是比较悲催的一代人。因为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大量的西方理论。至少对我而言，我的本科教育其实还是基于相对传统的中国理论的。这是我在近日来重读英文版的财务会计和财务分析教材得到的感悟。或许我们跟上一辈比，我们有了更多与世界前沿研究和学者交流的机会，我们的语言水平和技术也有了质的提高。只是，相对于欧美而言，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注定了我们的会计金融学科只能跟着别人跑，也注定了我们的研究，哪怕通过一些技巧发到很好的期刊上，也很难真正来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现今的科研评价体系和导向彻底摧毁了我们享受研究和享受教学的资格。我们一边在为了论文疲于奔命，一边也因为下滑的教学质量而受到学生的诟病。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所以，我渐渐地坦然了。或许早点离开一线科研学术界，反而是一件幸事呢。毕竟我可以更早地去享受下生活和阳光，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而且也可以善待我的学生们。（全文完）

On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30 Years

This topic comes from a lunch talk days ago with a visiting scholar from China and a colleague in our department, who is quite ignored on the Chinese issues. Though under most conditions, the discussions about China that covers the riskiness of the banking system, unfairness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bribery among the official servants and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can easily reach a consistent conclusion, this time we are facing dispersion. Such dispersion, however, can mean the ignorance of knowledge on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the realit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of course, so-called ‘face’ that is widely seen in Chinese cultures (面子：笔者注）. To avoid some unnecessary troubles, this article only summarizes the viewpoint of min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past thirty years and its related issues on the social well-beings. However, it is far from adequate for an unbiased and justified discussion as the limitation of contextualization applies. The limitation also partly explains why I write this blog in English rather than in Chinese. Because I do not want to trigger the censorship from that ancient country, though the censoring system can have little impact on my blog given its highly limited readers coverag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General
The very first question ref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past 30 years in fundamental. This is the most prestigious part of the recent Chinese history that should be discussed than any other ones. As,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China has transferred itself from a less developed country into a comparatively developed star. People becomes richer than they used to be, and the living styles has been changed a lot. The government and academicians accompanied starts to bury themselves in such results, and they assert, they have created a puzzled that to be solved by the whole economic world, namely, how and why the Chinese economy boomed in past thirty years and what can be implied? However, to my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is quite simple. That is the concentration of resources and great sacrifice on social well-beings and fairness.

The prolonged understatement of currency rate and good controls on the foreign currencies transfer for past thirty days ensures the benefit of cheap labor and limited import transactions. Given a balance sheet that the asset sides always exceeds its liability side, the firm can boom up rapidly with a fast increase on net assets. Such booming up can even accelerate when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 is controlled. Indeed, if India follows a similar way of governing, there would be a second China in Asia. However, after hundreds of years govern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their philosophy has been changed. That is, the government can be extremely hard to imitate such a method like his Chinese neighbor adopts, as is suggested by an article on Economist. The only difficulty that traps numerous economist in US and Europe is that, how can the public accept such concentration and where the public monitoring is. In general, they just cannot believe in their eyes.

Evidence can be easily shown regarding this issue if you readers want some. A good example that confirms my argument comes from the difference on size and profitability between the state-owned firms and entities of other ownership. The most profitable industries, including the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providers, electricity and water supplies, petrol and gas, mass media, publication houses, etc are all state-owned that form a chain of monopolies in reality. In fact, such controlling avoids th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public requirements on optimization, which in turn, ensures good income for the country for the investments on infrastructure. However, by doing so, it enlarg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tate-owned firms and others, and strengthens the voting power of government in the market, and eventually, induces some other issues.
The Consequence of Governmental Controlling: Social Disorders
The strengthening of voting power of governments in markets can lead to good rent-seeking motivations and can result in a widespread of corruptions. The corruption can partly be explained by a social basis on personal connections rather than that of rule-in-law principles as in US and Europe. However, I prefer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n the lack of public monitoring. Given a central role of governmen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 public monitoring can alleviate the rent-seeking motivation in this process and secure the fundamental fairness, which i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Congress in mos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However, the Congress of China failed to control this.

Such failure on monitoring results in a social fashion in China: Guanxi (Relationship) Economy. The worship on money and power eventually exceeds the merit of being honesty and diligent. Namely, if you want to be successful in China, an easy approach is to find the right person.The rent-seeking on governmental officers and the fashion of bribery in daily lives in fact promotes the popularity of entrance exams for civil servants. In a developed country, this is rare to see. An intriguing point underlying its popularity is its motivation. Because it is actually not reasonable for a great amount of graduates, holding a master’s and PhD diploma, to pursue a position that can indeed be fulfilled by a trained secretary, except for a fabulous temptation from Satan.

The offer from Satan, however, is a package comprised of various benefits: priorities on cheap housing that should be for low-incomers, special treatment on medical care system that is designed for all the public, VIP treatment for kid’s education from the schools that are established by the tax income from the public, perks and bribery that is created from the dominant role of government in market, etc. In addition, they are rewarded an outstanding pension plan that is unavailable to other public except for employees in state-owned firms and government-sponsored departments. Regarding this, there forms a mainstream of conflicts in Chinese society: the officials and privileged groups versus the rest.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privileged groups and the rest are manifested in not only the population of such exams takers, but also popularity of immigration. Students without good family background and very little hope of being employed in state-owned firms and governmental-sponsored departments tend to seek opportunities of studying overseas. The scholarship and sponsorship overseas in fact provides students from a poor family but hold very good academic recordings an outstanding chance of developing their own careers, and provides a substituting mechanism for this group that has long been overlooked.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ws the returning rate of students studying overseas with high ranking on academia is only approximately 10% in past thirty years. I suppose, the unfairness existed and fear from the privileged groups should contribute much to this result. The escaping of such excellent students, especially those with PhD degrees and good contribution to their own fields, however, withdraws the potentials of the developing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us, ruins its perspective.
The Governmental Role and Risk Control of Banks
The dominant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market, though ensures the short term profit by securing the monopoly role of state-owned firms in key industries, also leads to some potential risks in banking sectors. The banking system in China takes two layers that consist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banks. They are both charted and supervised by China’s Bank Regulatory Commission, a group that is formally independent of but implicitly holds a good relation with the central bank and government.

The banks are all highly staked by the government no matter which type the ownership is.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n banking business, banks in China in fact earns highest both fee and interest income comparing to their counter-parties in other countries. However, it is also their links to the government that their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is under challenge.There is a strong regulatory requirement that prevents the banks in China to operate risky transaction including high volume of derivatives and structured products, but their high dependence on fee income and interest spreads generally compensates this drawback.

Given the stringent auditing policy for firms in China that seeks IPO opportunity, which involves both strict benchmark on their performance and bribery implicitly acknowledged, firms in China, no matter its size, are totally bank loan dependent. That is, loan from banks performs central role in Chinese markets. Given the conclusion stated above on the central role of Chines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al decision can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banks’ loan contribution. Reasonably, firms with governmental background can have an easier access to the bank funding than others. That explains why the Ministry of Railway in China can have a 5,000 billion RMB loans with particularly low quality, but private firms with good performance can only receive funding through underground banking system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risk controls and the governmental impacts eventually raises the riskiness of banks’ asset portfolio in part, and the concentration on land business forms the other. Given the land are allocated by the government, who takes the ultimate ownership, the transfer of utility rights of lands form a central item of governmental income, not only for central government, but also for local ones.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the utility rights, eventually boosts the price of landing, enlarging the governmental income and the cost for housing companies, finally creates a high level of housing price, comparing with the GDP per person and the average income.

The governmental controlling and their pursing the profit from land leasing result in the housing bubble that is similar to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crisis in 2007. Though the existence of high demand in houses, the bubble can hardly stay long with its great dispersion from average income. Thus, assuming the depreciation of house pricing in the future, the default risk and prepayment issues can be apparent, and the value of collateral is dropping down, the capital adequacy ratio set by Basel Accords can vapor in a dramatically fast manner and soon the banks, no matter whom they are, can face a short of funding. The SHIBOR rates can boost due to such demand, and finally,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of the whole country is threatened.

I am not sure about the percentage that the loans take in banks’ asset side of the balance sheet in China but it can apparently exceeds 60%, the average of US banks. This implies a very high leverage and a good potential catalyst for death when the market depreciates. The strong power of United States eventually saved up his banking system after bailing out several of its largest banks but I do suspect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be powerful enough to pay the bill when such disaster eventually comes. If the answer is no, the proposed financial crisis raised from a crash of the banking system can then turn itself into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as what the Europeans are now suffering. Though the probability of such happening can be low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but the consequence can be disastrous.
Remarks and Contribution
Above all, though China has experienced its dramat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1980s as the starting of its open-door policy, some drawbacks remains. I assert that such drawbacks are induced by a unique social structure and can induce some unsolved issues on interest of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The conflicts, however, further leads to numerous social issues that threaten the stabilit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is article also provides an answer to a question on why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maintains a high percentage by suggesting the central role that the government play in this market.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in past thirty years in fact is a substitution of loss on social well-beings for the public by the artificial intervene on the process of alloca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resources.

This article also anticipates that such intervene can result in a reduction on risk controlling efficiency for banks and thus harm the economic system in return.This article is also consistent to the recent discussion from the media that refer to the worries from the West on China’s being the third polar of the world.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it is still too early to worry about this issue as China is still at its very early stage on development. It can only be a powerful country in reality when the internal conflicts can be reasonably solved and the fairness secured. Considering its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uniqueness of contextualization, reaching this target means a long way to go.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n academic analysis on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does not represent any official point of view from or related to Chinese government. I personally maintain all the copyrights on this article. 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 want to re-post that somewhere else.

读博之困：到底什么是研究？

这篇文章我构思了很久，也想了很久，是否要写。因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其敏感何在？我的朋友圈里大多数都是科研人员和潜在科研人员。在这个圈子里混，最核心的哲学就是少说多做。因为一旦犯众怒，轻则众叛亲离，重则性命不保。因为这文章我要讲的就是我对于研究的一些看法。其核心就在于，到底什么样的研究才是我所向往的研究和我所理解的真正的学术研究。考虑到我只是个博士中的Loser，这个文章估计会招来一堆白眼和砖块，本人在此声明：此文章不代表个人观点，乃混沌饥饿时所作。

早在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渐渐地对我当时所作的研究有了一些个人想法。其想法在于，我的这个研究到底是干嘛用的？社会贡献在哪里？只是当时远不如今日这般极端（此乃读博的一大恶果），外加各种利益诱惑，我便没有了深究的勇气和动力。毕竟在国内，不是什么都可以随便质疑的。更何况，我当时只是一个连基本的统计软件都尚不熟练的学生，能够纳入我老板门下（他现在已是母校学术新星），并且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当时基本是手把手教我），我已经感激不尽。更何况，当时严格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助理。所有的研究的思路和想法都是老板提供的。即使我有想法，也很有限。因为毕竟有些东西只有在真正地把握在手中的时候才能有感觉。

这个关于研究的问题终于在我心中埋下了伏笔。最早的时候，它只是一颗小小的种子，然而在我到英国之后，由于需要开始尝试独立做研究，这个对于研究的质疑便开始生根发芽，以至于我今天在怀疑，这个问题是否已经即将毁掉我的博士生涯？我不了解其他专业的朋友，比如坛子老弟，是否会有类似的困惑。但是对于我而言，其问题的根源在于我质疑研究的通用性。

因为会计学与很多专业不同，它的早期发展（约1950年以前）似乎都是围绕着实务操作展开，如财务报告系统的更新、公司治理的改变、会计是否能够为公司管理提供支持等。至少在当时，会计学的大量文章，尽管不学术，却是真真切切地围绕着所有的会计学界的观点在展开。当然，也有坊间传言说，由于当时的会计学不够学术，无法吸引到一流的学生入读博士生，这与今天会计学炙手可热的地位可是天壤之别。而这一切，则在1968年的某一篇文章的发表后开始改变。

我不打算回顾会计研究的当代史，毕竟这对于博客而言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我有自知之明，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就Kothari在2001年所发表的回顾而言，70年代的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 Economics），尤其是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引入，为会计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学术工具。我们终于可以从模型和数量化的角度去讨论会计方法、讨论政策选择、讨论它与公司管理和市场的关系。对于这三十年而言，会计学的研究绝对是灿烂的。这就是我建议我的师弟师妹们能够真正踏实地去读一读Kothari的那篇长达130页的大作。因为他可以让我清楚地知道会计学在干嘛。

刚来英国时，我的两个导师就拒绝给我提供详细的研究题目，却要求我去找对应的话题。唯一的帮助就是善良的OHanlon教授在无奈的时候提示我可以考虑下银行业。尽管这个选择最后让我在两年里一无所成，但是我依然很感谢他。毕竟通过这个机会，他把我从文献阅读的怪圈里拽出来，重新思考下自己的人生。比如为什么读博士，为什么做研究，我未来想干嘛等等。事实上，一种教育模式的转变，加上英语能力的欠缺，终于让我彻底丧失了对于研究的任何兴趣。相反，我开始考虑一个问题：我想要什么！

我渐渐地发现教育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在我英语逐渐进步的同时，慢慢地我发现了我老板提问的策略。他永远不会来过早跟我讨论研究的模型和数据。相反的，他总是会问我一个问题：Jun，根据你的假设，你觉得公司老总会怎么做？一开始，我对于此类问题总是很茫然。因为我觉得，一个文章只需要有说得过去的理由，外加不错的文献基础和显著稳健的结果即可。但是由于每次被问到，我就不得不有所准备。尽管现在看来，我的回答从来未让老板满意过，但是我却慢慢地有了一个疑问：我他妈做的是什么研究？

对于未来的质疑，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拒绝工作。现在想想，我真不知道我过去两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我都佩服我自己。如果说我读研期间的研究纯属是为了一种虚荣心理和对于计算机软件的兴趣，那么读博时候在我对几乎大量的数据处理都自认为无技术挑战的时候，我就不得不面对最简单的问题：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研究？我的兴趣点在哪里？对于一个在中国读完本科和硕士的学生而言，我很庆幸我能考那么多试而走到这一步，但是我却也郁闷地发现：我对啥都没兴趣了。对于得道高僧而言，清心寡欲是好事。对于研究者而言，这是要丢饭碗的。

师兄推荐我看了本书《研究的艺术》，我也曾把这本书推荐给我的师弟师妹们。因为当我在回中国的飞机上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被其中的叙述折服了。因为他解决了一个我的老师们从来没告诉我的浅显道理——学术研究与实务研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在于提供理解问题的步骤和方式；而后者，则基于前者为客户、企业提供最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但是，后来我猛然发现，其实对于我的师弟师妹们而言，这本书读着其实是不会有感觉的。因为有些事情，只有你经历过才会懂——比如恋爱。

之所以说这本书让我豁然开朗，因为他解决了我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会计学的研究？正如我的本科学生问我为什么会计会有博士？事实上，会计学的学术研究应该做的工作并不是去解决会计从业人员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学者一般不会遇到，也很难有切身体会。事实上，学者可以做到的，是使用规范的模型和历史数据来推测某一项规则是否有效？其执行效果如何？不同的会计方法之间造成的操纵空间会不会对市场有不利影响？

事实上，如果掌握了这思路，做研究和看论文的思路就宽阔多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核心圈的研究都在这个框架下。唯一的区别是距离这个最原始的目标的远近罢了。只是最近几年来，在国内科研制度，美国的tenure-track制度（学术界的晋升制度）下，文章开始渐渐变得乱花渐欲迷人眼。由于研究越来越细化，对于我这样的入门级选手，而且又没有很好的悟性的话，便会开始变得迷乱：这些作者到底想干嘛？事实上，一个很简单的Basu谨慎性模型，光在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讨论文章可能就有10来篇。可是谁又想过，大家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个模型？蛋疼在学术界一般不是个好的理由。尽管80%的核心圈的学术大牛都带蛋。

而推导到这一步，我们就不难发现什么才是有价值的研究了。首先它不能是胡说八道的。比如说会计学毫无用处啥的，我怕你死无葬身之地；其次就是，它必须是建立在一个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因为科研其实是一件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有机会推动整个学术往前哪怕移动一毫米，我们就在这个人世间不虚此行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言之有物，要“接地气”。而在我看来，这个要求才是最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我读一些国际大型机构，比如FASB，IFRS，FSA，FSB等机构的政策建议报告时，经常会看到大量的来自学术界的研究结果引用。事实上，能够为政策提供建议的研究才是学术研究应该做的——更好地理解问题。

但是如果说要把学术研究提升到政策和政府监管层面，那带来的问题就非常多了。因为我发现，其实写论文时候所使用的英文是大概所有正式场合书面英语中要求最低的了。多读会计学或者公司金融文献的同学都会知道其实这类文献的词汇量很有限，而且表达比较单一。但是当你有幸拿起WSJ（此处非女性用品），FT或者Economist的时候，你会发现文章中的词汇量要大得多，句式也灵活很多。而事实上，如果要希望自己的研究真的能够进入主流学术圈子并且登堂入室，此等英语水平才是必须的。而这要求有多高呢？我们会发现会计学真正的核心圈里是几乎没有华人的，尤其是使用汉语拼音作为姓名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如果通过学术系统检索，其实你会发现大量的华人学者，即使是顶级期刊上的论文，大多数是技术型的。

正如我跟我朋友所言，现在我的心态变得很平稳。因为我发现我得到了一个我来英国前根本没想到的礼物——那就是，我知道了为什么来这里，知道了如果我侥幸留在学术界，我下来应该做什么。正如某次在跟我财大舍友电话里聊天所言，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只有在巨大的差异面前，人才能发现自己的缺失和弱点。我在想，如果我三年都留在广州，或许跟现在比，我的学术道路会顺利得多，但是我会能够有机会去领悟么？哪怕这些可能在我未来看来是谬论吧。

这套谬论如果拿来考虑下中国的会计学研究，就会很有意思。当然，我这里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其实这部分才是我真正犹豫是否要写的地方。因为我知道我的博客读者有一些是我同行，万一所言不实就有可能遭到被喷香水的惨剧（不懂？哈哈哈，男士们，如果你的衣服上沾上了女士香水，你觉得你家领导会如何“善待”你呢？）。所以再次声明，这部分是我写着玩的，如果不对，请海涵啊。。。一定海涵。。。

国内的研究则起步较晚。按照我09年时候在上海培训时听到的说法，1997年的时候上海财大还在讨论是否该做实证研究（当然，我的母校十年后尚在讨论）。当然，国人是很聪明的。由于近百年的战乱和各种政治波动，我们远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能找到问题的根本并迅速复制。具体可参见早年的温州发家史。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灌出了数量庞大的所谓实证论文，其内容千差万别，质量参差不齐。但是，他们从数据和经济学的角度，以一个会计学者的视角，正在尝试告诉我们中国发生了什么。甚至于部分论文已经开始行销海外。

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相对于欧美的市场而言，中国市场尽管处在初始阶段，但是却有着很特殊的地方，比如产品结构单一，没有衍生品的搅局，机构投资者的研究水平也只是初始阶段。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三十年来的发展也是西方希望了解的。毕竟从任何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奇迹。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也是为什么TJ和Joseph的研究可以在国外顶级期刊发表的原因。因为家族企业和家族传承真的是只有在东亚市场上才能广泛看到。

香港的学者终于为大陆的学者开了个好头。终于我们看到了国内几个学校开始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开始积极考虑中国市场的问题。各种文章应运而出，比如政企关系，官员升迁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国内是否有类似于LLSV所提到的对于中小股民的保护，国企和民企的高管和职工薪酬是否有结构性差异，进而慢慢地拓展到企业上下游关系，并购战略，海外上市等等。这种研究似乎都是在我读研期间（07年左右）一夜间出来的。但是正是这些作者的努力，让我这个学生第一次有了机会去关注生我养我的地方。

但是如果仔细看这些研究就会发现一个很郁闷的问题。他们几乎都不是会计学的研究！尽管我看到的这些文章似乎大部分都发表在了会计学的期刊上，他们事实上是属于公司金融的研究范畴。尽管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模型都是比较新的，甚至于一些有争议的模型也被用到了文章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硕士和博士慢慢开始转向美国的培养模式。毫不夸张地说，我刚来英国时候，我所读过的文献恐怕比在兰卡的任何一个博士都多。但是这些有意义么？其实后来，我发现，意义很小。因为他们除了能够帮我迅速地模拟出几篇灌水文章外，其他用处很小。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教会我怎么思考。

但是国内特有的体制问题和制度约束也导致了研究的急功近利问题严重。其实我是没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但是很多研究给我一个感觉：做的太粗。由于一些个人原因，我最近跟某师叔（他其实管我叫师弟）聊了一些学术，同时他发了我一些发表的中文论文。如果在过去财大读书，我估计会觉得他们写的很好。但是现在看来，我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知道喝酒要由头。有时候由头不好是要被罚酒的。做研究也同理，没有好的由头，读起来味同嚼蜡。

如果说理论部分简单而扼要且用词比较抽象是中文文献的惯例，那倒是没问题。但是这些文章一旦被翻译成英文要投给海外出版的期刊时，问题就严重了。我就曾通过各类渠道看到过几篇国内朋友给我的文稿（兄弟姐妹们，轻拍），它们几乎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除了一篇文章外，我其他的都不是很容易看懂他们在说什么。因为正如我老板所言，我们似乎都有一个习惯，使用复杂的单词去替代简单的词汇。而在英文文献里，这样做是要被人BS的。因为论文的根本目的是给人看的，不是装B用的。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我英文太差。因为我的英文差基本是我老板每天见我的问候语！

而另一个问题，我在跟朋友讨论时候也提到：我们的政府和机构到底需要学术研究么？我们的领导能看到学术研究么？如果这个答案是否，我们做研究干嘛？按照网上流行语来说，此等行为是赤果果的浪费粮食啊！以最近的中国商业银行资本金要求规则而言，它的蓝本是巴塞尔协议第三版。我曾经蛋疼对照过一部分英文原版和中国官方披露的版本（谢谢某兄弟的提供），结果呢？其实中国版本几乎就是个翻译版。同样的，我们的财政部也有个财科所。与美联储的科研论文常见SSRN不同，我几乎连财科所的纸片都没见过一张。而所谓会计准则的更新似乎也没有任何的论证。在准则发行后我似乎也没有听到任何反对的声音。要知道，这是很不正常的。毕竟，如果研究跟政府行为毫无关系，那本来神圣的工作就会变成自娱自乐。

写到这里也该收尾了。其实我心里也知道，这个想法是幼稚而又理想化的。其实研究的首要目的是饭碗，其次才是其他。真正能够做到顶级研究的只能是少数。以最近国际上很流行的金融会计为例，如果一个研究人员对于金融工具和衍生品以及货币银行学没有很好的理解和掌握，他又如何能去做好而深入的研究？尽管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重要性，但是其难度也是人所共知，要不IASB和FASB这两家死对头也不会联手来开展研究了。

其实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其实有时候什么都不懂反而更舒服。最后如果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让您不舒服，还请见谅。但是我很感谢您的阅读。因为当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您已经至少把文章浏览了一遍了。

iPad也能干正事：谈谈如何学术

iPad想必大家不会陌生。毕竟这个工具已经存在了好几年，其产品本身也从最原始的一代经历到了4代。作为一个爱好计算机和相关电子产品的人，我也终于抢在了结婚前搞定了自己的iPad。其原因呢有二：一则因为我实在是受不了Kindle的那个屏幕。尽管电子墨水看书实在是很爽（事实上，我在国际航班上一般只用Kindle看书），但是其有限的翻页功能拿来看书实在是有点蛋疼；二则，婚后财政大权一旦交出，恐怕要拿到此类消费的许可需要更高的时间和信息成本（此类研究参见XXXX，XXX和XXXX）。

曾经有一个朋友买了个iPad，在网上留言说不知能干吗。于是我说，你可以让iPad干点正事啊，它其实并不仅仅是游戏机。当然，这个回复引起了其相当不快，谓之周围朋友没有人把iPad当正经东西。对于此番回复，我等自然一笑了之。一则没必要为此等小事伤了和气，二则也悄悄地满足了下本人这种穷书生所特有的穷酸，如电视剧《天道》中的丁元英般”坐井说天阔“。自鸣得意，却让旁人吐之。然而更最重要的是，此类用法并非三言两语即可道明。故，本文的目的在于介绍笔者是如何通过iPad来装学术帝的。

文献的同步和阅读
学术帝与其他正常人类的一大区别就是喜好的不同。在其他正常人类都在为黄色小说和各种八卦新闻而喜闻乐见之时，我们正在埋头苦读文献。待到读得两眼发昏，食不知味，两眼木然之时，若有朋友表示此种自虐行为是否值当，我们便会笑问：你知道”会计“的定义有十六种说法么？当然，学术帝的爱好远不如此。事实上，我们会穷尽各种所能来变着法子读文献：比如大屏幕手机，PS，甚至于MP3。然而，相比较iPad，这些设备可真是弱爆了。那么我们如何来充分利用手中的iPad来高科技地读文献呢？

或许有人说，这个有何难？不就是把一堆PDF文件一股脑儿放进iPad里，然后打开阅读器开读么？我想说的是，孩子，您真是图样图森破了。如果这样读文献的话，何以显示出我们学术帝异于常人的思维呢？毕竟我们手头除了iPad还有台式机，还有笔记本，说不定有时候还得征用老婆大人的漂亮电脑。难道每次我们都得利用数据线？即使我们有着强大的内心和耐心，我怕iPad的数据接口有受不了旷日持久的虐待啊。显然，我们需要另辟蹊径，充分利用各种周边资源，以达到我们的终极目的——装！

作为学术帝，其日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各种文献的搜集和归类。这点对于现在大多数的高校而言都不会是什么问题。常用的，比如我，会使用Google Scholar进行跨库搜索。不得不说，在我看来，谷歌的学术搜索好过任何一个所谓的跨库搜索引擎，比如ABI，WOS等。尤其是在知道作者或者关键词的情况下，Google往往会让搜索变得简单而靠谱。如果我们只是有了几十篇文献，或许使用一个简单的文件夹并使用手工命名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对于比较勤快的和女性（没有鄙视的意思），这个忍受度可以上升到数百篇。然而对于我而言，硕士阶段的几十篇文献已经让我有了世界末日般的恐惧。对于我等懒人而言，本着能不动绝不自动，能自动绝不手动的伟大方针，我就开始尝试使用了Endnote。更何况现在PhD，面对的是数百篇的鸟语。若是让我手工整理分类，我。。。我宁可去啃鸡腿（哎，吃货的本质，脑子里永远只有吃）。然而，正如大多数的老牌软件更愿意吃老本一般，我们可爱的Endnote童鞋始终固守着Windows和Mac传统平台，对于iPad这类移动设备熟视无睹。尽管他也不痛不痒地推出了一个Endnote Web，但是那个对于移动设备而言毫无用处：一则，他需要特定的浏览器插件；二则，它不支持全文同步。至此，依靠Endnote这位大爷来伺候我们的iPad妹纸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事儿了。要想完成我们的终极目标第一步，我们就得给iPad另找个如意郎君。

而文献管理新星Mendeley则为我们的目标实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与传统的Endnote所不同的是，Mendeley基于当前流行的云服务，其所有的题录和对应的全文都会被上传到服务器。每个免费用户都能得到1G的免费空间。更重要的是，Mendeley有着很好的跨平台支持，iOS平台有着其官方的应用，而Android则有根据其API开发的第三方程序。更重要的是，对于导入的PDF文件，Mendely会自动搜索并给出相关条件。相比较Endnote的纯手工导入，Mendeley可谓前进又一大步。

Mendeley的软件界面，很酷吧？

对于学术帝而言，单纯的阅读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是有思想的人，所以我们必须乱涂乱画（官方名称：批注）。于是我们的要求便是写的开心，画得开心，而且还得能够同步到别的电脑。显然，iOS版本的Mendeley依然无法符合我要求：因为其自带的PDF阅览器实在是不咋地。而由于苹果平台并不开放文件系统，任何第三方修改的文件都无法保存到原来的位置。显然，在Mendeley的坑爹PDF阅读器更新之前，对其同步批注后的文稿我是直接不指望了。更现实地，我们需要网盘同步服务的帮助。

Mendeley提供的另一个服务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资深学术帝们一般都会对大量的文件名和重命名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尽管我们都知道文件名的意义，但要一个一个手工修改实在不是个轻松活。而Mendeley则能够自动为我们根据对应题录吧文件名改为“作者-年份-论文名”的标题格式。并且能够把所有的文献都统一存到事先规定的文件夹。套用电视购物的台词：是的，你没有听错，原来3小时的工作，现在只需要几十秒！

这难道不是每一个学术帝（学术屌丝）的梦想么？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既然有了文件夹，我们需要的就是同步工作了。对于此类工作，我首选大名鼎鼎的Dropbox。由于Dropbox对于跨平台的支持极好，我们可以在iOS，Android等移动平台以及不同Windows版本和Mac OS等设备之间同步。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稳定的数据源，同时也可以丢掉那个该死的U盘了。要知道，自从搞定这个系统以后，我上办公室就只带饭盒包了，哈哈哈

iPad的平台并不开放文件系统，于是Dropbox客户端本身其实意义并不大。因为我们的要求不仅仅是网络-iPad的单向传输。我们需要的是两者可以交互。在这个档口，iOS平台上著名的阅读器GoodReader为我们提供了便利。其对Dropbox优良的支持使得我们可以让文件夹在iPad和Dropbox服务器之间同步。更重要的是，他们实现了我们在iPad上阅读并批注文献，然后及时回传的要求。

这就是Goodreader的界面。由于Mendeley自动修改了文件名，这里的列表看起来与文献列表别无二致

由于iPad提供的触摸屏的优势，在iPad上对于文献进行标注要比传统电脑键盘容易得多。更重要的是，由于修改后的文档依然是电子文档，这就比传统的打印稿归档容易得多。更不用担心自己认不出自己的鬼画符了，哈哈哈

这个就是Goodreader阅读器的界面，是不是很方便呢？

而这个则是回传到电脑上以后打开的界面
一些专业应用：iPad有别于其他平板的特色
事实上，在我当初购买平板之时，我也曾犹豫是购买iPad还是Nexus 7. 对于这两大阵营的产品，其优点和缺点都是非常明显的。iPad的优点就在于其iOS的稳定性和流畅性，以及基于此系统的优秀的应用，而劣势则是其相对高昂的价格；Nexus 7正相反，其有着Google的坚强后盾，性价比超级高，但却缺乏专业级别的应用。既然要装学术帝，那一些专业的应用是少不了的。首先，与天朝不同，美帝的一些专业组织对于学生是免费开放的。比如著名的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取得会员资格以后，我们就可以使用他们的一款应用，其中提供了大量的会计方面的专业信息和免费的电子版《journal of Accountancy》。怎么样不错吧？

这是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应用首页。登陆以后，该APP会滚动显示最新的信息

这是最新一期的JoA。不得不说美国人的拓展性思维，在这个杂志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不是那么会计的文章。

与此同时，另一家叫做Accounting Today的机构也有一个不错的应用。更重要的是，他们家的APP是免费使用的！

这是Accounting Today的界面。今年是他们第一次做电子期刊。之前都是报纸格式的。

当然，著名的美国会计学会（AAA）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只是AAA的应用主要就是学术类的论文，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绝对是装学术帝的神器啊，呵呵。只是他们的HTML文字太小。在我的iPad2上看着很难受，不知道新的视网膜屏幕会不会好些。只是他们最后提供PDF选项，这样就没问题了。鉴于学术文章的特殊性，我一般还是更喜欢PDF格式的文档。

今年最新一期的Accounting Review哦，哈哈哈

此外，iPad上的Zinio应用也可以订阅一些期刊，比如著名的Economist，他们的价格比iPad上的Newsstand价格要便宜不少，接近一半。只是Economist的一些文章看起来真的不是那么休闲。并且由于其不支持取词功能，在查询单词时只能重新输入。但好处是：这样相当于学习了一遍单词。

经济学家，考研英语阅读的重要来源之一啊！
最后一招：词典
如前所言，大部分的学术资料都是英文的。这是与目前世界格局所相匹配的。曾记得我导师跟我说，我们是很讲公平的，所以我们对你的英文要求与英国学生是一样的。听完这话，我心里就十万只草泥马飘过。好吧。这就是所谓的公平。然而，为了能够顺利地装学术帝，这点亏还是吃得。但是，正由于我们是“装”的学术帝，其内在水平自然不可与真正的货色同日而语。为了避免在遇到真正的学术帝时候尴尬，我们需要做一点准备。所谓狡兔三窟，我们自然需要给力的英文字典了。

我可是朗文字典的铁杆粉丝哦
写在最后的话
所谓装都需成本，对于我们也是一样。用iPad装学术帝并不是一个便宜的买卖。事实上，除了iPad本身的设备价格外，我们需要支付各种订阅费用和软件费用。这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不用提由于“装”这种行为本身带来的心理压力等隐性支出了。所以，诸位，请三思而后行哦，呵呵

漫谈Ball and Brown (1968)

曾几何时，我的博客里似乎少了很多学术类的东西，而是写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一直没有找回曾经的研究感觉。而且语言的障碍给我的工作其实也带来了很大的困惑。要知道，过去我们可以花一个礼拜去弄懂一篇二三十页的英文论文，而我现在最多一天就得去解决，还得在我的两个老外老板面前用英语把东西给复述出来。此中的感觉，恐怕不足为外人道也。

今日偶尔在博客中翻阅曾经的老文，却无意中翻到一片记叙我曾经所阅读的会计理论类书籍的简单书评。在今天看来，这个书评实在是简单不过，尽管我已经无法记起当时是在何种情况下，或出于对新建博客的新奇（其时我的博客新建没多久），抑或出于对于自己当时水平的自信（现在看来是可笑了点）。但是正如古语说的好，年少轻狂。或许今天的这篇文章在数年后又会沦落为类似的境地吧。

其实关于实证理论（国内一般多指经验类研究）和传统会计理论（大多数为规范性研究），国内的争论一直很多，似乎在我上研究生之时，会计研究上依然有坚挺传统理论，并大力贬低实证研究的老朽大作出现。而在这个帖子里，我却神奇般地同时引入了传统学派和新学派的书籍。唯一的区别是，传统学派的书皆为国人所写，而后者的书籍则是清一色的舶来品。

当时的我，显然是一个如红小兵一般的实证支持者。为了这个争论，我曾经毫不知耻地在课堂演讲和私底下交流中弘扬我的那些观点。事实上，实证的理论和方法的确为我们的会计学提供了一些更为严谨的研究方式和范式，同时呢，更重要的是，它引入了现代的计算机技术和统计学理论，使得这一类文章无论是看起来还是读起来感觉都有了一股子学术范儿——妈妈咪说，看不懂的东西那才叫学问呢～

然而，有一个问题，似乎大家都有疑问，却很少有人真的去问，或者去提到。那就是，Ball和Brown这俩大神，是如何在1968年的某天，在我们的红卫兵正在全国大串联的时候，想到去检测股价与会计数据之间的关系呢？正如他们在论文40周年的典礼上所说，他们其实没有想到自己会做出如此的大事儿啦。要知道，Ball那会儿刚硕士毕业，尚在澳洲教书，还没读博士呢！！这让我们这些博士情何以堪啊！！！！

从我的这个老帖来看，显然我当时也没有搞清楚这个原因。而最近，当我重读Kothari的那篇神一样的“资本市场中的会计研究”之时，我才找到了答案。事实上，最近的一百年来，我们的会计研究人员目标都没有改变过（各种灌水打酱油的论文写手不在此列），那就是希望知道如何来改进整个会计系统，以求得更好的效益。只是，在传统研究中，我们基于严格的假设来演绎，更多地是类似于一个辩论手在辩论。

而Fama在60年代提出的市场有效理论则是给Ball和Brown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其原因是，既然你认为会计是有用的，而不是浪费纸张（如是这般，账簿应该用来造福姑娘们，具体内容自行脑补），那会计本身就能够传递一种有用的信号。那么按照市场有效理论，既然市场是有效的，那么信息就会被快速地反映到市场中，根本没有套利机会（木空子可钻），如此而言，如果会计信息和股票价格有着某种特定的联系，那么市场有效假说和会计有用性就都可以解释了。

怎么样？这么一个思路还是很牛逼的吧？或许诸位已经在骂娘了，如果老子早生几十年，或许这会儿这论文作者就是在下了。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您这时候出生，恐怕能否挺过三年自然灾害都是问题～。而其实更牛逼的问题，或者说能让这篇文章变成神作的原因却远不止如此。首先，它相当于对前期的会计大讨论研究作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给出了一个可行的验证方法来验证前人的各种猜想（理论解释在我看来，有时候就是一个YY行为，毕竟木有妹子的实战么～）。而这种验证模式却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养活了多少的会计研究人员和博士，包括在下。

而一旦理解到这一层，这几十年来的会计研究脉络也就一下子清晰了起来。之所以本人对于这个东西如此兴奋，是因为这是我当年在中大博士入学考试面试时候被下马威的题目啊。对于此种奇耻大辱，恐怕一般人是不会轻易忘掉的。言归正传，既然股价和会计信息有着必然的联系，或换言之，股价可以作为会计信息的一种检测手段，那就不难想到：我们能否进一步考虑：哪些会计信息更有用呢？于是有了价值相关性，盈余管理和盈余反映系数之类的研究；会计的谨慎性所带来的不对称性标准是否对会计信息有影响呢？而这个问题则让可爱的Basu从罗切斯特一下子跳到了麻省理工！

事情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那。另一个大牛，Jensen和Meckling，在1976年的某一天，不知道怎么的蛋疼，却一时找不到妹子，边相约在芝加哥大学某角落”搞基“（参见他们发表在”Applied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的一篇采访录，当然跟妹子无关）。结果这一搞不要紧，搞出了一个代理理论。与Ball和Brown的神作双剑合璧，制造出了一个新的话题：公司治理和股东权益的关系。这个话题在国内大行其道，似乎党论的得意作品也是这个范畴吧（党论老师，胡言乱语，还请别拍我）。对于此话题在中国的流行，Joseph和TJ两大牛功不可没啊。当然，我们首先要”感谢国家“（这还真不是开玩笑，如果没有国家特殊的体制和大量的官商勾结，这个研究你来告诉我咋做出特色？）

当然，真正的研究远没有如此的简单，其中的每一小步都透着学术的严谨和推敲。而新流行的行为金融理论事实上也对EMH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当然，在此方面，会计学者们也是不甘人后的。比如公告的漂移现象（不是南京城楼上的法拉利），动量投资与会计的关系（不是物理学）也彰显了我们的步步紧逼。只是，在几十年的耕耘以后，我们渐渐发现，话题其实真的不多了。爱因斯坦曾经说，科研如同钻木头，有人在薄弱之处钻了很多洞，有人在厚实之处钻了一个洞。而对会计而言：我们需要解决的，恐怕不是在哪里钻洞的问题，而是这该死的木头在哪里！

当然，几十年的发展也给会计的研究暴露出来了许多问题。如大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选择性偏误（如果你看不惯一篇论文，直接攻击这两点吧，几乎躺着都能中枪），各种模型设定的误差等，都让学者们大伤脑筋。而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则是：目前的实证研究过度依赖历史数据。即使是Compustat和CRSP这样的神级数据，他们历史数据的本性也给会计理论的发展制造了不小的障碍。

而这种障碍在最近金融危机的研究中表现的尤为明显。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会计中的跌价损失以及公允价值会计中的短期投资损益的确认和计量的大讨论。而对于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理论，我们根本无法去用实证证明。为什么呢？我们上哪找这些数据去？毕竟来自明年的年报数据和”明天晚报“的新闻一样是只能YY的。对于此，Ryan建议大家考虑实验经济学。真不知道，实验经济学是不是真的要引入会计研究了呢？唉，我可连实证都没咋学会呢。

最后是Ball and Brown 40周年的纪念视频。很感谢某人把它从Youtube转到了国内（国外朋友可直接观看Youtube原视频）

[youku id=”XNjAxNDE3NzI”]

重访中大：不同的感受

应我的师叔党论之邀，我于上周五（12月23日）前往广州中山大学的岭南学院进行了一场友好的私人访问。期间，我和师叔就当前的学术热点、国际期刊和投稿以及本人的研究兴趣等方面进行了热情的讨论，并应师叔的邀请，为岭南学院和管理学院的数位博士们就英国的博士培养和科研方面进行了汇报。师叔表示：“这个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体现了XXX（此处省略若干字，参见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会后，在师叔的殷切关照下，本人与数位师兄弟姐妹共进晚餐，席间大家讨论热烈，气氛轻松愉快。

说起中大，那跟我算是也是有了一番渊源。先不说我的硕导王雄元教授曾毕业于此校，我在考博时候也只报了这一所学校。尽管最后连是否能够录取尚未揭晓就被我主动“拒绝”之，此校在我心中还是占有相当大的地位。毕竟，在这里曾经存在并还活跃着一群中国会计学界年轻的学者和科研人员。他们的务实作风和卓越的科研能力正在促使中国的科研一步一步往前走。

这次的访问，纯属来源于与党论的一次闲聊。期间我还在英国，正在为没有idea而头疼。每天看着论文脑子里却想着锅里的红烧肉。尽管鄙人的确是个百年才出一个的吃货，但是如此行为却属意外。好在硕士三年的研究经验给了我点信心，我心里知道这种状态是暂时的，只是这个暂时会有多久就只有天知道了。而此时党论却破天荒的提出要我站到岭南的报告台去做一个报告，则让我实在是措手不及。要知道，去中大这种科研学术重镇吹牛，后果是啥？各位看官不言自明。

而后来我则发现，其实党论并非“耍我”。他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给沉闷的学术界带去一丝新鲜的空气。其实对于这一点，我也是非常赞成的。其实我一直不太喜欢去听各种Seminar，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原因在于他们实在是过于专业了。专业到这些报告听起来似乎是一群圈内人在自娱自乐。作为圈外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和对于此类话题的了解，那恐怕就真的只有睡大觉了。其实就这点来说，国内外都有类似的问题。而国内的问题更严重在于：很多论文并不阐明其研究背景和意义。

这次的报告的主题其实很松散，基本就围绕我为什么去英国等展开，重点阐述英国博士与国内培养制度的不同。尽管我本人并没有国内读博士，好在周围一群朋友相助，也就有了一些比较研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报告以及同听众的交流，我第一次更清楚的了解了这两者的区别。事实上，如果有人问我国内的博士和国外的博士培养制度哪个好？我会表示，这个问题根本无法回答。因为，他们完全是基于不同的模式，基于不同水平的学生和基于不同的目标。

我倒不是说要鄙视英国的博士学生，毕竟这样也会把我自己包括进去。但是我要说的是，就北大，清华，中大和上财等学校而言，其博士生的入学水平还是要高于英国的。毫不夸张的说，一个国内顶级学校的博士一年级学生，可以轻易搞定一个英国博士二年级甚至于三年级的学生，尤其是在对于基础文献的掌握等方面。但是反过来，一个英国博士所做出来的论文却可以轻易干掉很多中国学者，甚至于一些教授。而其中的差距，恐怕就是博士阶段的培养了吧？而事实上，美国与英国之间的水平悬殊，尽管英国人自己心里清楚却不愿意认账，其实也是由于博士阶段培养的区别导致的。

当然，作为我一个在读的博士，去关注培养制度并无太大的意义，毕竟，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属于外生变量，无法去左右和控制。相反，我能控制的那些内生变量，如资源，学习方式等等，英国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如中大的博士生办公室要求打卡，其初衷是为了督促博士生的学习。然而其办公室却弄得跟网吧一样，空间狭小，空气混浊，却非常不利于学习。想想我自己大不列颠的那个办公室，尽管条件也非常简陋，却要好得多。同时，我们也不需要打卡，需要的或许只是拍打自己的脑袋。

其实这次对我而言收获最大的，恐怕是与党论和应博士就一些学术问题的讨论。在此之前，其实我对我的研究有了一个非常浅的idea，朦朦胧胧但不清晰，而且并没有落实。以至于在应博士问的时候搞得我非常为难。如果说出去，恐怕有道德风险的问题，如果不说，恐怕引起他人不悦。好在他们比较宽宏大量，我也就不再有顾忌。毕竟面对中国一流的青年学者，学术道德应该不是我担心的问题。而事实上，他们或许无意中提到的一些东西，为我顿时打开了思路。或许，我能在一年后重回中大讲故事哦？呵呵

当然，作为结尾，我非常感谢党论的盛情款待和超颖师妹以及舒伟师兄的作陪。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听众们对我的报告的支持和鼓励。

Words for Spring Festival, 2011: English Version

There are two reasons that eventually promote me writing this post in English, even though I have published one with similar topic in Chinese some hours ago. The first reason is a kind suggestion from Justin, both my colleague and good friend, says that he can hardly understand what I said on the blog since they are mainly in Chinese, the other reason, however, is on myself. I find my writing skills in English is declining very greatly in past few months, and I wonder, it is time for a practice now.

An Alternative Post for This Festival

This is not a replication of the Chinese post, and I would never try to do that for any reason, since it is meaningless. The expression and style that adopt in two different languages varies, and the objective from readers deviates. In this post, I would try to get rid of most trivialities that happened in my daily life, but taking something more serious into account. It is a choice that can both regards as a compromising between my willing and existing English writing competence, and a preference from myself, that is willing to use English as my working language.
My Favor to Literature Reviews

The accident happened last week indeed provided me some more time for my own reading and thinking , and I appreciate this opportunity greatly. For my research, I would temporarily get out of the world of bank and insurance, but focus on some newly published reviews 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In fact, I am crazy on reading reviews, especially those published on topic journals, because they do provide fast and efficient approach to the broad understanding on what had happened in past decade within the field of academic, but not only a narrow space that I am devoting to.

This habit of reading reviews, as well as retelling classic papers are from the training that I took in Shanghai some years ago, a special program provided by TJ Wong and Joseph Fan, willing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for business school faculties. During those two weeks, we took a very fast review on the studies that has been existing in past decades. Though they are mainly transferred to the regional studies in China later, the focus on reviews, or say,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fundamental questions and theory brought me great impression, which largely changed my taste.

Comparing to those reviews published in 2001, which undoubtedly are revolutionary works, those published recently seems to be more intense. If regarding the 2001 reviews as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studies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I mean, the 2010 reviews however, focus on more intense questions. Taking the first review written by Amstrong for example ,which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debt contract, you would find numerous paragraphs critique previous works in past decade. This, indeed, is very beneficial for me, a rookie researcher, to learn how to aid my thinking.
Accounting Issues in Banking Sectors: Interesting but Challenging

But a conflict is raising here, which comes from my study plan for PhD and my willing to a solid foundation. I suppose this conflict would go with me for the coming new year. Obviously, my willing to devote myself into the field of banking sectors, an area that I had nearly no specific knowledge and even missed some fundamental knowledge, is not a push from Professor Peasnell and O’Hanlon, but my determination on its prosperous perspective. The financial crisis from 2008 really beat the whole world, and made regulators b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for their monitoring to this field, the investors be more focus on the specific knowledge in this industry. Undoubtedly, economic loss, or even depression would be the best lessons for anyone to take. It is this transfer focus that made the studies in this field being popular and hot. However, a fundamental question that I shall ask myself is: can I handle this successfully?
Perspective of 2011: Can Time Swipe Anything Away?

Coming to Lancaster this winter, and being supervised by two great and kind professors, is really an excellent news for making my own dream come true. But it is a transfer with high transaction cost, since my specific knowledge based on the market in China is indeed of quite little value to the studies conducted in mainstream academic world, and this largely reduces its transferability. Anyway, I would also have to face the troubles on my communications with colleagues and supervisors due to the barrier comes from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my language capability.

Anyway, to be or not to be, it is not a question here. The question here is substituted to how it can be. Perhaps time is the optimal solution for this formula, but how long would the time be? Who knows…https://blog.gujun-sky.com

Quality or Quantity: A Puzzle for Researchers

Frankly, this is not a suitable topic for me due to my limited experience on both research and academic given my present education as only a graduating master’s student. However, my limited experience, as well as my coming PhD life in Lancaster, do bring me an opportunity to think about: when doing some research, given two dimensions as measurement of the work as quality and quantity, which shall I prefer?

Approaching

I got to know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ation when I was a student i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where there was a professor that used to be, and is still devoting much to publish his so-called papers to various journals. He was quite fond of this, and take pride of his ‘works’. In fact, I was totally misunderstand by him that in my mind at that time, publication means everything related to money. You get your paper published since you paid for that. This misunderstanding is only partially recovered when i continued my study i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 present school of mine, and participated some conferences.

I learned much more on the essentials of publication when taking part in the research work, following my supervisor, who is quite a determined researcher at that time. Gradually I find that , more than 99% of the papers that the professor, whom I met i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re totally junks. Neither contemporary research methodology nor the standard research framework is adapted. Thanks fo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 Wang, my master’s supervisor, that taught me both the methodology and framework that a contemporary researcher should be able to master.

Three years study following Professor Wang does broaden my horizon. I learned he cuteness of publication, the benefit that may bring you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for me, writing papers do bring me great opportunity of travelling and talking to the professors outside. the 20008 trip to Honolulu is still admired by many of my classmates even today. What’s more, it is the publication and its attraction promoted me another chance, i participated the training camp for young researchers in business school of mainland China. it is in that speech I got to know two famous professors, Joseph and TJ. Their two-week lecture that summer bring m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field. Though I can hardly use that freely at present.
Quality or Quantity: Two Different Principles

In fact there has been contradictions following the words of Joseph and TJ, and the styles that most Chinese scholars adapt. If it is not the online discussion with Li this afternoon, I won’t write this post. Li is both a faculty of jinan University and a post-doctoral fellow in CEIBS, a top business school in China. Thanks to Li that I learned, the routine that Joseph and TJ suggested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fitness for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ublish on top journals. but, it is necessary to aware that publishing on top journals can be time consuming, and what’s more, it is fully risky. I don’t know much about publications in UK, but in China, a faculty without any publication for a couple of years would mean quite a lot, much more than the publication itself.

so the questions following this discussion raised. Quantity or quality, which do you prefer? I suppose there is no scholar, no matter whether he/she is a world renowned professor or a fresh PhD candidate, would reject the willing of publish high-quality paper, given no consideration on particular capability here. A widely accepted publication with good reference recording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your reputation within the field of study, and, you would be able to contact with good scholars. However, you have to pay for that.

The pride for such a paper, indeed, includes years of hard working, good understanding of classical papers and fundamental theory, as well as the risk of rejection by the editorial board. Can you afford that? Frankly speaking, i don’t think I would afford this, especially when I am working for an academic institution in China. Only adequate publications can help bring you promotion, which means higher social status and better income. In my opinion, the policy on publication may also contribute a lot to the reduction of education quality nowadays of most universities in China. Do you think the students can be offered good education when their teachers are busying with the publication and have no time to prepare for the courses?
An Unanswered Question

For my own preference, it is hard to tell here. I do want some of my own works with good quality and reputation within my field of study. However, it is quite ideal to talk about that with my present knowledge as well as my unexpected future. As is suggested by a ‘Top-down’ framework that indicates the high priority of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obeying the rule is, though sometimes contradicting your willing but undoubtedly, an optimized ch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