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再论会计研究

近日论坛上朱老师的一篇关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科研考评机制的文章炒得火热。其中心大意就是这个制度对于老教授们来说不太公平。因为新的制度调低了一些所谓党报和易操控的期刊的对应级别,同时提高了一些新兴期刊的档次,如北大光华的《中国会计评论》,清华和香港合办的《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谢谢Rainer指出的错误)等。事实上,朱老师可能有所不知,这两本期刊由于一直没有刊号,且要求严格的实证,并没有进入很多学校科研处的考评范围之内。论其质量,其实这两本杂志绝不逊于会计学的几本中文顶级期刊。与其所陈述的内容相反,对大多数中青年学者而言,这次的改革反而是人心所向的。这个改革,虽然其贡献肯定不能与几十年前拨乱反正去比较,但对该学院的科研却也是一种十足的进步。只是,像朱老师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就成了改革的牺牲品。

我本无意参与这种无谓的纷争,但是这个争论愈演愈烈,在我所在的某个会计研究的QQ群里也有了一些讨论。于是,正好借今晚这个空闲(看电视也就这么看过去了),我也写点东西,也算是应景之作吧。当然,写这个东西与我最近的心境也有关系。尽管最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提交和工作论文的修改工作,同时也投出去了一些简历,我却一点都没有感到轻松。相反,我其实已经有意不再做学术。但是我却没有好的出路。说实话,我目前的阶段,正好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阶段。论科研成果,我未必比得了国内的同行;论关系,我自然也是没有国内同行的优势;论英文水平,我却不是欧洲学生和本国人的对手。如此的结局的确令人心烦意乱。不过既然如此,也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了。一切淡然处之吧。不知是否纯属巧合,今天这篇文章,与我之前的一篇关于会计研究小文章的出炉正好相隔一年。

今天这个文章,聊以作为我读博三年的一个中文版总结,同时也作为我的一个阶段见证。考虑到这毕竟是一篇博客,我就不仔细校订细节了。如果有什么错误,还请大家指正。当然,我也不按照学术惯例来写引用和参考文献。如果诸位需要更专业的资料,请直接参考JAE的文献回顾。

  1. 从实证方法开始讨论

    实证方法对中国的会计学和经济学研究者而言其实是全新的东西。至少在2000年以前,能做实证的科研人员屈指可数。事实上,就我读研的母校而言,在我2007年入学之时,实证方法依然是个全新的东西。尽管我很幸运地找了当时在我学院唯一做实证的导师,大部分的同学却未必如此幸运(当然,他们也不想做研究)。实证之不被待见,有一事例便可窥见一斑。当时我母校的争论之一就是实证和规范到底哪个更重要?有大胆的老师在课堂上公开讲:实证不就是两列数据放到一起来比较么?这种研究有何贡献科研?而在一些传统会计名校,一些名教授,甚至于著名的葛家樹教授都在自己的专著《西方财务会计理论》和一些会计研究的文章里放一些”昏话“。其大意大概也是类似,他们大多实证方法需要基础数据或者数学方法验证,无法契合现实抑或缺乏应有的理论贡献。当然,初想来,这些说法的确也没有错。但是问题是,学术研究又有哪些能”百分之百契合实际“的呢?而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其实并不太了解实证。

    1. 到底什么是会计研究呢?

      讲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就我自己粗浅的知识来谈谈对于研究浅显的理解。其实会计学,尤其我相对熟悉的财务会计理论而言(管理会计还是让jyo老弟来补充吧),其核心研究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会计才是最好的?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拓展开来为:我们的会计准则或者目前的会计体系,应该向着哪个方向来进行修正?按照目前网上提问通用的”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的规范来说,我们的研究其实都是在围绕着两个问题在展开:我们目前的会计准则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这些问题应该如何来修正?其修正的效果又如何?这些问题初看起来非常简单,其实则不然。以最简单的公允价值会计(mark-to-market accounting)而言,国内大多数的学者都会认为公允价值会因为市价制度的不完善而影响其公允和谨慎性,同时公允价值的频繁波动会影响其谨慎性。作为一门平时的考试,即使是顶级大学的考博试题,这样回答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若要涉及学术研究,我们就需要去思考更深入的问题:1. 市价制度的不完善处到底在何处?是否有修正的可能性或者必要?2. 这种不完善性,如果存在,如何影响会计制度的完备?3. 这种完备性的缺失可否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4. 综合考虑,与历史成本法相比,其优缺点又在哪里?5. 以上这些问题的评判机制又在哪里呢?显然,这些问题要回答是不容易的。要回答这类问题,其实有两种方法(Approaches)可以选择:规范研究(Narrative)和实证研究(Positive Approach)。在1960年代之前的美国和欧洲(以英国为例),以及2000年以前的国内研究,大多数的会计学研究都遵从规范研究的范式。这类研究方式的出发点可以涉及上述问题的1,2,3,4和部分5的讨论。其要义在于通过演绎法的逻辑和一种类似于探究的思维来进行概念辨析,进而探讨。这种探讨主要涉及各方理论解释的可能性,并且究其论点,论据和证据链来进行讨论。此种研究方式的优点不言而喻,即可以参考各方利益,但是缺点也同样明显,即无法给出一个第三方的相对客观的判断标准和结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会计学本身学科的相对封闭性,这种讨论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解释”的逻辑漩涡。于是,这路研究发展到最后就变成了因为A所以B,而同时恰恰也有可能是B而导致了A。更重要的是,这类研究往往最后会导致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但是在这个领域,国内学者是吃透了几乎所有文献的。不信,你可随便问一个厦大或人大的教授一些传统的会计问题。我相信他们就利特尔顿和佩顿的研究可以给你讲一天。

      事情在1960年中叶有了转机。其时芝加哥大学的Fama和合作者French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这个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认为市场中的信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股价的波动。对于强势市场而言,这种信息-股价的转换速度会极其迅速,故而没有任何套利的可能。其实这种思维是一种典型的数学学科思维:即通过严格的假设来给出最简单的表达形式,然后逐步放开其假设,继而给出更符合“实际”的解答。循此,我们首先打破市场有效性假设中的强势市场假设,即我们认为信息-股价的转换并不迅速。于是,投资者就会有信息优势和劣势。这种差异便有可能给投资者提供套利机会。但这个问题本身属金融学范畴,Fama在他的两本金融理论教材中都有论述,而此处不赘述。而若这个猜想(Conjecture)应用到会计学中,就变成:会计信息如何来影响股票价格的波动?人们是否可以利用会计信息来套利?事实上,这个想法极大转变了近几十年会计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当然,在这一环上,我们国内研究者彻底是被抛弃了。毕竟那会儿我们的教授们正在“修理地球”呢。

      按照Kothari在他2001年所著的《资本市场中的会计研究》一文所述,Ball and Brown (1968) 以及Beaver(1968)的文章均给出了这方面的证据。只是与国内研究者往往简单解读,仅认为这两篇文章是主要关注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所不同。事实往往与美好的祝愿相悖。这篇文章的原始动机仅是希望通过会计数据与股票价格的关系来给fama的EMH假说一个经验支持。只是他们自己都没想到这个文章居然开创了一个时代。因为这篇文章的贡献,若从另一个方面来进行解读,即是:这篇文章给出了股票价格-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证明,即会计信息对于投资者而言是“有用”的。当然,这个层面的贡献与国内解读是一致的。于是乎,一手报表,一手市场,就变成了我们现在会计类实证研究的最经典范式。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或多或少都会转到这个上面来。而这种方法,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谓实证方法的原型。只是由于学者的高傲或者学术文献的特性(毕竟目标读者基本都是内行人士),此种逻辑在当代的学术类文章中鲜有提及。

    2. 当代西方会计研究的基础在哪里?

      这种将会计的研究与资本市场相关联的方法,不仅仅提高了会计研究的“可靠性”,同时也使得会计学引入基础金融,经济学的知识变得相对容易。事实上,尽管目前美国和国际准则中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对于相关要素的定义与利特尔顿和佩顿时代的定义相比并无太多的区别,其理论基础,尤其是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于资本市场的作用(Implications to capital markets)已经被更新的经济学理论重定义。我经常会推荐我的师弟师妹们去阅读William Scott的《财务会计理论》这个入门教材。在这本书中,Scott在第二章给出了完全市场下的财务报告模型。在这个严格假定下,不确定性是不存在的。此时资产负债表上所有项目的期末账面价值均等于其未来产生现金流的折现值。而此时利润表的净利润则严格等于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净资产乘以市场回报率。这个模型就说明,市场越完善,资产负债表就越重要。而若打破这个完全市场假设,我们就需要引入不确定性。此时,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项目账面价值就可能是有偏误的(Biased)。而利润表则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修正机制。而这套理论不仅仅引领了几十年的会计学和公司金融的研究,同时也给后来著名的Ohlson(1995)模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只是这个思路有悖于传统的簿记(Bookkeeping),因而初学者难免感觉费解。但是这个知识点真的很重要。因为按照这个逻辑推下来,会计问题就不再是会计本身的问题了。事实上,在此框架下,前述的5个问题变成了:1. 不同的会计方法和政策选择从多大程度上会造成会计报表的数字背离其经济实质?这里的经济实质简单理解就是公司真正的表现;2. 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放到资产负债表上去?对于这类问题,无形资产,如人力资源成本的会计处理争议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故事来源Penman于2009年所发的一篇论文)。曾记得我读本科时候,我的本科老师还把人力资源会计作为一个很新鲜的“前沿”知识来衡量。如没记错,台湾的郑丁旺教授也做过类似的工作。事实上,按照上述理论,人力资源是不需要确认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力资源本身其实是无价值的,他事实上是通过公司所持有的其他有形资产来实施的。而这种经营成果就会引起有形资产价值的更大变化。言下之意,有形资产价值的变化包括两部分:1. 本身的增值;2. 人力资源的功劳。第一部分的增值通过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即可体现,而第2部分的增值则会被反映在利润表里。若将人力资源放入资产负债表,反而会导致重复计量问题(Double Counting Problems)。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在西方讨论比较少,而在国内却会比较多。这就是研究者的视角和知识层面的差距了。

      顺着这个逻辑往下走,会计理论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会计信息-资本市场的联系问题。于是我们看到70年代大量的文章开始讨论信息披露问题。若有朋友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会发现此类文章1970到1980年代出奇的多。像后来写出《论信息披露》(Essay on Disclosure)这篇神作的Verrecchia的成名作基本也是属于这个时代。而1970年代末的Jensen和Meckling的大作则是把这个研究推到了极致。因为信息披露本身不仅仅提供了投资者所需要的会计信息,更是作为公司内外的桥梁而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尽管在CPA教材中信息披露的内容从来都是一笔带过,在现实世界中,它的贡献可是不低于财务会计本身的(所以,我老婆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贡献也是大大地,么么哒)。事实上,没有信息披露,就不会有这几十年所有的实证研究了。当然,敏感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了,现代的会计研究是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的。

      而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研究则慢慢地转回了会计报表本身。当然这个分类都是基于我自己的理解,本身是非常不靠谱的。比如利用期权定价的思想,Healy等人开始讨论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问题。他们的观点主要认为企业倾向于在利润过高的时候进行平滑,而在利润过低的时候进行技术性扭亏。这种做法在西方可以理解为一种市场迎合策略(迎合分析师的预测)。而这种操控会导致企业所披露的盈余信息含量中应计类项目(Accruals)含量的提升或者降低。于是,有人开始用这个做文章,进而发展出了国人熟知的琼斯模型(Jones Model)及其修正版本。Sloan 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里则另辟蹊径,验证了这种盈余管理行为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而他们所使用的思想则来自于Kormendi和Lipe于1987年所作的关于盈余反应系数的讨论。Sloan的研究后来被Richardson推广,进而验证了不同报表项目的持续性。在这一脉络的研究中,Basu的工作不得不提。他利用反转模型巧妙地给出了会计谨慎性的证据。尽管这个模型的偏误在后来有不同的研究者提及,甚至于Ball,Collins等几个大牛都在这个方面努力着,这都不妨碍它在2013年被美国会计学会评为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可以理解的是,在这个阶段,大家的工作还是主要是面上工作,所做的测试主要是群体性测试。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在这个点赶上来,其实还是不难的。事实上,我窃以为,我英国导师上教授就是选对了这个时点发了几篇好文章。但是按照Dechow (2010)的说法,这类研究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无法绕开:即如何区分会计处理本身和盈余操控。因为即使企业完全按照会计准则编制报表,其中不涉及任何操控行为,其数据与企业真实表现依然有差距。这是因为“会计准则本身需要平衡各方利益”。

      2000年以后的研究则在我看来有细化的趋势。事实上,现在顶级期刊上的论文大多篇幅比较长,而且对初学者很不友好。前面所述的基础理论在文献中几乎不会提及,而且研究对象也开始慢慢地更接近本质。与上世纪90年代的工作相比,这十年的研究工作非常细化。顶级杂志上论文所涉及的话题千差万别,以至于根本无法归纳。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会计学研究的话题往往越来越微观,比如资产证券化是担保借款还是作为销售处理(见Landsman等人的研究),金融工具会计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处理可否进行盈余管理(见Dechow等人的研究),金融危机中银行所导致的顺周期效应与银行贷款方面会计处理的问题(见Beatty,Ryan,Vyas,Bushman等系列研究)。这类研究往往需要有深入的背景支持才能很好把握研究的来龙去脉。不信的话,可参见2010年JAE的文献回顾系列。我记得2001年的版本很早就有人翻译,而2010版的中文版翻译迄今没见到。就我个人而言,2010版本的文献回顾更细节,更技术化,读起来也虐心。

  2. 对于老一辈学者的挑战

    由此可见,若要真正去理解现代的会计理论,研究者需要具备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础知识。而这些知识对于目前跟我同年的研究人员而言,尚不太难。对于一些老教授,或者七八十年代上大学的研究者而言,这里就有了很大的障碍。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所受到的经济学训练并不是严格的当代经济学理论,而是基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我大天朝的宇宙整理。诚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其自己的一套逻辑,其使用使用价值,价值,剩余价值,物化劳动,第一部类,第二部类等定义和一系列特有的逻辑也构建起了一套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系统。这套理论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虽然充满着“血腥味”和“霸道”的思想,其实也能解释大部分的会计理论(具体参见易庭源教授在资本运动理论方面的研究),但是对于70年代以后的基于当代经济学理论构建起来的金融和会计理论是无力的。当然,如果有朋友精于此道,也欢迎赐教。尽管很多老学者也慢慢学会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理性期望理论“等,但是由于其根基的不同,在阐述相关理论时难免相互打架,于是造成了他们研究的困惑。而更浅显的困难则是来源于技术层面。当代的经济学和会计学研究大多仰仗大数据和计算机模拟。这类问题在西方其实并不难解决。一则他们计算机普及比较早,起码比我们早了有10年,二则西方学术界有很好的合作机制。我不会我可以找人做嘛。但是在国内这个比较难。因为大多数的科研院校,即使到今天,都只认“第一作者”。而显然,论文的第一作者只能有一个,总有人是要落空的。于是渐渐地,科研合作就沦为“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境地。若再加上之前所述,由于知识和观念的差异,年轻的科研人员未必服气老一辈科研人员的”idea“。于是问题便产生了。这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为什么岭南的改革会让朱老师如此不快,为什么老牌的财经类院校要转型如此地艰难了。毕竟很少有我这个年龄的研究者会认同会计全球化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个故事听起来也有那么点道理,还有点阴谋论的意思(参见郭道扬老师于2013年6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中《会计制度全球性变革研究》一文)。但是这类问题,或许是由于面子,或许是国人倚老卖老的特色,抑或是别的原因,大多数老一辈学者是不愿意低头的。于是冲突就来了。

  3. 对于年轻一辈学者的挑战

    但是老一辈的学者大多功成名就,大浪淘沙,历史其实已经给出了大部分问题的答案。相反,我更愿意谈谈我自己对目前研究的感悟。这话可能说的有点大,毕竟我手里目前没有任何像样的成果,说出来的话估计也没人信。好在这是我聊以自慰的博文,也不用面对严苛的审稿人。

    1. 我觉得最难的首先就是选题。

      与几十年前的博士相比,我们所需要知道的背景知识实在太多。可以说,现在几乎没有哪个领域的研究是在没有任何背景知识的情况下快速切入的。顶级杂志现在的写作风格往往容易给新手一个相反的印象,认为要做一个研究很简单。事实上,我从读研开始一直也是这个想法,当然最后也尝到了苦果。因为要做一个研究,首先就要有个好的idea。但是idea哪里来呢?首先就是需要对某个话题有兴趣,并且了解这个话题的方方面面。一般来说,学科越是系统,这种切入过程就越难。就我本人所做金融会计而言,用句时髦话来说,这完全就是坑,而且不是坑爹的问题,而是坑了祖宗十八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华人圈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基于公司金融类的话题,如政治关系,家族企业,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信用评价等。因为与纯会计类的研究相比,这类研究无疑是更容易上手的。但是所谓有利有弊,这类研究正是因为上手容易,所以竞争激烈。大家不但要比技术,比手段,还要比“手快”。所以,其实这类研究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如果有个给力的老板,或许选题可以帮忙。但是前提是对应圈子里的顶级学校的具有顶级水平的老板。比如在国内,几所名校的顶级教授给你的题目或许可以很快问鼎《会计研究》,《管理世界》或者《经济研究》,而国外名校的教授则可以帮你问鼎AR,JAR,JAE,JFE,JF等。且不说遇到这种老板的概率,老板也有可能因为行政或者个性等原因而远离一线学术界。但是这种教授往往喜欢倚老卖老,尤其是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如果完全照着他们的过时思路去做,绝逼是没有出路的。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这两种老板我都遇到过,而其中导致的心理落差暂且不表。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以为老外人品会更好。相比较华人,老外有时候做事情更不厚道且更没有下限,而且他们群体的方差大的吓死人。我今天这个纪念文也是拜我某位老板所赐。

    2. 其次是技术问题。

      看到这个,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要说计量。事实上,计量的问题在我们的圈子里已经是不需要再重复了(暗暗鄙视某些不懂计量的老教授们下)。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是,很多我的朋友们都过分重视计量技术了。当然,如果你是做经济学,甚至于是计量经济学方法方面的研究,那怎么矫情都不为过。毕竟某一个估计方法的偏误讨论可能都是能问鼎Econometrica那种大神器的。但是对于会计学的研究而言,如果过分重视方法细节,那么就可能无法估计理论本身或者文章所研究对象本身。玩计量方法忽悠下国内的杂志还可以,但是对于那些希望问鼎国际B甚至于A刊(我这里假定A刊为ABS的4星,B刊为ABS的三星),文章本身所显示出来的作者对于该问题的了解程度和文献的贡献才是最重要的。这种重要性随着期刊级别的上升而提高。另一个问题则是语言。尽管目前我的同龄人的英语水平相比前辈已经是好了不少的。但是离实用和流畅依然有着相当的差距。试想,如果你突然有了一个idea,需要知道这个idea的来龙去脉以及国外的研究前景。显然,这时候去通读几十篇论文应该是很正常的。这前提是这个研究不涉及大量非学术类资料的阅读。比如会计准则原文,比如SEC的技术公告,比如FSB或者什么国际组织发布的公告文件。甚至于,为了真正了解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我们还需要适当去阅读WSJ,FT,Economist等专业媒体的媒体报道。没有非常好而且精准的英语阅读能力,这个根本不行。当然,我不否认有些朋友英语的确好,但是这个语言实在是让我吃够了亏。当然,除了阅读,还有写作。因为太烂的英文写作可是会直接导致拒稿的哦。

    3. 然后是制度因素。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谁都无法离开科研考核制度,无论是美国的tenure-track还是英国的probation,或者国内高校的千奇百怪的制度。要说为了饭碗灌水,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有,如我前面所述老板不懂装懂一般,谁都不是圣人。但是由于国内青椒的日子过得实在是过于苦逼(真不如卖青椒的),大家不得不绞尽脑汁去赚钱,去发论文。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华人群体灌论文已经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大量的博士生训练足或者不足都被送上了战场。早期的博士因主要面对国内期刊和审稿人,问题还不太大,毕竟大家都不懂。而他们一旦走入国际赛场,要参加学术界的奥运会,训练不足那是绝逼要害死人的。就我三年的博士经验,写一个自己完全没兴趣没激情的论文那感觉犹如钝刀割肉。以至于常常有人会怀疑自己当年读博的动机。而另一个制度问题则是国内的环境。如果诸位有幸读过任何一本英文版的财务会计教材,应该都不会对欧美的会计准则制定过程陌生。以美国为例,正常的准则制定基本是:危机-准则-二次危机-二次修订。而在修订过程中,业界的经验和学术界的分析结果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也导致了在SFAS发布的时候,往往附有详细的技术性公告,其具体阐述了FASB如何权衡各方观点以达到平衡。对于研究者而言,这类信息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尤其是2007年的新准则以后,在我看来基本是大规模的翻译工作。这种翻译直接导致了我国自己的会计研究基本毫无参考价值。更何况,我们通常需要在某些研究方面保证“政治正确”。而可以预见的是,在“政治正确”的框架下,会计研究的效用或者可靠性基本是难以保证的。于是,我们的研究就变得两边不是人。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我们的研究无法提供基于欧美市场的解读;对于自己人而言,官方不但不感谢你提出问题,还有可能直接被拒稿。或许,这就是李真和陈冬华在他们的那篇散文《私奔 • 乡土 • 城邦》中所述的困惑吧。

  4. 写在最后

    这篇文章其实算不得任何的学术文章,只是写出来聊以自慰。在这篇文章中,我并不打算说实证一定会优于规范文章。事实上,实证也好,规范也好,他们都只是叙事的方式而已。其真正重要的,是其背后的逻辑和感悟。其实一篇成功的文章,光靠模型是不行的,光靠说理也是不够的。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是使用规范的思路来描述文章的理论,然后利用规范的实证方法来进行验证。其实实证,尤其是经验研究,所能作的也就是这个。经验研究本身并不能推出任何理论,他只能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所以,如果作者无法做好文章的理论部分,实证做得再漂亮也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大多数学者还是有自知之明,而且是要脸的。只是国内的环境差异,导致了很多学者的眼界相对比较窄,且由于不问世事,而干脆没有对国际前沿的研究有适当的了解。国内所谓的实证和规范之争,表面上来看是一种研究方法之争,其实更多地是利益的纷争。其实对于基础比较好的年轻学者而言,要写出比较好的规范文章并不是难事,而对于很多能真正写出好的,与国际接轨的规范文章的学者而言,要做出实证也不是难事。举个例子: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和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上很少涉及大量模型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的水平并不低。尤其是后者,其脚注往往会给出大量的学术类文章的引用。而国内的问题,如文中所言,很多不懂实证的学者并不仅仅不懂实证方法,而是缺乏最基础的经济学训练。而这,问题就严重了。

    然而,我有时候还是非常羡慕那些老一辈的学者。首先,且不论他们所做的研究是否过时,其实现在想来他们的孜孜不倦和踏实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年轻一辈来学习的。这种学习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老一辈学者所做研究的年代,国内与国外其实是并不那么发达的,至少在90年代以前,很多学者所能得到的英文资料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们不得不通过自己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对于60年代之前传统会计理论的理解,对于现实问题的理解来一步一步建立自己的会计理论。如果诸位读一下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文章(就是在葛家樹教授他们开始大规模翻译FASB文档前),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理论体系是不错的。其实这个才是应该有的研究过程。只是,这些老一辈学者辛苦苦苦建立起来的东西被引入的西方理论一下子冲得粉碎。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其实是很享受自己的这个研究过程的。

    所以这注定了,我们或许是比较悲催的一代人。因为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大量的西方理论。至少对我而言,我的本科教育其实还是基于相对传统的中国理论的。这是我在近日来重读英文版的财务会计和财务分析教材得到的感悟。或许我们跟上一辈比,我们有了更多与世界前沿研究和学者交流的机会,我们的语言水平和技术也有了质的提高。只是,相对于欧美而言,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注定了我们的会计金融学科只能跟着别人跑,也注定了我们的研究,哪怕通过一些技巧发到很好的期刊上,也很难真正来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现今的科研评价体系和导向彻底摧毁了我们享受研究和享受教学的资格。我们一边在为了论文疲于奔命,一边也因为下滑的教学质量而受到学生的诟病。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所以,我渐渐地坦然了。或许早点离开一线科研学术界,反而是一件幸事呢。毕竟我可以更早地去享受下生活和阳光,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而且也可以善待我的学生们。(全文完)

读博之困:到底什么是研究?

这篇文章我构思了很久,也想了很久,是否要写。因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其敏感何在?我的朋友圈里大多数都是科研人员和潜在科研人员。在这个圈子里混,最核心的哲学就是少说多做。因为一旦犯众怒,轻则众叛亲离,重则性命不保。因为这文章我要讲的就是我对于研究的一些看法。其核心就在于,到底什么样的研究才是我所向往的研究和我所理解的真正的学术研究。考虑到我只是个博士中的Loser,这个文章估计会招来一堆白眼和砖块,本人在此声明:此文章不代表个人观点,乃混沌饥饿时所作。

早在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渐渐地对我当时所作的研究有了一些个人想法。其想法在于,我的这个研究到底是干嘛用的?社会贡献在哪里?只是当时远不如今日这般极端(此乃读博的一大恶果),外加各种利益诱惑,我便没有了深究的勇气和动力。毕竟在国内,不是什么都可以随便质疑的。更何况,我当时只是一个连基本的统计软件都尚不熟练的学生,能够纳入我老板门下(他现在已是母校学术新星),并且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当时基本是手把手教我),我已经感激不尽。更何况,当时严格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助理。所有的研究的思路和想法都是老板提供的。即使我有想法,也很有限。因为毕竟有些东西只有在真正地把握在手中的时候才能有感觉。

这个关于研究的问题终于在我心中埋下了伏笔。最早的时候,它只是一颗小小的种子,然而在我到英国之后,由于需要开始尝试独立做研究,这个对于研究的质疑便开始生根发芽,以至于我今天在怀疑,这个问题是否已经即将毁掉我的博士生涯?我不了解其他专业的朋友,比如坛子老弟,是否会有类似的困惑。但是对于我而言,其问题的根源在于我质疑研究的通用性。

因为会计学与很多专业不同,它的早期发展(约1950年以前)似乎都是围绕着实务操作展开,如财务报告系统的更新、公司治理的改变、会计是否能够为公司管理提供支持等。至少在当时,会计学的大量文章,尽管不学术,却是真真切切地围绕着所有的会计学界的观点在展开。当然,也有坊间传言说,由于当时的会计学不够学术,无法吸引到一流的学生入读博士生,这与今天会计学炙手可热的地位可是天壤之别。而这一切,则在1968年的某一篇文章的发表后开始改变。

我不打算回顾会计研究的当代史,毕竟这对于博客而言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我有自知之明,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就Kothari在2001年所发表的回顾而言,70年代的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 Economics),尤其是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引入,为会计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学术工具。我们终于可以从模型和数量化的角度去讨论会计方法、讨论政策选择、讨论它与公司管理和市场的关系。对于这三十年而言,会计学的研究绝对是灿烂的。这就是我建议我的师弟师妹们能够真正踏实地去读一读Kothari的那篇长达130页的大作。因为他可以让我清楚地知道会计学在干嘛。

刚来英国时,我的两个导师就拒绝给我提供详细的研究题目,却要求我去找对应的话题。唯一的帮助就是善良的OHanlon教授在无奈的时候提示我可以考虑下银行业。尽管这个选择最后让我在两年里一无所成,但是我依然很感谢他。毕竟通过这个机会,他把我从文献阅读的怪圈里拽出来,重新思考下自己的人生。比如为什么读博士,为什么做研究,我未来想干嘛等等。事实上,一种教育模式的转变,加上英语能力的欠缺,终于让我彻底丧失了对于研究的任何兴趣。相反,我开始考虑一个问题:我想要什么!

我渐渐地发现教育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在我英语逐渐进步的同时,慢慢地我发现了我老板提问的策略。他永远不会来过早跟我讨论研究的模型和数据。相反的,他总是会问我一个问题:Jun,根据你的假设,你觉得公司老总会怎么做?一开始,我对于此类问题总是很茫然。因为我觉得,一个文章只需要有说得过去的理由,外加不错的文献基础和显著稳健的结果即可。但是由于每次被问到,我就不得不有所准备。尽管现在看来,我的回答从来未让老板满意过,但是我却慢慢地有了一个疑问:我他妈做的是什么研究?

对于未来的质疑,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拒绝工作。现在想想,我真不知道我过去两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我都佩服我自己。如果说我读研期间的研究纯属是为了一种虚荣心理和对于计算机软件的兴趣,那么读博时候在我对几乎大量的数据处理都自认为无技术挑战的时候,我就不得不面对最简单的问题: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研究?我的兴趣点在哪里?对于一个在中国读完本科和硕士的学生而言,我很庆幸我能考那么多试而走到这一步,但是我却也郁闷地发现:我对啥都没兴趣了。对于得道高僧而言,清心寡欲是好事。对于研究者而言,这是要丢饭碗的。

师兄推荐我看了本书《研究的艺术》,我也曾把这本书推荐给我的师弟师妹们。因为当我在回中国的飞机上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被其中的叙述折服了。因为他解决了一个我的老师们从来没告诉我的浅显道理——学术研究与实务研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在于提供理解问题的步骤和方式;而后者,则基于前者为客户、企业提供最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但是,后来我猛然发现,其实对于我的师弟师妹们而言,这本书读着其实是不会有感觉的。因为有些事情,只有你经历过才会懂——比如恋爱。

之所以说这本书让我豁然开朗,因为他解决了我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会计学的研究?正如我的本科学生问我为什么会计会有博士?事实上,会计学的学术研究应该做的工作并不是去解决会计从业人员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学者一般不会遇到,也很难有切身体会。事实上,学者可以做到的,是使用规范的模型和历史数据来推测某一项规则是否有效?其执行效果如何?不同的会计方法之间造成的操纵空间会不会对市场有不利影响?

事实上,如果掌握了这思路,做研究和看论文的思路就宽阔多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核心圈的研究都在这个框架下。唯一的区别是距离这个最原始的目标的远近罢了。只是最近几年来,在国内科研制度,美国的tenure-track制度(学术界的晋升制度)下,文章开始渐渐变得乱花渐欲迷人眼。由于研究越来越细化,对于我这样的入门级选手,而且又没有很好的悟性的话,便会开始变得迷乱:这些作者到底想干嘛?事实上,一个很简单的Basu谨慎性模型,光在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讨论文章可能就有10来篇。可是谁又想过,大家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个模型?蛋疼在学术界一般不是个好的理由。尽管80%的核心圈的学术大牛都带蛋。

而推导到这一步,我们就不难发现什么才是有价值的研究了。首先它不能是胡说八道的。比如说会计学毫无用处啥的,我怕你死无葬身之地;其次就是,它必须是建立在一个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因为科研其实是一件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有机会推动整个学术往前哪怕移动一毫米,我们就在这个人世间不虚此行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言之有物,要“接地气”。而在我看来,这个要求才是最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我读一些国际大型机构,比如FASB,IFRS,FSA,FSB等机构的政策建议报告时,经常会看到大量的来自学术界的研究结果引用。事实上,能够为政策提供建议的研究才是学术研究应该做的——更好地理解问题。

但是如果说要把学术研究提升到政策和政府监管层面,那带来的问题就非常多了。因为我发现,其实写论文时候所使用的英文是大概所有正式场合书面英语中要求最低的了。多读会计学或者公司金融文献的同学都会知道其实这类文献的词汇量很有限,而且表达比较单一。但是当你有幸拿起WSJ(此处非女性用品),FT或者Economist的时候,你会发现文章中的词汇量要大得多,句式也灵活很多。而事实上,如果要希望自己的研究真的能够进入主流学术圈子并且登堂入室,此等英语水平才是必须的。而这要求有多高呢?我们会发现会计学真正的核心圈里是几乎没有华人的,尤其是使用汉语拼音作为姓名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如果通过学术系统检索,其实你会发现大量的华人学者,即使是顶级期刊上的论文,大多数是技术型的。

正如我跟我朋友所言,现在我的心态变得很平稳。因为我发现我得到了一个我来英国前根本没想到的礼物——那就是,我知道了为什么来这里,知道了如果我侥幸留在学术界,我下来应该做什么。正如某次在跟我财大舍友电话里聊天所言,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只有在巨大的差异面前,人才能发现自己的缺失和弱点。我在想,如果我三年都留在广州,或许跟现在比,我的学术道路会顺利得多,但是我会能够有机会去领悟么?哪怕这些可能在我未来看来是谬论吧。

这套谬论如果拿来考虑下中国的会计学研究,就会很有意思。当然,我这里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其实这部分才是我真正犹豫是否要写的地方。因为我知道我的博客读者有一些是我同行,万一所言不实就有可能遭到被喷香水的惨剧(不懂?哈哈哈,男士们,如果你的衣服上沾上了女士香水,你觉得你家领导会如何“善待”你呢?)。所以再次声明,这部分是我写着玩的,如果不对,请海涵啊。。。一定海涵。。。

国内的研究则起步较晚。按照我09年时候在上海培训时听到的说法,1997年的时候上海财大还在讨论是否该做实证研究(当然,我的母校十年后尚在讨论)。当然,国人是很聪明的。由于近百年的战乱和各种政治波动,我们远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能找到问题的根本并迅速复制。具体可参见早年的温州发家史。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灌出了数量庞大的所谓实证论文,其内容千差万别,质量参差不齐。但是,他们从数据和经济学的角度,以一个会计学者的视角,正在尝试告诉我们中国发生了什么。甚至于部分论文已经开始行销海外。

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相对于欧美的市场而言,中国市场尽管处在初始阶段,但是却有着很特殊的地方,比如产品结构单一,没有衍生品的搅局,机构投资者的研究水平也只是初始阶段。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三十年来的发展也是西方希望了解的。毕竟从任何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奇迹。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也是为什么TJ和Joseph的研究可以在国外顶级期刊发表的原因。因为家族企业和家族传承真的是只有在东亚市场上才能广泛看到。

香港的学者终于为大陆的学者开了个好头。终于我们看到了国内几个学校开始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开始积极考虑中国市场的问题。各种文章应运而出,比如政企关系,官员升迁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国内是否有类似于LLSV所提到的对于中小股民的保护,国企和民企的高管和职工薪酬是否有结构性差异,进而慢慢地拓展到企业上下游关系,并购战略,海外上市等等。这种研究似乎都是在我读研期间(07年左右)一夜间出来的。但是正是这些作者的努力,让我这个学生第一次有了机会去关注生我养我的地方。

但是如果仔细看这些研究就会发现一个很郁闷的问题。他们几乎都不是会计学的研究!尽管我看到的这些文章似乎大部分都发表在了会计学的期刊上,他们事实上是属于公司金融的研究范畴。尽管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模型都是比较新的,甚至于一些有争议的模型也被用到了文章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硕士和博士慢慢开始转向美国的培养模式。毫不夸张地说,我刚来英国时候,我所读过的文献恐怕比在兰卡的任何一个博士都多。但是这些有意义么?其实后来,我发现,意义很小。因为他们除了能够帮我迅速地模拟出几篇灌水文章外,其他用处很小。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教会我怎么思考。

但是国内特有的体制问题和制度约束也导致了研究的急功近利问题严重。其实我是没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但是很多研究给我一个感觉:做的太粗。由于一些个人原因,我最近跟某师叔(他其实管我叫师弟)聊了一些学术,同时他发了我一些发表的中文论文。如果在过去财大读书,我估计会觉得他们写的很好。但是现在看来,我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知道喝酒要由头。有时候由头不好是要被罚酒的。做研究也同理,没有好的由头,读起来味同嚼蜡。

如果说理论部分简单而扼要且用词比较抽象是中文文献的惯例,那倒是没问题。但是这些文章一旦被翻译成英文要投给海外出版的期刊时,问题就严重了。我就曾通过各类渠道看到过几篇国内朋友给我的文稿(兄弟姐妹们,轻拍),它们几乎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除了一篇文章外,我其他的都不是很容易看懂他们在说什么。因为正如我老板所言,我们似乎都有一个习惯,使用复杂的单词去替代简单的词汇。而在英文文献里,这样做是要被人BS的。因为论文的根本目的是给人看的,不是装B用的。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我英文太差。因为我的英文差基本是我老板每天见我的问候语!

而另一个问题,我在跟朋友讨论时候也提到:我们的政府和机构到底需要学术研究么?我们的领导能看到学术研究么?如果这个答案是否,我们做研究干嘛?按照网上流行语来说,此等行为是赤果果的浪费粮食啊!以最近的中国商业银行资本金要求规则而言,它的蓝本是巴塞尔协议第三版。我曾经蛋疼对照过一部分英文原版和中国官方披露的版本(谢谢某兄弟的提供),结果呢?其实中国版本几乎就是个翻译版。同样的,我们的财政部也有个财科所。与美联储的科研论文常见SSRN不同,我几乎连财科所的纸片都没见过一张。而所谓会计准则的更新似乎也没有任何的论证。在准则发行后我似乎也没有听到任何反对的声音。要知道,这是很不正常的。毕竟,如果研究跟政府行为毫无关系,那本来神圣的工作就会变成自娱自乐。

写到这里也该收尾了。其实我心里也知道,这个 想法是幼稚而又理想化的。其实研究的首要目的是饭碗,其次才是其他。真正能够做到顶级研究的只能是少数。以最近国际上很流行的金融会计为例,如果一个研究人员对于金融工具和衍生品以及货币银行学没有很好的理解和掌握,他又如何能去做好而深入的研究?尽管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重要性,但是其难度也是人所共知,要不IASB和FASB这两家死对头也不会联手来开展研究了。

其实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其实有时候什么都不懂反而更舒服。最后如果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让您不舒服,还请见谅。但是我很感谢您的阅读。因为当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您已经至少把文章浏览了一遍了。

 

漫谈Ball and Brown (1968)

曾几何时,我的博客里似乎少了很多学术类的东西,而是写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一直没有找回曾经的研究感觉。而且语言的障碍给我的工作其实也带来了很大的困惑。要知道,过去我们可以花一个礼拜去弄懂一篇二三十页的英文论文,而我现在最多一天就得去解决,还得在我的两个老外老板面前用英语把东西给复述出来。此中的感觉,恐怕不足为外人道也。

今日偶尔在博客中翻阅曾经的老文,却无意中翻到一片记叙我曾经所阅读的会计理论类书籍的简单书评。在今天看来,这个书评实在是简单不过,尽管我已经无法记起当时是在何种情况下,或出于对新建博客的新奇(其时我的博客新建没多久),抑或出于对于自己当时水平的自信(现在看来是可笑了点)。但是正如古语说的好,年少轻狂。或许今天的这篇文章在数年后又会沦落为类似的境地吧。

其实关于实证理论(国内一般多指经验类研究)和传统会计理论(大多数为规范性研究),国内的争论一直很多,似乎在我上研究生之时,会计研究上依然有坚挺传统理论,并大力贬低实证研究的老朽大作出现。而在这个帖子里,我却神奇般地同时引入了传统学派和新学派的书籍。唯一的区别是,传统学派的书皆为国人所写,而后者的书籍则是清一色的舶来品。

当时的我,显然是一个如红小兵一般的实证支持者。为了这个争论,我曾经毫不知耻地在课堂演讲和私底下交流中弘扬我的那些观点。事实上,实证的理论和方法的确为我们的会计学提供了一些更为严谨的研究方式和范式,同时呢,更重要的是,它引入了现代的计算机技术和统计学理论,使得这一类文章无论是看起来还是读起来感觉都有了一股子学术范儿——妈妈咪说,看不懂的东西那才叫学问呢~

然而,有一个问题,似乎大家都有疑问,却很少有人真的去问,或者去提到。那就是,Ball和Brown这俩大神,是如何在1968年的某天,在我们的红卫兵正在全国大串联的时候,想到去检测股价与会计数据之间的关系呢?正如他们在论文40周年的典礼上所说,他们其实没有想到自己会做出如此的大事儿啦。要知道,Ball那会儿刚硕士毕业,尚在澳洲教书,还没读博士呢!!这让我们这些博士情何以堪啊!!!!

从我的这个老帖来看,显然我当时也没有搞清楚这个原因。而最近,当我重读Kothari的那篇神一样的“资本市场中的会计研究”之时,我才找到了答案。事实上,最近的一百年来,我们的会计研究人员目标都没有改变过(各种灌水打酱油的论文写手不在此列),那就是希望知道如何来改进整个会计系统,以求得更好的效益。只是,在传统研究中,我们基于严格的假设来演绎,更多地是类似于一个辩论手在辩论。

而Fama在60年代提出的市场有效理论则是给Ball和Brown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其原因是,既然你认为会计是有用的,而不是浪费纸张(如是这般,账簿应该用来造福姑娘们,具体内容自行脑补),那会计本身就能够传递一种有用的信号。那么按照市场有效理论,既然市场是有效的,那么信息就会被快速地反映到市场中,根本没有套利机会(木空子可钻),如此而言,如果会计信息和股票价格有着某种特定的联系,那么市场有效假说和会计有用性就都可以解释了。

怎么样?这么一个思路还是很牛逼的吧?或许诸位已经在骂娘了,如果老子早生几十年,或许这会儿这论文作者就是在下了。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您这时候出生,恐怕能否挺过三年自然灾害都是问题~。而其实更牛逼的问题,或者说能让这篇文章变成神作的原因却远不止如此。首先,它相当于对前期的会计大讨论研究作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给出了一个可行的验证方法来验证前人的各种猜想(理论解释在我看来,有时候就是一个YY行为,毕竟木有妹子的实战么~)。而这种验证模式却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养活了多少的会计研究人员和博士,包括在下。

而一旦理解到这一层,这几十年来的会计研究脉络也就一下子清晰了起来。之所以本人对于这个东西如此兴奋,是因为这是我当年在中大博士入学考试面试时候被下马威的题目啊。对于此种奇耻大辱,恐怕一般人是不会轻易忘掉的。言归正传,既然股价和会计信息有着必然的联系,或换言之,股价可以作为会计信息的一种检测手段,那就不难想到:我们能否进一步考虑:哪些会计信息更有用呢?于是有了价值相关性,盈余管理和盈余反映系数之类的研究;会计的谨慎性所带来的不对称性标准是否对会计信息有影响呢?而这个问题则让可爱的Basu从罗切斯特一下子跳到了麻省理工!

事情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那。另一个大牛,Jensen和Meckling,在1976年的某一天,不知道怎么的蛋疼,却一时找不到妹子,边相约在芝加哥大学某角落”搞基“(参见他们发表在”Applied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的一篇采访录,当然跟妹子无关)。结果这一搞不要紧,搞出了一个代理理论。与Ball和Brown的神作双剑合璧,制造出了一个新的话题:公司治理和股东权益的关系。这个话题在国内大行其道,似乎党论的得意作品也是这个范畴吧(党论老师,胡言乱语,还请别拍我)。对于此话题在中国的流行,Joseph和TJ两大牛功不可没啊。当然,我们首先要”感谢国家“(这还真不是开玩笑,如果没有国家特殊的体制和大量的官商勾结,这个研究你来告诉我咋做出特色?)

当然,真正的研究远没有如此的简单,其中的每一小步都透着学术的严谨和推敲。而新流行的行为金融理论事实上也对EMH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当然,在此方面,会计学者们也是不甘人后的。比如公告的漂移现象(不是南京城楼上的法拉利),动量投资与会计的关系(不是物理学)也彰显了我们的步步紧逼。只是,在几十年的耕耘以后,我们渐渐发现,话题其实真的不多了。爱因斯坦曾经说,科研如同钻木头,有人在薄弱之处钻了很多洞,有人在厚实之处钻了一个洞。而对会计而言:我们需要解决的,恐怕不是在哪里钻洞的问题,而是这该死的木头在哪里!

当然,几十年的发展也给会计的研究暴露出来了许多问题。如大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选择性偏误(如果你看不惯一篇论文,直接攻击这两点吧,几乎躺着都能中枪),各种模型设定的误差等,都让学者们大伤脑筋。而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则是:目前的实证研究过度依赖历史数据。即使是Compustat和CRSP这样的神级数据,他们历史数据的本性也给会计理论的发展制造了不小的障碍。

而这种障碍在最近金融危机的研究中表现的尤为明显。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会计中的跌价损失以及公允价值会计中的短期投资损益的确认和计量的大讨论。而对于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理论,我们根本无法去用实证证明。为什么呢?我们上哪找这些数据去?毕竟来自明年的年报数据和”明天晚报“的新闻一样是只能YY的。对于此,Ryan建议大家考虑实验经济学。真不知道,实验经济学是不是真的要引入会计研究了呢?唉,我可连实证都没咋学会呢。

最后是Ball and Brown 40周年的纪念视频。很感谢某人把它从Youtube转到了国内(国外朋友可直接观看Youtube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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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Theory: Positive or Narrative?

image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of accounting in 1992, when numerous HK scholars started to conduct the empirical researches under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a discuss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We call Narrative Accounting The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We call it as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PAT) theory has been started for decades until recent years. Now the empirical research has been a popular trend in China, which can be easily observed from th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working papers and published papers, especially those from young scholars.

But apparently the research nowadays in China is losing its way. Grounded on the accounting research framework that is introduced by the William R. Scott (2006) and Watts and Zimmerman (1986), two popular textbooks for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the directions has been lost. You can easily find the similarity of the papers from the scholar of accounting and those from other fields like banking,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king the recent hot topics like political connection, lend contracts for example, which are both based on the corporate finance, has little connection to the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s of the field of accounting, for both the accounting professors and accountants who are working as role of practitioners. For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books of accounting theory, refer to a post published previously.

The reason for this bias may come from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tself. For most researchers, they are in fact quite familiar with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and thus can write good papers with such stuff. But the transition of methodology changed their way. A preliminary assumption for empirical research is its good competence on computer programming and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n econometrics and statistics. Frankly, it is a disaster for most scholars who seldom receive strict training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when they were graduate students. Such problem even exists for the new generation students like us. The lack of training on fundamental instruments can cause great problems on research design, that can partially explain why so many errors on modeling of accounting papers. And, besides the fundamental theory, some new theories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 are introduced, like asset pricing, market efficiency, etc.

The transition on both supporting theory and instruments cost too much time and energy for both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Given the publication as a key standard of promotion, an easy way for publication but without deep thinking on its fundamentals are needed. Admittedly, this is a necessary step that can hardly be avoided. In fact, I did such foolish things in the past two years. Comparing to the papers discussing accounting policy and methods, such as recognition on loss and revenue, the topics on corporate finance can be much easier to understand for both researchers and readers. That’s why we can see many corporate finance papers in the journal of accounting these years, but few papers on financial accounting can be found. What’s more, quite a lot of scholars are not from the major of accounting as their undergraduate major, and they may have missed essential courses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 core accounting questions.

In fact, by doing accounting research on accounting itself, rather than the corporate finance, though it may be more attractive to most scholars, a scholar may face the coherence on the PAT and narrative accounting theory. The narrative accounting theory help us understand how an optimized accounting plan would be, and the PAT showed us the incentives from multi-parties that can affect this optimization. In fact, William R. Scott is just trying his best to build up this link, providing u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damental theory that is not presented in a published paper, whose work is of significance to the graduate students like us.

Many discussion 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theory, presented on both blogs and academic journals, even in quite a lot of books, are quite superficial. Only when linking both these theories can the high quality research be produced. Though, I am also still thinking about how to. Just like a previous post that I wrote in this blog, we need to think real questions and do real research. The link on these theories, in fact, provides its preliminary step.

NOTE; THIS ARTICLE ONLY REPRESENTS MY OWN OPINION AND CAN BEAR NUMEROUS FAULTS. FOR ANY DISAGREEMENT OR FURTHER DISCUSSION, YOU ARE WELCOMED!

Accounting Theory: Some Books I Read

时间过得还是很快的,转眼间,研究生生涯的三分之二时间已然逝去。借着今日的凉风习习,反思我过去两年所读过的书,其实还是不少的。尽管我并没有从头到尾完整的读过其中任何一本(我觉得读书更多的是选择),但是我还是打算就我读过的书来做一个总结。今天我们先做的主要涉及会计理论方面。

会计理论,不同于本科阶段所学的会计实务知识,是一种更多的讨论会计底层的学科,比如准则制定的导向问题,目标问题,以及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等等。这是大多数学校都会给研究生开设的基础课,我所在的学校也不例外。同时,在我的学校,本科似乎也有类似的课程。对本科生而言,这类课程有助于他们去考研,而对研究生而言,这是他们学习如何做研究的启航点。而我的梳理就从最狭隘的传统会计理论开始。由于我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望见谅。

我第一次接触会计理论,并不是始于研究生阶段,而是始于本科时代所读的这本由孙玉甫等人所作,由盖地作序的《广义财务会计理论》。尽管在今天看来,这本教材多少有点肤浅,但是他的确是第一次让我了解到了除了会计分录和财务报告外会计学科的广阔的天地。通过这本书,我第一次听说了财务会计的准则制定目标,原则等等的理论解释,同时也第一次知道了美国,英国ASB(现为IASB)等机构的简单情况。由于我以前所学的内容多为实务性知识,而有悖于中国准则的名词和知识都较少听到。如利得,全面收益等等。尽管当时只是一知半解,但是无意中,这本书却让我萌发了对会计理论的兴趣,进而促使我做出了考会计研究生的决定。

而进入研究生阶段以后,开始接触的第一本会计理论方面的书籍则是林志军和葛家樹教授所作的《现代西方会计理论》。我想很多人知道这本研究生教材。这本教材几乎是我们当时上课时候的范本。该教材很好的解释了很多与准则制定与应用相关的理论基础。考虑到葛家樹教授所作的研究,这本书详细介绍了美国FASB的各项准则中的大量内容,如物价变动,全面收益,以及资产负债表观下的所得税会计处理(我国已采用)等。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也同时简单介绍了Ball and Brown (1968)所开始的,由WattsZimmerman人提出的实证会计理论,尽管限于作者的理解,这本书对该内容并没有做到客观评价,但也表现了老一辈学者对当代研究的关注,实已难能可贵。相比较于《广义财务会计理论》,这本书显然更具有内涵,难度也更大些。但考虑到此书为研究生教材,而前者为本科教材,这种差异也就可以理解了。

受我恩师的影响,进入研究生阶段以后,我就开始不再关注这些传统理论,转而开始对罗切斯特学派所倡导的实证研究(其实这是国内的误传,更准确的,这是经验研究)。这种转换促使我开始去拜读WattsZimmerman的大作——《实证会计理论》。这是一本经典的英文教材,但我最早阅读的是中文版。这本教材主要讲解了EMH,CAPM,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竞争性假说,薪酬计划等问题。与其说这本书是教材,还不如说该书是一本论文的综述。个人感觉,作为一个会计研究生,这本书是不可不读的。当然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本书的中文译本的翻译比较生硬,有些句子艰涩难懂。而最近人大出版的英文原版则读起来会轻松很多。如果诸位愿意一堵此书风采的话,我建议诸位直接读原版。如果与WattsZimmerman于1990年在Accounting Review上所发表的十年回顾一同阅读,则效果会更好。尽管很多国内学者,尤其是老一辈学者并不认可,但是这的确是会计理论的一个进步。经济学,统计学等数理方法的引入,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会计研究的严谨性。

但是《实证会计理论》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该书并不适合没有研究经历的人阅读。因为这书的内容相对零散,而且写作风格类似于文献回顾,却不提供必要的理论链接。所以在读此书遇到困难之后,在我姐的指导下,我接触了另一本著名教材——《财务会计理论》。该书由加拿大滑铁卢大学William Scott所著,更新频繁,该书涉及了几乎所有的国际顶级期刊上的重要研究,并且用通俗而朴实的语言进行了诠释,而去掉了原论文中大量的数理模型和推论。尽管该书的立足点只是在于给本科生和不立志于做研究的学生提供理论的介绍,但是该书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视野和过度平台。唯一的缺憾是,该书的中文版翻译并不好,而国内却没有影印版。我手头的英文版则是通过大哥从新加坡国立图书馆复印而来。细读之下,感觉非常棒。英文原版可以从Amazon购得,但是价格非常贵。

先写这么多吧,等过几天再把其他的书补上来。水平有限,如有不实之处,还请多多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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